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至北京城，崇禎皇帝走投無路，最終選擇了自盡。臨死前，陪在他身邊的，也只有那個忠心的太監王承恩。崇禎死前留下“血書”給李自成：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大意就是說自己被臣下誤導，斷送了大明江山，沒臉見列祖列宗於九泉之下，故而才摘去皇冠、長髮遮臉，飲恨而終。最後他還懇請李自成不要傷害百姓。寥寥數語，卻飽含了無盡的淒涼和滄桑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其實，崇禎在繼位之初還是有諸多優勢的：
性格方面
他年輕、果敢，而且心機縝密，能誘使魏忠賢扶他上位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且還能在魏忠賢的眼皮底下發展起自己的勢力，更是讓人驚歎不已。單從這些來看的話，崇禎確實具備了一位好皇帝所應該擁有的魅力；
內政方面
崇禎皇帝也曾懷有無限夢想，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重振萎靡的大明王朝，因此，他一上任就用雷霆手段扳倒了天怒人怨的魏忠賢及其“閹黨”。這既表明了自己的姿態，又在向所有勢力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對局勢的掌控，或者說，這就是一種示威和警示——魏忠賢我都扳的倒，更何況其他人？
扳倒魏忠賢，確實為崇禎加分不少，一時間，甚至還出現了“中興之君”的美譽。然而，遺憾的是，崇禎的一生好像也只有“扳倒閹黨”算是一個亮點，除此之外，還真沒有拿得出手的政績；
外患方面
崇禎時期的外患主要來源於兩個方向：倭寇和後金。其他諸如越南、朝鮮等國家，由於常年的藩屬國關係，已經對中原王朝產生了依賴，不會輕易背叛，就像朝鮮，在明朝制約後金發展上還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倭寇在當時已經得到遏制，雖然偶有騷擾，但已經形不成什麼氣候；而後金，前有袁崇煥、後有毛文龍，一時間也無法對大明形成直接威脅；
崇禎初期，“內憂外患”的勢頭沒有繼續蔓延，這給了崇禎充足的時間來對現行的國家政策進行調整和變革，但是，急於求成的他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或者說，他雖然看到了這個契機，卻走錯了方向。
崇禎的失誤主要歸咎為以下三點：
錯誤一：急於扳倒魏忠賢
扳倒魏忠賢對新登基的崇禎皇帝來說意義重大，不僅是自己能力的一種體現，更是重新確立了皇權的威嚴、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在清理“閹黨”之前，崇禎卻忽視了其餘勢力的存在
“閹黨”在魏忠賢的統帥下大權獨攬、胡作非為，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人們卻沒有想過，“閹黨”究竟代表著誰？魏忠賢嗎？不，“閹黨”代表的其實是皇權。傳統意義上，能代表皇權的人只有三種：皇帝、太子和皇后！歷史也證明，但凡是和皇權過不去的大臣，往往都沒有什麼好結果，“東林黨”也不例外。
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時，對朝事厭倦，群臣之間開始拉幫結派，他們以過激驚人的言論為時尚，借國本之爭，指斥宮禁。宰輔大臣被言官彈劾攻擊，常常被迫稱病引退。吏部尚書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政治上受到迫害的那些士大夫多依從他，“東林黨”就此產生。後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發生，政局不穩，“東林黨”開始逐漸成為舞臺上的主角。
“東林黨”在成立之初是嚴禁討論國家政務的，而且對於書院人員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後來隨著依附東林書院的人數越來越多，三教九流、魚目混雜，“東林黨”的性質也隨之發生“質變”，由“文學交流”演變成對權力的爭奪，最終，如願以償地掌握了大權。“東林黨”好嗎？對不起，它也只不過是明朝末年無數參與黨爭的派別之一，好與壞，很難輕易下結論。像最早鎮守遼東、抵抗努爾哈赤的熊廷弼等人，都是被“東林黨”迫害，最終被罷官下獄的
作為一個皇帝，必須深諳“平衡之術”，當出現“一家獨大”的時候，就需要扶持起能與之抗衡的一方勢力。可在當時，放眼朝堂，根本沒有這種潛在勢力，於是，明朝皇帝不得不學習一下漢朝的經驗，扶持最貼身的太監當權（漢朝嚴格來講，就是宦官和外戚之間的交替），這才成就了魏忠賢。因此，“閹黨”可以被我們看成是皇帝制衡“東林黨”的一個工具；
