亘古怀念说史

我们都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这“一超”就是美国。但是这个格局在21世纪将会改变，形成两超多强的局面，中国就是那个即将成为另一超的国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复兴，我们只是在慢慢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罢了。在16世纪以前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各国得以寻找到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它们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在慢慢发展完善。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正处明朝中后期，一个王朝到了晚年内部矛盾一定十分尖锐，社会经济也极易产生危机，如果不进行改革可能随时会倾覆。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居正就在大明江山即将颠覆时应运而生了。

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从小就熟读圣贤书，聪颖过人，被称为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考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仅23岁的张居正就考中进士，可见其确实有真才实能。嘉靖帝驾崩后明穆宗朱载坖继位，张居正开始被重用。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在隆庆年间张居正最大的成就就是与高拱合谋促成隆庆和议，此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两百年的敌对状态，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自此以后到明朝灭亡前明朝和蒙古之间都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临终之际他委托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同年六月，内阁首辅高拱口无遮拦触怒了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早就对高拱不满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趁机向李太后进谗言，李太后就以“专权擅权”的罪名令高拱回原籍，张居正代替高拱担任内阁首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才能过人的张居正看到昔日强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了，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挽救日薄西山的明朝。

张居正深知明朝有五大隐患，分别是宗室对国家的负担过重、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官员行政效率低、军备涣散不堪以及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其中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国家矛盾的聚集点，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是国家没钱，改革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财政危机。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找到问题出现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土地兼并情况。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王朝后期表现突出，这是封建王朝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越来越穷。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王朝的兴起都是以均分天地开始，又以土地兼并结束。明朝中后期大量的民田都被宗室以及官僚地主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也是如此，大量民产被地主侵占，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皇亲国戚贵族官僚拥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占据土地后这帮人还利用自己的特权虚报田亩数来逃税。长此以往朝廷能收到的税赋就越来越少。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已经比明朝建国初少了一半了，而明朝又不收工商税，所以田赋占朝廷税收的大头，大量田地都集中到不需纳税的贵族手中了，纳税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自然会缩减。但是国家每年需要花费的钱财还在增多，皇室开支、军费支出、贪官贪污等都加重了明朝朝廷的财政危机。

造成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各地方人口流失严重，可控制的人口减少。这实际上也是土地兼并的后果。大量农民都没有土地可种了，为了生存要么就流亡荒野，要么就卖身作奴。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共有10654362户人，但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只有9638396万户人了，明朝中期人口是比明初多的，但是户数却减少了一百余万，这还不算不在户籍之上的流民。朝廷能控制得人口少了，很多土地就会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收也相应变得困难，加剧明朝的财政危机。

第三点原因就是明朝赋役制度不公，百姓负担太重。张居正改革前明朝的赋役制度沿用前朝，将赋税和徭役分开。赋税按照田亩数征收，徭役按照户丁数征收，乍一看很公平，但是实行起来还是有漏洞。那些官僚豪绅们仗着自己有优免定额的权力，运用各种手段来逃避赋役。如此一来繁重的赋役就都压到老百姓头上来了，以至于明朝中期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现象，赋役制度严重不公。

在以上三点原因的作用下，明朝的经济危机日益凸显，国穷民贫的情况也逼着已经成为内阁首辅掌握军政大权的张居正不得不改革。为了巩固统治，解决财政问题，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进行，但在改革财政之前必须先整顿吏治才行，否则就算收的赋税再多也会被贪官吞下。

整顿吏治

前文说到明朝五大隐患之一就是官员行政效率低，这一点张居正早已发现。自嘉靖以来，明政府的腐败程度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就非常严重了，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有很多，但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却十分低，这种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必须改革。但是这样改革势必会触及各级官员的利益，阻力很大。

那么该怎么让官员多做事，让行政效率高起来呢，张居正想到的办法是实行新的官员考核制度，即“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将考评和纠察相结合，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

挑选人才

为了解决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的问题，张居正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不拘泥于常规选人的方法，提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员，并根据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委以重任，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渐庵等人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追缴欠税

