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歲的她，看見爸爸打S了媽媽
大強一直說，他只是用桑樹棒、柳條抽打了燕子的背後和屁股。可等詳細的屍檢報告出來了，燕子死於失血性休克——“被害人腿上的肌肉都被打成魚肉狀了，可以想見這是打得多麼重的程度，是多次、重力打擊才導致的這個結果”。
去年，我曾在黃土高原的中部某市待了一週。離開前，給13歲的小花發了一個微信紅包。她很快給我回了語音，“咋整啊，微信是我媽媽的，然後也已經實名認證了。”她問我要到哪裡去，之後又說，“可是我媽媽已經死了，我也用不上呀”。
她聲音溼噠噠的，像從水裡剛拖出來，尾音裡留著重量，語調卻平穩。說到“死”，就像說一件再日常不過的事，夾在問我要去哪裡之間。
1年半以前，小花的父親在窯洞裡打死了她的母親。
1
2018年8月的一個夜晚，47歲的村主任大強走出自家的窯洞。此前，他給村支書打了電話，說妻子燕子犯了病，情況不太好，他要去鄉里找人。
村支書去了大強家，看到53歲的燕子躺在床上，面部青紫，小腿腫脹，人已經沒了氣息，一雙女兒在一旁哭。村支書給燕子鄰村的哥哥打了電話，後者報了警。
燕子哥哥說，他斷定一切肯定和大強有關，“因為他們倆平時在家就愛打鬧。我也問書記了，我問打架了嗎，他說可能打了，身上有傷。”但燕子的哥哥沒去現場，“人都不在了，去還有什麼用。”
警方趕到後自然也想先找大強，“但找了一夜他都沒出現”，直到第二天凌晨五六點，“他自己走回來了，在村委會附近，我們就把他控制了”。
大強住在市裡的一個弟弟也趕了過來，前一天晚上，大強也給他打電話了——“他說，我出事了，你嫂子不在了。”當時，大強弟弟正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心裡“咯噔一下”，不敢自己開車，找朋友駕車回到村子裡。
大強弟弟告訴我，他也是第二天早上才見到自己哥哥的，“我看見他從下面走上來，我就過去打個照面，人公安不讓說什麼話。他給我交代了一下，說家裡哪兒放了幾百塊錢，哪家欠了幾千塊錢，怎麼辦後事。”
我忍不住問，都沒問一對女兒怎麼辦嗎？大強弟弟想了想說，“沒有，當時女兒不在跟前呢，在哪個鄰居那裡吧。他沒有交代。”
重新露面時，大強解釋了這一夜他的行蹤。他說，自己妻子犯了病，心口疼，他讓女兒去鄰居家借速效救心丸，鄰居到他家時摸了妻子脈搏，還有氣兒。後來他找的醫生來了，說人沒了，“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大強說自己哭了會兒，等平靜下來，想著家裡只有700元現金，就去村裡一戶欠他錢的人家要錢，對方說要去縣裡拿，他等了1個小時。“我從他家裡出來以後，在門外的地裡坐了1個多小時，然後我去另一家借錢……我在他家待到天明5點多，出來後就到村委會……然後我就被帶到公安局了。”
對於燕子怎麼就“犯病了”，大強輕描淡寫地說，夫妻間起了小衝突，他也動手了，“拿個小木棍、小柳條在她身上打了一下”。
大強和燕子所在的縣城有十幾萬人口，刑事案件鮮少發生，燕子的死亡立刻掀起了不小的風波。由於案件涉及的兩個女兒一個12歲（小花）、一個9歲（小朵），檢察院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在現場提示辦案民警，“對兩個未成年人進行工作要注意方式，儘量平和，不要造成二次傷害”。
案發第二天上午，警方便對姐姐小花進行了一次詢問，問她父母是否吵架了，女孩回答，“沒有吵架”；問她近幾日內父親是否打過母親，她答“沒有打過”，“我沒有看見我母親臉上有傷”。
“大姑娘吞吞吐吐，感覺在隱瞞東西。”小花不自然的表現沒有逃開偵查人員的眼睛，但他們也犯了難，不想再對小花施壓，決定先問其他人。
事發前3天，數個村民見到大強夫妻起衝突。燕子甚至逃到一個村民的院子裡，還是被大強發現了。有村民說，“我見到他（大強）用胳膊拽著她，一隻手拽著。這女的吃不了多少飯（形容燕子瘦），他拽著她頭髮。”
那天，燕子被大強拖回了家；後來她又跑了一次，被大強追回；再跑，再被追回。這樣反覆了3次。
