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以言志，音乃心聲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嚴重的亡國危機喚醒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民族意識，此前民國社會上盛行的靡靡之音和充滿小布爾喬亞情調的作品，很快被呼喚救亡的創作所壓倒。在詩詞、電影和歌曲中，要求抗戰的激情吶喊成為主旋律。
1935年，電影《風雲兒女》在國內上演。當時國民黨政府因害怕友邦驚詫影響“睦鄰”，審查片子時只許含糊地提出“打倒敵人”而不能直呼日本之國名，然而《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卻明白地向百萬觀眾說明了內含的寓意。後來人們或許記不清電影的情節，但《義勇軍進行曲》卻刻骨銘心，並在中華大地上廣為傳首歌在戰爭中還流傳到其他反法西斯盟國。美國國務院在聯合國慶祝勝利日安排演奏的各國音樂中，也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國的代表曲目。新中國成立後，這首歌又成為激勵全國人民繼續奮進的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曲作者聶耳都是共產黨員。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雲兒女》，並寫了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於發現國民黨特務來追捕，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菸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後就被抓進監獄。夏衍將歌詞交給聶耳，這位年僅24歲的音樂家，帶著滿腔激憤用2天便譜寫了初稿。為了躲避當局追捕，聶耳於1935年4月中旬啟程去蘇聯。途經敵國日本時，他又深切感受到軍國主義分子的磨刀霍霍，這更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最終完成譜曲並寄回國內。在譜曲過程中，聶耳將田漢的原詞做了修改，把“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又根據旋律的需要在詞尾之後加上了“前進，進！"。
1937年7月7日，日軍向守衛盧溝橋的國民黨軍第29軍進攻，國內文藝工作者迅速創作出批鼓動抗敵的作品。七七事變3天后，音樂家麥新便創作出著名的《大刀進行曲》。隨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聲，便響徹在全國軍民之中。
當時的電影工作者也為抗戰奔走，拍下了新聞紀錄片《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
《空軍戰績》《盧溝橋事變》《華北是我們的》和故事片《中華兒女》《風雪太行山》等。這些影片還為抗日歌曲插上了傳播的翅膀，《風雪太行山》中由冼星海譜曲的《在太行山上》便成了著名抗日歌曲流傳全國，併成為永世不朽的名作。
文人志士，空前團結
在舊中國，文人相輕是歷來的傳統，藝術界門戶之見和流派衝突更是勢同水火。抗戰開始後，民族危亡使不甘做亡國奴的文藝工作者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大家一致為救亡而努力工作。
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首席代表、國民政府委任的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為促進當時文藝界的團結發揮了重大作用。1937年末，他來到武漢，很快將來自上海、平津和東北等地的大批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一部分輸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其餘則組織成浩浩蕩蕩的抗日文藝大軍。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武漢，名譽理事中包括國共兩黨要人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等。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風、田漢、丁玲、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郁達夫、朱光潛等45位文壇巨擘或青年才俊的名字，也赫然出現在理事的名單中。這一組織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文藝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結成了最廣泛的統戰線。在延安也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其下屬組織以西北戰地服務團、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名氣最大。
在國統區，文豪郭沫若直接領導著文藝抗敵活動，影響最大的又是演劇隊活動。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血祭上海）《臺兒莊》（八百壯士》等劇目，一時成為鼓舞軍民鬥志的主要代表作。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統區政治氣氛趨於沉悶。當局對文藝作品進行種種無理審查，作品中出現“祖國”“人民”都被強令改為“國家”“國民”。有些藝術家便另闢蹊徑，借古諷今。如作家歐陽予倩將《桃花扇》傳奇改編為新戲劇，暗諷上層人士的民族氣節不如秦淮歌女。皖南事變後，郭沫若從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連寫6部歷史劇，以劇中人的口氣痛斥賣國奸臣陷害忠良。
在革命聖地延安，儘管連一架鋼琴都沒有，仍然有來自海內外的大批知識分子奔赴這裡。1939年3月，詞作家光末然、音樂家冼星海合作推出了《黃河大合唱》，堪稱一部民族史詩。這一合唱的旋律中澎湃的戰鬥情緒，如同黃河的滾滾流水和起伏的波濤，眾多的於部和學生們正是唱著“風在吼，馬在叫”，離開延安走向了抗日戰爭的最前線。
迴歸民眾
1942年5月毛澤東在瞭解了文藝界的情況後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要求作家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從而為創作指明瞭正確方向在條件艱苦的各解放區，詩人們走向民間，以短小精悍的街頭詩和朗誦詩作為鼓動群眾的有力武器。當時的口號是：“不要讓鄉村的一堵牆、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著。”在各種群眾集會上，都散發紅紅綠綠的詩傳單，對敵展開政治攻勢中也常用詩傳單形式製成宣傳品在農村根據地，抗日文藝工作者還根據群眾的欣賞習慣，創作了不少受老百姓歡迎的通俗劇目，《白毛女》便是其中一個代表作。
魯迅藝術學院在改良舊秧歌時剔除了男女調情成分，創作出了《兄妹開荒》等號召人們開荒生產、支援前線的作品，當時華山在《雞毛信》中塑造的放羊娃海娃，管樺在《雨來沒有死》中塑造的雨來方冰作詞的《歌唱英雄王二小》中的王二小，都是抗日小英雄的形象，他們栩栩如生的性格表現，至今為人們耳熟能詳。
紛飛的戰火中，文藝界獻給民族解放祭壇的不僅是吶喊，還有鮮血和生命。參加過上海“八一三”抗戰的名記者丘東平便在1941年日軍進攻蘇北根據地時為掩護學生撤退而獻出了生命。還有蔣弼、高詠、蒲風、陸蠡陳輝、郁達夫等文藝界知名人士或犧牲在抗戰前線，或被日寇殘殺於它鄉。
抗戰時期，面對大眾的嗟嘆、目睹國土的淪喪，有血性的文藝家們同全國4億同胞一同奮起，拿起了手中筆，彈起了懷中琴，鼓起了響亮的喉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是近代中國文藝創作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正是抗戰的激情催動著國內藝術家們投身於救亡鬥爭，從而譜寫出時代的最強音！在中國近現代文藝史冊上寫下了前所未有的輝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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