当张居正整顿完吏治后就可以开始经济方面的改革了，改革对象自然是以权谋私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绅。在改革之前官员们为了增加赋税，是让百姓进行平摊，根本不敢去问权贵要他们偷掉漏掉的税，很多地方豪绅都是有政治背景的，哪个官员敢拿他们开刀，恐怕税还没追回来，自己的乌纱帽就没了。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后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不能追缴欠税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严重者则要调离或撤职，以追回的田粮作评定政绩的标准。如此一来追缴欠税可能丢了乌纱帽，不追缴欠税肯定丢乌纱帽，官员们就不得不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权贵，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身上的负担。

清丈田地

追缴欠税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真正要改革的还是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的现状。这就需要从赋税制度上进行变革，清丈田地就成了变革的前提，只有搞清楚全国究竟有多少田地，才能从根本上改革赋税制度。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在福建进行清丈田地作为试点，得到闽人的称赞，于是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势必要将那些皇亲国戚、地方豪强以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良田全部查出来。尽管这过程中遇到一些权贵抵制，但大体上还算顺利。万历十年（1581年）全国清丈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查出了八十余万顷漏税的田地，并且在清丈田地的基础上明朝的鱼鳞图册也进行了重绘。

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继唐朝两税法之后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将赋税和徭役合二为一，有一种“摊丁入亩”的趋势。康熙帝实行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得百姓只需要交纳丁银即可，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方式，而且税银直接由官方征缴，不再经里甲、胥吏（明朝基层的办事人员）之手，百姓的赋税负担得以缓解。

随着清丈田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好转，国库也慢慢充盈起来。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政府再次强力起来，他也凭一己之力战胜了旧有的利益集团，让大明王朝焕发新生。

人亡政息，改革失败

万历十年（1582年）操劳过度的张居正病逝，仅仅四天后以雷士帧为首的七名言官就弹劾张居正生前推荐的潘晟，万历皇帝随即命令潘晟致仕，潘晟的下台表明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心中的已无地位。不久后张居正就被抄家，其宫秩也被削尽，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都被夺回。

半年后曾经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利益集团开始制造舆论，万历皇帝迫于舆论压力将张居正重用的一批官员全部罢免，并将曾经反对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整顿了吏治，还改革了税赋制度，解决了财政危机，从而缓解国家的内部矛盾，可以说是扶大厦于将倾。可惜的是此时的明朝已经立国二百余年，利益集团的势力过于庞大，张居正在世时还能压制住他们，一旦张居正逝世那么利益集团就会迅速东山再起，张居正改革的政绩也毁于一旦。既然张居正的改革失败了，那么明朝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风尘讲历史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进入内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神宗即位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也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在执政的十多年间，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的局面，协助小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居正及揽大政，登首辅，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十年来海内肃清。”——《明史纪事本末》“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一时治绩炳然。”——《明史纪事本末》

即便当时明王朝已经进入封建社会衰落时期，行将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极力阻碍这次改革。张居正还是在改革中能够针泛时弊，对症下药，始终抓住整顿吏治和改革财政两大关键，终于使明朝在各方面都大改旧观，出现了新的气象。虽然这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大明王朝，却也帮助大明王朝延长了起码数十年的国祚。

明代中期的社会危机

朱元璋自公元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以后，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又进入了稳定时期。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吸取了元代复灭的历史教训，锐意进行了整顿。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创立三整套封建统治的典章制度，制定了“大明律”和赋税法，巩固了封建统治制度和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社会的矛盾逐渐激化，明朝开始进入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而张居正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于明王朝全面出现的统治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

1、官风不正、吏治颓废

皇帝昏庸腐朽，嘉靖皇帝专事斋醮，二十年不理朝政；隆庆年间，首辅之争愈演愈烈，朝臣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吏治腐败，“官以赂计，罪以赂免，辇毂之下，贿赂公行，郡县之间，诛求无忌”；至万历年间，官风不正、吏治颓废、宗室骄恣等弊习已相当严重。“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朝廷对官吏考课不严，名实不核，“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而那些抱异才、卓卓可录者反而“槁项黄馘，以终其身”，得不到重用。

