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诏安。两任县令相继完成的一本书，现珍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近日，笔者在校对民国版《诏安县志》时，因穷究一位人物的史实而发现了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段佳话：在诏安，两任县令，先后完成一本书的撰著和修订，并刊刻出版。现在，这本书尚珍藏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上班得空，我都会打开民国版《诏安县志》打字稿，照着原件做仔细校对。卷十六是《艺文志》上卷，进行到《邑侯黄公重建丹诏城隍庙碑记》一文，作者林日瑞。我知道，这篇文字在万历年间重建城隍庙的时候，被刻成碑记镶嵌在城隍庙左侧壁间，至今仍在。只是碑刻上有些文字已漶漫不清，在现场我试过几次都没能顺利读将下来，很是遗憾。现在这篇文字清清楚楚在这，我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孔网稀见】1912（明治45年）（明）黄元立著《字考正误》石印本1册全！”
这是孔夫子旧书网的信息。这个黄元立跟我们的邑侯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相同的信息还有一个“明”字，还不能确定就是万历年间。
我又把这本书的信息键入搜索。出来的基本是同一个条目：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目录：字考不分卷 【明】夏宏撰 黄元立续订”
“字考.明·夏宏撰 黄元立续订.万历四十五年刊本 ”
因时常翻阅诏安县志，对夏宏这个名字便不陌生。刚刚校对过的民国版《诏安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中，明朝诏安著名乡绅，进士沈鈇撰写的《夏车两侯合创悬锺文祠祀典碑记》、《游六峒丈量学田记》和《新创石桥东岸学税记》，记叙的分别是诏安邑侯夏宏与车登云合创悬锺朱文公祠；夏侯督请沈鈇（介庵）率人马前往六峒丈量解决学田事宜以及夏侯创学税解决县学生员读书考试膏火供应等事。是万历年间颇有政声的一位诏安县令，康熙辛未版《诏安县志》有传[1]。如果不是同名同姓另有其人的话，夏宏和黄元立就是两位都在诏安任职过的县令。难道是夏侯撰写初稿，黄侯续订？还是，他们在其他地方任职的时候有过合作？那么，我得先了解清楚他们两位在诏安任职的时间再作判断。
康熙辛未年修订的《诏安县志》第九卷《职官志》清楚地记载有明朝万历年知县名录，其中有：
▲夏宏，海阳人。举人，二十三年任。（宽严得法，远近倾心。有传）
▲黄元立，六安人。举人，四十一年任（重修学宫明伦堂）
这个信息让我大为兴奋。但这仅仅是推测，关于彼夏宏是不是此夏宏，彼黄元立是不是此黄元立，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怎样的交接，我还需要找到更明确的史料证据。
很快就找到了。
在一个线上开放电子图书馆“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中，瑞雪找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字考》一书的书影。让我惊喜的是，这本书的序竟是黄公的亲笔手书。只第二页的第一行字，就把我的推测完全证实了。
▲图/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 《字考》序
字考引：夫人有读书不识字者，非独其行背也。盖亦有侔袭于点画、形象、声音诵读之间，究与认蟆为马，揣籥為月之相埒也。希不令倉頡之鬼咲人矣。余于此道雅有其志而未逮，治诏得前令一书，洋洋洒洒，至明且備，而于写、读、疑似三考误一帙，尤为精覈，简易之可法可传。惟是原板已藏名山，遗篇不落人世。总同文之化而抱独知之契，谓何哉。则为授之梓以续其传，亦欲与天下共耀光明，无从与认蟆揣籥在同类而为仓颉之鬼揶揄也。蓼人黄元立手书。万历丁巳孟冬之吉。
大约是说：黄公对于文字的使用向来颇有考究，他认为用错、写错或念错了字，是很不堪的事情，仓颉的鬼魂都会笑话的。来诏安任知县后，得到前任县令撰写的一册书，洋洋洒洒，明晰而且完备，对字的写、读、疑似三方面的考误很是细致精到。黄公认为，（这样的书，应该让它）汇入大统文化之中，不应该只有自己知道。若把它刊刻流通出去，对于后人读书写字和用字将具有很好的借鉴指导作用。等于这本书可以类同我们现在的汉语字典一样。但可惜这本书的原板已经不见了，所以，黄公决定把它再做修订，并让人刊刻出版，以传后世。
落款万历丁巳，正是万历45年。
我们还查找到本书后面的一篇跋，信息更清楚了：
▲图/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 《字考》跋
字考跋：是考之刻，盖与权黄先生得之前政，善刀而藏之也。余特请以公同志，缘尝周旋于六陽何先生。何先生固娴六韵者，时为诗文柬劄，有一字点画之疑必考订真确，而后发之曰：一画之讹，即非本字，字义失而文义并失。识者绝倒矣！余领其说，亦窃有志未逮。得是考，不觉跃然。盖幸以何先生之教收黄先生之功。且幸以两先生之所明开天下之所蔽，此又余所寿剞劂之意也。蓼后学高扬振乾甫跋。万历丁巳孟冬书于丹诏独知堂
题跋的人是高扬振乾。他和跋中提到的何先生是何许人，我们已无从了知。但显然他们也都是娴六韵，工字考之“同志者”。所以，欲“以两先生之所明开天下之所蔽”，是高扬振乾刊刻此书的心愿。
撰写这篇跋的地点是“丹诏独知堂”，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做了最精准的定位。至此，故事的时间、人物与地点均已明晰。
我又想起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到的那本书，是同一本吗？名字略有出入，但应是同一类书。孔夫子网标明出书时间是民国元年（1912），如果是同一本，那就是民国期间重刊的了。我们又找到这本刊于民国元年的书的书影，确认是同一本书，只是在黄公的手书序言之前，又增加一篇重刊序言。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得知，有一个叫长谷川良察的日本人，他自称是个“嗜字学”的人，觉得自己多年对文字的深思推穷，颇有所得。他有一天看到这本《字考》时，发现还是有不少的错误之处（与六书相违），觉得初学者若只凭据这一本书，会有偏差。于是，他参考了《说文解字》及历代先贤的著述，对这本书进行了部分的改正。之后这本被标注了片假名注音，并在正文上方标注了正误文字的《字考》被改名为《字考正误》，于明治四十五年，也就是民国元年（1912年）重新出版。森庆造校订，渡边为藏出版，民友社印刷发行。
可惜我不懂日文，无法考证一位日本人能对两位中国举人的关于中国文字的著述做怎样的修改，个中水准与对错，还有待有识之士再做研究。但我想他既是沿用原版原文，再在原文的边上标注片假名注音，用意很是清楚，他希望这本书可以做为日本国民学习中文的范本，或者是教科书。
去岁我们刚刚撰文相告，明朝诏安人吴朴撰著，现珍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手抄本经由中华书局的努力而得以照原件影印出版。今天我们又发现了一本由明朝万历年间诏安两任县令撰著续订，并在诏安刊刻成书的古籍善本，今天仍好好地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那么这一本，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重回故乡呢？
[1]康熙辛未《诏安县志》夏宏传：
诏安县图书馆
享受生命，与书同行。
文章已于2018-06-0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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