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至北京城，崇祯皇帝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尽。临死前，陪在他身边的，也只有那个忠心的太监王承恩。崇祯死前留下“血书”给李自成：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大意就是说自己被臣下误导，断送了大明江山，没脸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故而才摘去皇冠、长发遮脸，饮恨而终。最后他还恳请李自成不要伤害百姓。寥寥数语，却饱含了无尽的凄凉和沧桑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其实，崇祯在继位之初还是有诸多优势的：
性格方面
他年轻、果敢，而且心机缜密，能诱使魏忠贤扶他上位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还能在魏忠贤的眼皮底下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更是让人惊叹不已。单从这些来看的话，崇祯确实具备了一位好皇帝所应该拥有的魅力；
内政方面
崇祯皇帝也曾怀有无限梦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重振萎靡的大明王朝，因此，他一上任就用雷霆手段扳倒了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及其“阉党”。这既表明了自己的姿态，又在向所有势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对局势的掌控，或者说，这就是一种示威和警示——魏忠贤我都扳的倒，更何况其他人？
扳倒魏忠贤，确实为崇祯加分不少，一时间，甚至还出现了“中兴之君”的美誉。然而，遗憾的是，崇祯的一生好像也只有“扳倒阉党”算是一个亮点，除此之外，还真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
外患方面
崇祯时期的外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倭寇和后金。其他诸如越南、朝鲜等国家，由于常年的藩属国关系，已经对中原王朝产生了依赖，不会轻易背叛，就像朝鲜，在明朝制约后金发展上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倭寇在当时已经得到遏制，虽然偶有骚扰，但已经形不成什么气候；而后金，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一时间也无法对大明形成直接威胁；
崇祯初期，“内忧外患”的势头没有继续蔓延，这给了崇祯充足的时间来对现行的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和变革，但是，急于求成的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或者说，他虽然看到了这个契机，却走错了方向。
崇祯的失误主要归咎为以下三点：
错误一：急于扳倒魏忠贤
扳倒魏忠贤对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自己能力的一种体现，更是重新确立了皇权的威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在清理“阉党”之前，崇祯却忽视了其余势力的存在
“阉党”在魏忠贤的统帅下大权独揽、胡作非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却没有想过，“阉党”究竟代表着谁？魏忠贤吗？不，“阉党”代表的其实是皇权。传统意义上，能代表皇权的人只有三种：皇帝、太子和皇后！历史也证明，但凡是和皇权过不去的大臣，往往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东林党”也不例外。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对朝事厌倦，群臣之间开始拉帮结派，他们以过激惊人的言论为时尚，借国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辅大臣被言官弹劾攻击，常常被迫称病引退。吏部尚书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政治上受到迫害的那些士大夫多依从他，“东林党”就此产生。后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政局不稳，“东林党”开始逐渐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东林党”在成立之初是严禁讨论国家政务的，而且对于书院人员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后来随着依附东林书院的人数越来越多，三教九流、鱼目混杂，“东林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质变”，由“文学交流”演变成对权力的争夺，最终，如愿以偿地掌握了大权。“东林党”好吗？对不起，它也只不过是明朝末年无数参与党争的派别之一，好与坏，很难轻易下结论。像最早镇守辽东、抵抗努尔哈赤的熊廷弼等人，都是被“东林党”迫害，最终被罢官下狱的