与官风不正相伴随的是吏治颓废。明中叶以后 , 国家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 诏令下到部院 , 很少认真执行 , 更无人核查。而宗室对上求亲献媚于皇帝 , 对下欺凌官府、压榨百姓

2、府库久虚、财政困难

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豪门匿产逃税，致使国家的税田大量减少，田赋收入急剧下降。如明初洪武年间，全国税由总额为八百五十万顷，到宣德以后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万顷，“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农民的赋役负担却有增无减。这种情流到嘉靖隆庆年间更为严重，有的农民田无一亩，却要交八十亩田的税；家只一丁，则要负担一百七八十丁的役。

另一方面，明朝的税源在日益减少，而开支却十倍于明初，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如嘉靖七年，太仓年入仅一百三十万两，而支出却达二百四十万两之多。究其原因，首先是主室宗藩傣禄骇人。明朝祖制规定：王室宗族的一切大都有岁禄；最高的一万石（封王），最低的也有二百石（乡君及仪宾）。最初明太祖有二十六子、十六女，巳经是一个很大数目，同时随着宗室日益繁衍，到嘉靖年间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自然把整个国家都吃穷了。

“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五百石。”——《万历会典》

再次，官僚薪体的开支，南北军费的支出，也十分庞大。如隆庆元年（1567年），尚书马森报告：“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岁支官军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岁抵算，仅足三月。”可见，此时明王朝的财政已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3、武备废弛、起义不断

此时的明王朝正处在腹背受敌的状态下，对外，东南沿海有倭寇的连年侵扰，北方有鞑靼俺答的屡次进犯，直逼京郊，大肆杀掠而去，京师竟至三次戒严；对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武装斗争的范围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四川云贵高原，直至东南沿海，广大的中原地区，乃至北京附近，还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武装起义的斗争。

以1509年-1512年中原地区刘六、刘七的农民大起义为例，这是明朝建国后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参于起义人数共达10余万人，斗争烽火漫延八省，三次打到北京附近，严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到万历时，明王朝已是国势衰颓，危机四伏，到了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之下不能挽的地步。

面对着哀鸿遍野，田地荒芜，税源无着的社会现实，地主阶级中除了那些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的顽固派以外，还有一部分务实派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明王朝的危亡趋势。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出发，为了拯救明王朝复灭的危机，他们积极要求整顿吏治，清除积弊，改革赋役，减轻苛敛，以缓和当时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张居正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在向穆宗上了疏的《陈六事疏》，提出了革新朝政、富国强兵的六条纲领性建议：

浅谈张居正改革

正是由于张居正对明朝所存的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在革新运动中能够采取针对性很强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1、整顿吏治

张居正革新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他将“核吏治”和“安民井”联系起来，把整顿吏治看作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把整顿吏治作为改革腐败政治的中心一环。整顿吏治遵循“综核名实”的四字方针，对于官吏的赏罚、选拔，着重考核其言行是否相符，一切以功实为准，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他提出的四项改革措施是：

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张居正强调“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难”，不受资历、毁誉、亲疏的影响，只要有真才实学，“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反之，没有军功，能力低下的，即便是皇亲贵戚，也决不滥封官职，轻授爵位。随后，他又颁行了“考成法”和“久任法”，认为官吏任命以后，应放手使用，不轻易调动。定期进行“考成”，考查公事的执行情况，配合“京察”对京官的定期考核，看他们是否称职，予以奖惩。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陈六事疏》

通过整顿吏治，社会变得比较安定，政治变得比较清明；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不论京官还是外官，