辦案人員在村口開了第一次案情分析會，在村委會的黑板上把燕子三次出逃的路線畫出來，找村民一一核實，固定證據。
不過警方在取證時挺費力。他們和村民閒聊時聽到不少，但一說坐下來做個筆錄吧，就紛紛擺手不願意。
這是一個老齡化的村莊，一些陳舊的觀念根深蒂固。有村民表示“大強和燕子感情不錯哩”，還有人說，“丈夫打老婆不是很正常嗎？”
離開現場後，辦案人員從女方親戚那兒瞭解了更多的情況。一段家暴史逐漸被拼湊起來。
2
這是個重組家庭。大強和燕子都曾有過各自的家庭、孩子。兩人具體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很多細節已難以考證。
燕子的哥哥說，他們家一直極力反對這段婚姻。“她原來那個丈夫人挺好，想著怎麼掙錢，沒什麼毛病，幹活賣力。” 另一個反對的理由是，擔心這件事對燕子和前夫生育的一對兒女產生影響。
燕子的兒子小武出生於1989年，女兒小麗出生於1991年。父母鬧離婚時，他們正處在青春期。離婚後，小武跟著父親，小麗跟著母親燕子。
2005年，小麗到縣城準備上初中，那時大強剛和燕子在一起，在縣城租了房子。小麗目睹了好幾次兩人吵架、打架，大強打起人來很可怕，“掄起啥是啥，燒蜂窩煤的爐子不是有火鉤嗎，拿那個，有時候拿擀麵杖。”
“有一次打完之後，把我母親扣在大缸裡。”小麗覺得很難受，“我感覺人家是故意針對我。”——在小麗看來，繼父就是嫌自己礙事。一起住了幾個月後，她就住校去了。
過了沒多久，大強居然去學校找到小麗，說她母親燕子不見了，問她知不知道去了哪兒。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幾次，“他一找不見我媽就去學校鬧一通，一找不見就去鬧……”小麗覺得自己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很快輟了學。
“你想想，我妹妹，13歲就輟學了，去給人當保姆。”說起往事，哥哥小武的情緒比小麗激烈得多，“他（大強）這種人就不應該活在世上，浪費空氣。”
父母離婚後，小武說是判給父親，實際上也一直住在姥姥家。有一次，大強罵罵咧咧地來找燕子，被小武看見了。“他來也不好好說，就發混蛋（鬧事），我當時也小，就想，你也是一個頭，我也是一個頭，大不了一命換一命。”可能是當時大強說的“你們全家都別好好活”這句話激怒了小武，也可能是怯懦的母親刺痛了兒子的眼，那次小武和大強打了一架。
也是在那一年，小武輟了學。他恨自己年齡小，“我那會兒要是大一點，他能活得了嗎？我不拿刀殺他？那時候我鬥不過他，我心裡知道。”
兄妹倆都去了外地，徹底和母親與繼父斷了聯繫，電話都不打。母親的近況他們都是聽說的：比如2006年燕子和大強生了個女兒，2009年又生了一個。
幾年間，離得遠了，聽得少了，他們以為那兩個人的衝突消停些了。
2017年，燕子的母親去世，一家人回去奔喪。
小麗後來對警方回憶，“（外婆）下葬的那天，我看見母親眼睛附近有淤青，臉上也有，身上也有。我就問這是怎麼了，母親告訴我，姥姥去世買東西花錢，大強讓我母親去街上給他買菸，我母親沒買，回家後就把我母親打了一頓。”
等到這年夏天，燕子突然找到小麗，“身上又有不少淤青，她還不給我看。上廁所的時候無意看見腿上屁股上青一塊紫一塊。她說要在這裡常住，我說你是咋了，要離婚嗎？她就說了好多虧欠的話，說對不起我。”
小麗給母親找了份零工，但她感覺母親總是心不在焉，“沒過幾天就看到她跟家裡的小姐妹視頻聊天，那小娃兒哭得。”小麗覺得，如果不是燕子自己和家裡聯繫，誰都不知道她在哪兒。既然聯繫了，沒過幾天，大強找來了。
燕子沒直接和大強見面，是小麗出的面。“我沒有跟他說一句好聽的話，差點就鬧著報警了。”小麗越想越氣。
第二天，燕子自己提出要回去。小麗說自己先感到錯愕，“我感覺我母親都被打得腦子不對了”，後來是理解，“是放心不下一對女兒了”，最後心裡剩下沉甸甸的苦澀，“想當初，誰關心過我和我哥了”。
在那之後，小麗再沒見過母親。再見面，就是母親去世——其實也沒見上，小武說村裡人不讓，“往棺材裡放的時候，封棺材的人說你別看，太嚇人。他們說，我媽身上全都爛了。”
3
他們並不知道，從小麗那兒離開之後，燕子又“出逃”過好幾次。
