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東西長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寬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舊唐書》卷三八)。統治者為了對遼闊的疆域實現有效統治，防止外敵入侵，其中，驛傳制度建立的更為嚴密和完善，樹立起新的制度典範。較之於前代，唐代驛館的數量有了較大的擴充。韓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途中見寄》中寫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用“魚鱗”來形容唐代驛站的數目繁多。
貞觀十九年，唐太宗"恃其英武徵遼，嘗過此山"，曾"駐蹕其下，聞雉啼而命曰雞鳴"。原名磨笄(jī)山，改為雞鳴山；原名靠山堡，改為雞鳴堡。《明·一統志》記載，唐太宗北伐至山聞雞鳴，因名雞鳴山。明朝著名詩人葉盛（1420-1474）撰寫的筆記《水東日記》記載：唐貞觀年間，東突厥犯中原，邊民不得安寧，太宗李世民親征，駐蹕此山，夜聞山上有雞鳴聲，故稱雞鳴山。雞鳴山頂存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一通古碑，碑文中有：“唐太宗駐蹕其下，聞雉啼而命曰雞鳴”，即是說雞鳴山為唐太宗所命名。
唐朝貞觀年間，張家口一帶處於與北方少數民族毗鄰的境界，經常遭到突厥的侵擾。630年（貞觀四年），唐太宗李世民令李靖、大將尉遲恭從長安出師塞北，經過雞鳴山下，出擊突厥，大獲全勝。
唐太宗令大將尉遲恭和張士貴在雞鳴山東麓的靠山堡的基礎上擴建新城堡，設立驛站，屯兵守關，稱“雞鳴堡”；在西60裡的宣化修建城堡，設立驛站，稱“雄武”；在雞鳴山東60裡的土木也建堡設驛，稱“統幕堡”。
唐朝有驛有傳，驛是日行六驛，180裡左右；傳是日行四驛，120裡左右。最快的是赦書，因為牽涉人命，日行十驛。
驛夫又稱驛丁。根據不同的驛站等級，驛丁的配備數目不同。最大的驛稱為都亭驛，是國都所在的驛站，每驛配驛夫25 人。各道陸驛分為六等：第一等驛配驛夫20 人，二等驛配驛夫15 人，三等以下遞減，最後的第六等驛為驛夫2至3人。當時的雞鳴堡是一個新建的城堡，兼有守關職責，最低也應是二等驛站。
唐朝，郵遞效率非常之高，在寬敞的驛路上，則是：“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據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經發出，兩個月內便可推行全國。
雞鳴驛在唐朝屬內地。在宋朝是邊境。因此，雞鳴驛的郵驛和烽火臺在“邊境”與“內地”的交替中，都發揮著傳遞緊急軍情和重要公文的作用，而居住地的老百姓卻是頗遭戰亂之苦，飄移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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