2、改革财政，开源节流

改革财政是张居正革新的重点。在改革中，他以开源节流作为指导思想，以达到增强国力，深固邦木，百姓安乐，家给人足的目的、扭转“国匮民穷”的局面。

①发展农业，农商互利

开发财源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张居正大力主持修建水利工程，荐举治河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改变了黄、淮两河潜运不通、经常决口的情况，使两河流域“田庐皆尽己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张居正还提出了农商互利的观点，强调农业和商业的宜相依存、互相促进，将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此，他提出应“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活跃城乡商品流通结合起来，使农商互利。

②抑制豪强，惩罚贪冒，清理逋赋，增加国库收入。

明代自嘉靖以来，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用种种手段勾结官府隐瞒田产，逃避赋税，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③丈量土地，清查隐占。

明中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人口大量逃亡，明初通过《鱼鳞图册》和《黄册》所建立的田赋和丁赋制遭到破坏。至嘉靖年间，“田赋弊孔百出”、“豪民有亩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日减”。若不革除这些弊病，不仅国家财政收入将大大减少，而直亩于赋役负、担产重不均，民不聊生，百姓愁苦，势必引起动乱。因此，自万历六年，张居正任用张学颜制订《会计录》和《价清丈条例》，颁行天下，并下令各级官吏必须严格执法，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并“严欺隐之律，“有自陈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

经过这次大清丈，田赋得到较彻底的整顿，赋税负担也比较合理，“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④改革税制，实行一条鞭法。

为了进一步革除赋役不均的弊病，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丈量土地、清查豪强隐田的基础上，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将一切赋税和摇役合并为一条，按征田亩数款征收银两。除特定一些地区仍征收米粮作为潜粮运送京师外，其他地区都不再征收米麦绢棉等卖物派遣差役，统征银两。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得宗室、豪富隐产瞒丁，逃避赋役就比较困难，贫苦农民“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限制了豪强地主，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朝廷收入也有了保证。同时把赋役合征，手续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加之，赋役征银，农民交纳银两就可以免去服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节省开支，足国保民。

与革除无益之征、减少淫侈之费，提倡俭朴，与民休息，也是张居正改革财政的重要一着。

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紧缩开支。

针对当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张居正采纳王国光的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裁革了许多司、府、州、县的佐贰杂职官员。据《国榷》记载，万历九年裁中央冗员419人，地方冗员902人，总计“汰冗员”达“什二、三”。

②整顿学校制度，禁止滥广学额。

明初规定府、州、县学的生员，膳食由官府供应，明中以后，学额滥增，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张居正对此进行改革，规定童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才能入学，宁缺勿滥；已入学的生员考试不只格罢黜为民，以制止“郡县入学太滥”的偏向，

③整伤边防，削减军费。

嘉靖以来，由于南北用兵，军费支出巨大。因此必须以“饬军政为急”，但张居正并不是以裁减军备来达到这一点，而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的策略，处理好民族关系，使边境无事，从而避免因战争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例如在北部宣、太地区，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他对俺答部所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化干戈为玉帛，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使蒙、汉两族人民长期和睦相处，通好互今市，相安无事。据《明史》记载：东起延东、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从此“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

④整顿驿递制度，减轻人民负担。

明代在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驿站有官吏管理。但驿站的车、马、驴扣船等交通工具都征自民间，马夫、船夫也派自民间。这本身对于对交通沿线的百姓来说就是一项苦差役。但到了明中期以后，驿站的条例日益放宽，几乎所有官吏及其亲属都可以随便乘驿传，乘车、乘船不花钱，有司则不胜其烦，百姓则不胜其苦，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一项扰民的苛役。对此，张居正规定凡官员非奉公差，不许使用驿站，各地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轻扰驿递，违者参究；州县不得借驿递科敛百姓，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均不得享受驿传等。通过严格执行这些规定，驿递供亿之繁大大减少。这样，原先为驿递准备的“钱粮”，因用不完而“积贮甚多”，“将来裕国足民，更不外索”

大明王朝最后的强心剂

张居正在他执政的十六年中，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带有一定的地主阶级的局现性，但是对当时日渐衰落的大明王朝也是打了一针强心剂，使其为之一振：