作为一个皇帝，必须深谙“平衡之术”，当出现“一家独大”的时候，就需要扶持起能与之抗衡的一方势力。可在当时，放眼朝堂，根本没有这种潜在势力，于是，明朝皇帝不得不学习一下汉朝的经验，扶持最贴身的太监当权（汉朝严格来讲，就是宦官和外戚之间的交替），这才成就了魏忠贤。因此，“阉党”可以被我们看成是皇帝制衡“东林党”的一个工具；
另外一点，魏忠贤的骂名来源于他掌权时大肆清理“东林党”，这是“党争”的必然，就像魏忠贤倒台时“东林党”大肆杀戮“阉党”一样。魏忠贤被骂的体无完肤，“东林党”就比他好吗？再说了，魏忠贤当权时，在国事面前可是不敢懈怠的。袁崇焕并没有投靠魏忠贤，但是，魏忠贤深知袁崇焕在辽东的作用，故而，他不敢轻易调换袁崇焕，更别说罢免了。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却将袁崇焕弹劾的体无完肤，最终以悲剧落幕。所以说，一纸半文很难对魏忠贤做出客观的评价
崇祯上台之后，在没有找到“阉党”替代者的时候，就迅速扳倒魏忠贤，看似“众望所归”、“大快人心”，但同时，也打破了朝堂间的平衡，让“东林党”失去了最后一个掣肘，变得无所顾忌、甚至是变本加厉。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始料不及的，这一切，都为日后朝堂的混乱埋下隐患；
错误二：疑心病
说到“疑心病”，这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皇帝的共性之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雍正皇帝。其实，崇祯的疑心病一点也不比雍正的少，这从以下几个数字就能看出：
崇祯在位17年，先后任命过49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这要远远高于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皇帝，甚至比某些王朝的大学士数量都多。走马观花式的任命，一方面，说明崇祯在政治上的短见和浅薄，无法做到“知人善用”；另外一方面，这也凸显了崇祯“强国”的迫切心理，太急于求成；
崇祯在位17年，先后处决了2位大学士、7位总督、11位巡抚，那些被流放的尚书、侍郎更是达到70人之多；
按照《明史》记载，崇祯执政14年，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官员就达到147人。要知道，崇祯时期全国官员的数量虽然有1万人之多，但是，3品以上的也只有900人左右。被关进去了147人，这个比例确实有点大。用“铁打的皇帝、流水的官”来形容这种局面再合适不过；
当然，这种“疑心病”的习惯也为他带来了恶果，朝堂愈加混乱，人人自危。尤其是在袁崇焕一事上，他的草率直接导致了辽东的失守，大明再也找不出可以阻止清兵的人。
崇祯将他的这种行为称为“整顿吏治”，但更像是听信谗言之后的一种“情绪化”发泄
错误三：反复无常
崇祯的反复无常在宦官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崇祯在扳倒魏忠贤之后，曾下旨：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但根深蒂固的党争并没有随着魏忠贤的倒台而终结，相互弹劾、相互拆台的事情屡有发生，更严重的是各部门之间遇到事情相互推诿、相互指责。表面上依然在运转的国家，效率已经大打折扣！
经过反思，崇祯决定重新启用宦官、培植鹰犬，让东厂和锦衣卫这样的机构重新发挥效用。于是，他开始大肆招收宦官，在他自尽时，明朝宦官的数量达到了破纪录的10.3万人，这简直就是一支军队。他先后派遣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太监冯元升对全国军队数量进行核实、太监吕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替皇帝前去慰问各门的守城将士，后来又直接提拔吕直提督九门。即便如此，崇祯皇帝好像觉得意犹未尽，在崇祯四年又恢复了太监“监军”的制度，并赋予太监极大的权力
太监这个群体，在经过魏忠贤事件短暂的潜伏后，再次死灰复燃，成为大明朝的核心力量之一！这些人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利用崇祯的信任不断打压朝堂官员。在战事上，由于太监的瞎乱指挥，明朝军队节节败退，而李自成的义军和清兵则在不断扩大战果。
与其说是崇祯重用宦官，倒不如说崇祯被自己一连串的低级操作给逼的没有退路。选择宦官，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尾声
由此可以看出，崇祯上台前就缺乏相应的执政理念，对于大明朝的整体局势没有一个宏观、且长远的规划。扳倒魏忠贤、肃清“阉党”，使朝堂秩序失去平衡；听信谗言、处决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最后竟然又歇斯底里地大量启用宦官为自己服务，这完全推翻了他执政之初所秉承的原则。前后不一的作为，让刚刚树立起来的权威再次烟消云散。
随着局势的恶化，崇祯对内、对外都彻底失去了有效的掌控......
按照历史规律，明朝的灭亡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崇祯继位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态度上的盲目乐观，致使其对形势的发展接连出现错误的预判，在自毁前程的同时，也亲手埋葬了大明王朝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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