另外一點，魏忠賢的罵名來源於他掌權時大肆清理“東林黨”，這是“黨爭”的必然，就像魏忠賢倒臺時“東林黨”大肆殺戮“閹黨”一樣。魏忠賢被罵的體無完膚，“東林黨”就比他好嗎？再說了，魏忠賢當權時，在國事面前可是不敢懈怠的。袁崇煥並沒有投靠魏忠賢，但是，魏忠賢深知袁崇煥在遼東的作用，故而，他不敢輕易調換袁崇煥，更別說罷免了。可是魏忠賢死後，“東林黨”卻將袁崇煥彈劾的體無完膚，最終以悲劇落幕。所以說，一紙半文很難對魏忠賢做出客觀的評價
崇禎上臺之後，在沒有找到“閹黨”替代者的時候，就迅速扳倒魏忠賢，看似“眾望所歸”、“大快人心”，但同時，也打破了朝堂間的平衡，讓“東林黨”失去了最後一個掣肘，變得無所顧忌、甚至是變本加厲。這一切，都是崇禎皇帝始料不及的，這一切，都為日後朝堂的混亂埋下隱患；
錯誤二：疑心病
說到“疑心病”，這可能是歷史上所有皇帝的共性之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雍正皇帝。其實，崇禎的疑心病一點也不比雍正的少，這從以下幾個數字就能看出：
崇禎在位17年，先後任命過49位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這要遠遠高於歷史上其他任何一位皇帝，甚至比某些王朝的大學士數量都多。走馬觀花式的任命，一方面，說明崇禎在政治上的短見和淺薄，無法做到“知人善用”；另外一方面，這也凸顯了崇禎“強國”的迫切心理，太急於求成；
崇禎在位17年，先後處決了2位大學士、7位總督、11位巡撫，那些被流放的尚書、侍郎更是達到70人之多；
按照《明史》記載，崇禎執政14年，被關押在大牢裡的三品以上官員就達到147人。要知道，崇禎時期全國官員的數量雖然有1萬人之多，但是，3品以上的也只有900人左右。被關進去了147人，這個比例確實有點大。用“鐵打的皇帝、流水的官”來形容這種局面再合適不過；
當然，這種“疑心病”的習慣也為他帶來了惡果，朝堂愈加混亂，人人自危。尤其是在袁崇煥一事上，他的草率直接導致了遼東的失守，大明再也找不出可以阻止清兵的人。
崇禎將他的這種行為稱為“整頓吏治”，但更像是聽信讒言之後的一種“情緒化”發洩
錯誤三：反覆無常
崇禎的反覆無常在宦官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崇禎在扳倒魏忠賢之後，曾下旨：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權！但根深蒂固的黨爭並沒有隨著魏忠賢的倒臺而終結，相互彈劾、相互拆臺的事情屢有發生，更嚴重的是各部門之間遇到事情相互推諉、相互指責。表面上依然在運轉的國家，效率已經大打折扣！
經過反思，崇禎決定重新啟用宦官、培植鷹犬，讓東廠和錦衣衛這樣的機構重新發揮效用。於是，他開始大肆招收宦官，在他自盡時，明朝宦官的數量達到了破紀錄的10.3萬人，這簡直就是一支軍隊。他先後派遣太監王應朝監視京城軍隊、太監馮元升對全國軍隊數量進行核實、太監呂直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替皇帝前去慰問各門的守城將士，後來又直接提拔呂直提督九門。即便如此，崇禎皇帝好像覺得意猶未盡，在崇禎四年又恢復了太監“監軍”的制度，並賦予太監極大的權力
太監這個群體，在經過魏忠賢事件短暫的潛伏後，再次死灰復燃，成為大明朝的核心力量之一！這些人吹毛求疵、無中生有，利用崇禎的信任不斷打壓朝堂官員。在戰事上，由於太監的瞎亂指揮，明朝軍隊節節敗退，而李自成的義軍和清兵則在不斷擴大戰果。
與其說是崇禎重用宦官，倒不如說崇禎被自己一連串的低級操作給逼的沒有退路。選擇宦官，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尾聲
由此可以看出，崇禎上臺前就缺乏相應的執政理念，對於大明朝的整體局勢沒有一個宏觀、且長遠的規劃。扳倒魏忠賢、肅清“閹黨”，使朝堂秩序失去平衡；聽信讒言、處決袁崇煥，無異於自毀長城；最後竟然又歇斯底里地大量啟用宦官為自己服務，這完全推翻了他執政之初所秉承的原則。前後不一的作為，讓剛剛樹立起來的權威再次煙消雲散。
隨著局勢的惡化，崇禎對內、對外都徹底失去了有效的掌控......
按照歷史規律，明朝的滅亡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崇禎繼位後，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態度上的盲目樂觀，致使其對形勢的發展接連出現錯誤的預判，在自毀前程的同時，也親手埋葬了大明王朝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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