1、安定明王朝的政治局面

张居正执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当时腐朽透顶的吏治进行了一定的整顿。特别是他执行的“综核名实”的方针取得了成效

2、巩固封建经济，使其正常发展

张居正执政时期，吏治得到了一些改进，财政收入有了好转，国家的积累有所增长。太仓藏粟达一千三百万石，可支十年；国库存银也达六、七百万两。“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这些都说明张居正的改革，巩固了封建经济，使其正常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张居正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身份，使得其改革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对明王朝政权起到振敞起衰的作用，不过仍然在客观上使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得到正常发展。

3、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实行，将赋役折征银两，实行货币赋税，均平负担，货币流通范围扩一大，白银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革新。纳银代税的办法,农民就得到了较大的自由,有更多的可能转向其他生产部门，从客观上却起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促进货币经济发展的作用。

结语：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的保守势力是极其顽固的，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被顽固保守势力看作是洪水猛兽，加以破坏、阻挠和扼杀。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在他执政期间，经常遭受宦官、同僚，甚至门生故旧的交章弹劫，肆意攻击。幸好有神宗对张居正的信任，使他执政期间，坚持完成了一些革新。只可惜，居正一死，御史、给事中便竭力攻击，进行反扑，抄了张居正的家，子孙们发配到烟瘴之地，爵禄、浩命全都褫夺了。张居正毕生精力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也被陆续取消了。

从张居正改革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地主阶级日趋反动、腐朽，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行将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彻底的改革。张居正的努力，虽然暂时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但终究挽救不了明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

历史哆唻咪

张居正改革失败，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张居正刚去世没多长时间，万历皇帝就开始了对他的老师内阁首辅的清算：剥夺谥号，抄家，把张居正的儿子逼得自杀，有的去流放，只差开棺戮尸了！

问题来了，张居正的改革，实行考成法，让官员勤勉政事，不敢敷衍；实行一条鞭法，让国库充盈，避免了财政崩溃的危机；支持戚继光训练新军，军队战力大增，让蒙古军队偃旗息鼓。按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可以说张居正挽狂澜于既倒，是大明王朝的柱石，万历皇帝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得起呕心沥血辅佐自己的恩师。怎么老师尸骨未寒，就突然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呢？如果不是蓄谋已久，万历的极为反常的做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理解。

实际上，即使张居正不死，万历皇帝也一定会想办法拿下他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因为，明朝总从明太祖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废除了丞相这一职位，一切权利都有皇帝独揽，六部只是办事执行机构，这个制度代代相传。到了万万历当上皇帝的时候，他只有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怎么处理朝政？他和母后战战兢兢，只有依赖首辅张居正的忠心辅佐，才使明王朝这艘大船平稳前进。这个时候，他对首辅言听计从，即使外公因为军服以次充好被张居正申斥，他也表面上表示完全赞同。随着他一年年长大，肯定发现问题了：改革是不错，但是朝廷实权全部落在张首辅首里；秘密警察东厂的首领冯保是张首辅的政治盟友，对张的侦察监视形同虚设；国家最精锐的军队掌握在首辅爱将戚继光的手里。自己敢造次吗？万一张居正有不臣之心，自己的皇位还能保全吗？所以万历皇帝隐忍不发，反正自己比张居正小30多岁，时间优势在自己这一边。

好了，现在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的机会来了。他迫不及待地对老师进行清算：先是全国丈量田地的工作停下来了，全国有多少田地，还是一本糊涂账，一条鞭法无形中停止了；接着罢免冯保；考成法不了了之；戚继光嘛，免你不死，你离京城越远越好，去广东吧。

万历皇帝的真实想法是：改革是对国家好，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是，我大权旁落，等于是一个被架空的皇帝，皇权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不对了，这个两面派，伪君子，他罪在不赦！必须和他算总账。至于是江山社稷传之万代什么的，统统往后边去，皇权必须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一来，万历皇帝的皇权是稳定了，但是改革失败了：官场腐败恢复原样，内耗更加严重。因为土地兼并引起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戚继光训练的新军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军队改革停滞不前，再次导致边备松弛。换句话说，大明王朝失去了改变灭亡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几十年后，等到崇祯皇帝继位的时候，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复杂交织，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财政崩溃，无力回天，大明王朝只有走向灭亡。

