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和朝鲜一直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往来。在这不断的交流沟通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开始逐渐传入朝鲜半岛，并对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儒家文化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明朝绝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一、明朝建立之初，中原大地百废待兴，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国内休养生息争取时间，朱元璋对外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朝鲜王朝则采取事明政策，两国由此确立宗藩关系，从而为明朝儒学典籍在朝鲜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自汉唐以来，中原王朝便以儒家思想作为实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采取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明朝不仅继承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更将这一政策对维系中外友好关系的作用发挥到了新的顶点，树立了明朝的大国形象，形成了众国来朝的局面。
明朝建立初期之所以实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经过元末社会的动荡，明初百废待兴，既要消灭蒙元残余势力从而完成国家统一，又要恢复经过战争摧毁的封建经济。
因此，巩固封建政权统治、实现国富民强成为明朝廷的首要任务。也正因如此，明朝必须舍弃故元以往采取的威服天下的对外政策，转而实行以德服邻、重邻倚邻的对外策略，争取创立一个有利于明朝自身恢复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
明太祖实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仅为明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更为明朝之后的对外活动奠定了和平友好的基调。为了告诫后世子孙，太祖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写入《皇明祖训》。
而其后的各代皇帝也大都遵循这一政策，尤其是成祖时期六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将明朝的声威远播到亚非三十余国家和地区，推动了明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使中外友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顶峰。
早在中国古代的尧、舜统治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外族或者其他部落的首领前来朝贡的传统。在未完成统-的中国古代.相对强盛的中原邦族往往在排除军事手段之余，采用使小邦宾服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和保持相对强盛的优势。
古语有云：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中国在处理与邻邦的关系时，这种主张“札”与和“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而中朝“朝贡“关系，则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反映。
发展到明朝时期，“朝贡”关系达到顶峰。明朝是崇尚“平和”与“礼治”的，因此作为强大帝国和兼而具备远超本国先进文化的明朝，对当时的朝鲜王朝具有基大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儒学在朝鲜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明朝从1368年朱元璋建国，到1644年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而宣告灭亡，一共存续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近三百年间里，朝鲜虽然独立建国，但它作为中国的属国，同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中国的儒学对朝鲜的文化也一直起着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儒学文化已经成为朝鲜的文化主体。
二、早在百济时期，儒学文化就已经开始传入朝鲜半岛了，但直到高丽末期，朝鲜统治者才开始逐渐重视儒家文化，而到了李氏朝鲜时期，儒学才彻底成为朝鲜国内的主流文化
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儒学典籍交流渊源已久。早在公元248年，百济便成为中日儒学典籍交流的中转站，由此可见古代中朝儒学典籍交流更早于此。
历代以来，朝鲜半岛获得中原王朝儒学典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赐”、购买等方式，朝鲜王朝时期也沿袭这些途径，主要分为明朝赐书和朝鲜王朝购书两种。
赐书是指中原王朝单方面将书籍作为礼品赐予朝鲜半岛，它是明朝书籍传入朝鲜最基本的途径。明朝在朝鲜王朝每年朝贡之时，特别是明朝新帝登基或朝鲜新王即位时，明朝会主动赐予朝鲜书籍。
此外，朝鲜王朝在朝贡的时候，也会向明朝提出求赐书籍的请求，明成祖就曾称赞道：
“知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
因此，赐书作为一种官方形式，又可细分为明朝主动赐书和朝鲜请求赐书两种。
明朝时期与朝鲜王朝的书籍交流热再次兴起，无论是在规模、种类、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往历朝各代，其中儒学典籍是书籍交流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明朝儒学典籍大量向朝鲜传播，成为了这一时期书籍交流的特点。
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朝鲜王朝对明朝儒学典籍的需求。
朝鲜王朝鉴于高丽末期崇佛带来的统治弊端，其国祚初始便确立以儒立国的统治理念，将儒学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重视以儒学文化的纲常伦理来规范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故对高丽末期引入的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崇儒理念也就贯穿了朝鲜始终。
不过儒学在朝鲜传播的漫长历程中，李氏王朝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朝鲜到了李氏王朝统治时儒教政治成为儒学的基本理念，礼治主义也成为了治国原则。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原因有二，其一便是高丽末期盲目崇佛所带来的惨痛教训。
其二便是李氏朝鲜在对外政策中标榜“事大”原则，为了与明朝建立更深厚的外交关系，李氏王朝不得不全面提倡儒教的政治理念井主张”抑佛扬儒“的政策用儒家“忠、信、仁、义、礼、智”的理念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以此获得明朝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对于儒学传入朝鲜一事，朝鲜统治者也是乐见其成的！
三、由于高丽后期盲目崇佛导致国家动荡的惨痛教训，李氏朝鲜开始以儒家文化治理朝鲜，此举不仅维护了李氏政权的稳定也促进了朝鲜与明朝的邦交，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也因此彻底融入朝鲜人民的文化基因中
明初采取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积极遣使四方，与高丽在内的周边各国确立了宗藩关系。然而由于残元势力的存在，高丽始终在亲元与亲明之间徘徊不定。
然而高丽末期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其所推崇的佛家思想不仅不能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而且作为佛教代言人的僧侣在封建特权的腐蚀下逐渐退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压迫者，整个朝鲜半岛都因此而怨声载道。
迫于形势，朝鲜国内一些士大夫便开始极力引入和普及中国的程朱理学思想，以此来批判佛学，进而挽救国家危亡。然而作为新思想的程朱理学此时明显式微，完全不能阻止高丽的颓势，在恭让王四年(1392年)，李成桂驱逐恭让王而自立为王，李氏朝鲜王朝建立。
鉴于高丽末期统治的弊端以及为朝鲜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朝鲜王朝自建立后便以程朱理学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以儒学为立国根本的理念，重视以儒学文化的纲常伦理来规范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在统治者的排斥与限制下，朝鲜佛教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也更加无力挑战儒学的官方学术地位。而且由于受儒学影响，李氏朝鲜王朝在有明一代都采取亲明的国策，从而取得了明朝的信任和支持，两国的宗藩关系由此确立并不断得以巩固发展，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友好。
尝到好处的李氏朝鲜统治者由此更加重视儒学文化，再度加大对儒家文化的普及力度。因此，儒家文化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整个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并且深入朝鲜半岛贵族于平民的文化基因之中。
此后的时间里，儒家文化在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方面又发挥了不小的正面影响，由此，不只是李氏朝鲜的统治者，即便是受惠于封建制度的朝鲜贵族和普通平民都开始自发维护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彻底在朝鲜半岛扎下了根。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底蕴，更让李氏朝鲜政权更加稳固地矗立在朝鲜半岛上。
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传入有利于李氏朝鲜与大明王朝之间建立了稳定和睦的邦交关系，不仅维护了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式也加深了朝鲜与中原的政治互信与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皇明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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