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曆十四年，唐德宗即位，希望改變肅、代以來疲弱、因循的政治形態，有所作為，因此頗有“中興之象”。德宗執政之初，採取相對務實的內外政策。楊炎被任命為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方面大力推行兩稅法，改善財政；另一方面繼續強化京西北防務，以對抗強大的吐蕃。
安史之亂後，募兵制徹底取代了府兵制，要讓這些“驕兵悍將”進入指定戰場作戰，唐王朝需要承擔巨大的經濟負擔。募兵是職業士兵，需要“仰縑廩，養父母妻子”，因此唐廷不僅要供養兵士，也要為士兵家屬提供生活資料。為了激勵募兵的士氣，除了正常的軍費開支以外，唐廷還時常要提供賞賜，“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才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因此，和府兵制不同，安史之亂後唐廷要發動戰爭，需要鉅額軍費開支。
自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就對藩鎮武裝極為忌憚，即使是對守衛西北“藩籬”的京西北邊鎮，也同樣不信任。為了確保唐王朝的軍事安全，唐廷從代宗朝就開始組建直接隸屬唐廷的神策軍，並以此壓制京西北邊鎮。建中削藩戰爭中，德宗就以兵力有限的神策軍作為主力，制約邊鎮，並享有政治和經濟上巨大的特權，這進一步激化了削藩戰場神策軍和京西北邊鎮之間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下，唐廷與京西北邊鎮之一的涇原軍矛盾的激化，導致了“涇原兵變”的發生，則直接中斷了削藩戰爭。
事實上，唐代的“藩鎮”作為一種地方政權，不僅掌握政權和財權，而且擁有獨立的軍事力量。安史之亂後，不管是“聽命”唐廷的藩鎮，還是“拒命”藩鎮，都具備割據的基礎和可能。“聽命”還是“拒命”唐廷往往取決於藩鎮自身的政治、經濟實力、割據傳統、外部軍事、政治環境，以及節度使的個人品質等。但是，假如唐廷要動搖“藩鎮體制”本身，那麼任何藩鎮都將轉向唐廷的對立面。因此，“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才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這也是唐廷無法解決藩鎮問題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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