聂安东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明朝灭亡的原因：

一，政治腐败。明朝后期，昏君迭出，奸臣当道，财政入不敷出，贪污横行，民不聊生。

二，军队建设落后，明初兵将兵离，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战斗力低下，克扣军饷之事时有发生，士兵厌战情绪强烈。将领不习兵事，生活腐化，纪律松散。良将屡遭迫害，武器虽然先进，却需耗巨资。难以普及。

三，农民起义不断，制约了明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

对清朝而言，

一，士气高昂，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起事，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积极性。全军一心，焉有不胜之理。

二，制度合理，清军八旗军政合一，组织严密，凝聚力强，

三，清朝先收服了蒙古和朝鲜，明朝失去了屏障。

四，清朝政权初建，政治清明，

五，三军将领和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

明朝灭亡，崇祯要负60%的责任，其他原因还有天灾，李自成的策略初期很好，清朝太强而且最后决定入关，早期清朝是不准备入关的。

一个强大的政权一般都不会因为外部矛盾而灭亡，一般都是内部已经虚弱不堪，才会被从外部攻破的。

明朝灭亡的首祸是宦官和党争，辽东与后金战争的失败，屡屡给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机会，与其说是军事失败，不如说是政治失败。

歷历时空

我是【历史介绍者】，我来回答。

张居正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万历皇帝，但由于封建官僚的优先且唯一的服务对象是皇帝的历史局限性，而并未也不可能深刻认识到农民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基础。虽然改革出现了万历新政的新气象，暂时延长了明朝的灭亡时间，但农民阶级的利益被严重剥削，最终都无法阻挡明朝灭亡的必然结果。

• 张居正雕像
  

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全国土地改革实行统一标准，采取“一刀切”的老办法，并未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改革让明朝管理体系获得巨大收益，但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却是无尽的灾难，尤其对西部少地地区。

• 一条鞭法实施区域图
  

张居正改革为了限制各地人口减少，他采取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办法，对于那些少地缺粮的农民而言，现有土地根本无法供养家人，造成晚明大量流民。但是统治阶级并未认识到造成流民的真正原因，还不断派兵镇压。最终导致明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尤其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规模最大、影响最大。

• 明末农民军起义领袖李自成
  

所以张居正改革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虽然明朝还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关键是改革的主要受益对象，如果仅仅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利益，不顾底层人民的生死，在成功的改革都必然带来社会动荡，国家灭亡。

历史介绍者

张居正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大力进行改革之外，还对府学，州学及县学进行了整顿，核减了生员，整顿了提学官与儒学教官。还整肃了驿递制度，制定了驿站条例，限制了用驿的范围，降低了供给的标准，节省了开支。

张居正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通过改革，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也初步实现了以法治国，使得“法之必行”“言之必效”，风气为之一变。经济上，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这也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大明有底气面对战争。

没有制约的权力让张居正行事越发放纵，在选拔任用官员方面，已不再唯才是举，而多是依据自己的爱好与憎恶来罢免或提升，真是顺之则升，逆之则贬，因而贿赂的情形时时发生。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也都在科举考试中列为上等。连一个仆隶出身的游七也出钱买了官职，而且还十分张扬。他依靠张居正，竟然被列入士大夫之中。这样的为所欲为，使不少人很厌恶张居正。

公元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万历皇帝为他停止了上朝，并且下诏追赠张居正上柱国的称号，谥为“文忠”。言官们趁机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揭发他专擅朝政，作威作福，排斥异己，任用私人等等。皇帝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他原有的官爵和封号，剥夺了他生前所赐的玺书、四代诰命。在这种形势下，他的长子被迫自杀，其他家属或饿死或被流放，连张居正自己也险遭开棺鞭尸。一代威权的首辅、太师竟是以如此的悲剧结束。张居正开创的大好局面也随之垮台。大明也渐渐日薄西山。

历史研究课

公元16世纪，当欧洲各国通过航海大发现，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扩张实力、掠夺财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历经两百年发展的明王朝，面对国内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随时有着被倾覆的可能。

1572年，当十岁的神宗皇帝被张居正扶上皇帝的宝座时，看着懵懂的万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全力支持的张居正，希望通过一次改革力挽狂澜，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态势，张居正有着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但他却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实力，为他的改革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困顿的明王朝

张居正这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军户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声名远播，10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时期就颇受信任，穆宗死后，委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此时，担任内阁首府，首握要权的张继正非常清楚，他面前这个看似庞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只在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无可用之人才；

3.官员考核无据；

4.军备涣散不堪；

5.财政入不敷出。

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家赋税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

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中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一般他们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在上述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这时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振兴国家财政，决定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力图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在这之前，他需要先整顿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自嘉靖以来，政府的腐败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极为严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充塞这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极为低下。张居正很清楚要解决这种运转不灵，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势必会触动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顿吏治刻不容缓，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经济改革“一条鞭法”才能真正的实行。为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即开始实行“考成法”。“抚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审批监督系统，层层制约，随时考成，极大的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当时，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他都强调要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谋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进行全部裁撤。同时，他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打破常规，选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委任重要职务。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渐庵等各方面的人才，为张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理逋赋，追缴欠税

当政治领域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居正开始深入到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僚和豪绅地主势力。当时明朝官员为增加赋税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进行摊派，而不敢向权贵追缴他们偷逃的欠税，因为这些豪强权贵无一不是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对他们追缴欠税，往往税还未追到，乌纱帽就已丢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张居正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

清丈田地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要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被纠正后，张居正将甘洋、海瑞等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将赋役进行合并，把徭役摊入田亩中与赋税、土贡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银，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赋役征收方式，并规定了税银有官方征缴，杜绝了里甲、胥吏对百姓的盘剥，显著的缓解了百姓的负担。

改革成功，万历新政起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换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剧收场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之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最为凄惨的是，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不是自尽就是被发配从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关在室内活活饿死。

结语

张居正改革，即整顿了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又缓和了明朝的内部矛盾，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时的明朝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即使张居正在一时获得了改革的强权，但由于其改革过于刚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触动了众多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而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权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明王朝续了命，但是只要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终究只有失败的可能，而明王朝的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历史的影像

1. 一个朝代的灭亡一定是多种因素，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朝也一样
   

2. 张居正的改革是要给大明朝止血，但是积重难返

3.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是被时代淘汰的

4. 明朝的制度催生腐败，政府收不上来税，国库无钱，内忧外困逐渐衰落

5.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强行给明朝续命，就像晚清的改革一样

好好向上天天学习

自朱重八废掉相权以来，后面每个皇帝都不得招揽政治盟友（首辅和太监）和庞大的文官集团斗争，张居正是个例外，他的改革很难界定政治利益，既威胁了皇权也动了官僚的奶酪，说明他是有坚定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实际效果也不错，延缓了帝国的崩溃，但人一死局面立马翻转，利益被损害的皇权和文官集团合力把他清算了。

万历最开始也是有为青年，并没有把张居正的改革全废掉，只不过换了个包装，然后就尝到了文官集团的厉害，别说改革了，连私生活都被拿到台面上狠批，自己就是尊透明牌坊，一气之下放弃斗争罢工了，你们爱咋滴咋滴吧。

张居正改革注定失败，明亡也非亡于万历，当政府财政收支矛盾不可调和皇权信用透支而日渐式微时，帝国便开始步入死亡通道。

闲渡老马儿

张居正的改革半道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大明朝的灭亡时间，但随着万历皇帝的无情清算，万历改革的措施全部推翻，使得原有的矛盾更加复杂，加速了大明的灭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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