2018年2月，寒假期間，燕子去了河北，找到村裡一個她認識的人，一起打工。沒幾天就被大強的一個朋友看見了，大強叫上了村支書一塊去找。“第一天聽說，第二天就和我開車去找，開車開了5、6個小時吧。”村支書說他們去了河北白溝，把燕子帶回了家。
再就是2018年7月，案發前1個月，兩人鬧得很兇。燕子躲去了鄰村哥哥家，“她來我這兒，往床上一躺就一天都起不來，說身上疼，吃從街上買的消炎藥。”多年來，燕子被打後從沒去看過醫生，都是這麼扛過去。
這一次鬧得大，不僅家人多有勸說，外人也試圖介入。因為大強身為村主任，當時幾個鄉鎮幹部來村裡工作聽說了這件事，還專門開了一個針對大強的批評會，會議記錄是這麼寫的——“聽說你和你的家人不和睦，影響不好，你身為一村之長，應以身作則”。
當時大強保證，“我以後處理好家庭，給村民做個好樣。”會後，他去鄰村接回妻子。
1個月之後，這起慘案發生。
“不理解，真不理解。”大強弟弟對大強和燕子之間的爭吵很熟悉，“以前我勸過他好多次，也罵過我哥，孩子們也知道。我說就算感情不和，你應該合理地處理，不應該打打鬧鬧。”
大強的父母在他幼時離異，之後父親再婚，又生了三個兄弟。這個生活在本地的弟弟比大強小4歲，兩人同父異母，關係最好，“我的另兩個哥在北京、青海，離這麼遠，也回不來。”
大強弟弟在市裡開個小飯店，大強一直住在村裡，兩人來往也不頻繁，“但我那嫂子只要一跑了、找不見，他就給我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找個關係託個人，總是這樣。他也跟著一起去找，我媳婦也去過，總哭得相當可憐，說你把人給接回來，我絕對不和她吵架了。我也說，哥你再跟人家吵架，你就對不起我。”找人也要花錢，這些年，“沒十萬也有八萬”。
這幾年，大強家暴、燕子出逃似乎成了常態，家屬們記得的就有四五次。至於為什麼衝突越發頻繁，家人也有些猜測——
小麗說，這幾年大強在村裡“好像威風了”，可能想生一個男孩，就有些嫌棄燕子。她甚至聽說大強有外遇，有一年過年都沒和母親一起過。
大強弟弟則說，可能和兩三年前大強又見到了前妻有關。“他們離婚之後，他前妻帶著女兒去了外地，前幾年過年回來了，我們都看到了，前妻和女兒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感覺生活得充充實實的。”
至於村幹部的身份，弟弟則說，“當了4屆村主任了，今年是第4屆。12年了，在村裡為人還是比較可以。”他沒聽說大強和其他人起過沖突。
4
辦案民警對大強的印象很差，“就像一個表演帝，我看不出他內心有什麼悔過。”對於案發經過，大強的口供一直翻來覆去。
最初的筆錄裡，大強承認和燕子起過沖突。他說8月7日用桑樹枝打了她，“抽的我媳婦的背部”，“在她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幾下”，“因為我媳婦要跑，所以我才打的她”。
把妻子追回家後，大強又用家裡的長擀麵杖打她。但同時他又強調，之後燕子是“自己打自己”的——“我媳婦用短擀麵杖打自己小腿，左右小腿她都打了……隔一會兒問我一句，相不相信她。”
大強說，8月8日，燕子的情況不太好，“我媳婦和我說她腿疼，走路的時候得彎著腰，走路比平時慢，其它的情況和平時差不多。”再就是燕子去世的8月9日，按照大強的說法，燕子那天上午曾“拿起剪刀在自己小腿上紮了一下”，“到了晚上七點多，我媳婦說她心慌得不行”。
女兒小花說，8月9日父親曾喂母親喝水，“我母親剛喝了一小口就不動了，一直喘氣”，小花驚慌失措地去找幾個鄰居幫忙，但是“他們救了半天我母親也沒有醒”，“我母親不行了，隨後我就趴在地上哭了起來……”
大強一直說，他只是用桑樹棒、柳條抽打了燕子的背後和屁股，而燕子主要的傷在大小腿部位。等待屍檢結果的過程中，辦案人員並沒有對大強施壓，倒是大強幾次跟辦案人員強調：“我媳婦她身體不太好”。
大強對燕子之前的幾次離家出走也沒有否認。問到原因，他說不知道，他評價燕子的性格“比較古怪”，“我也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
2018年9月，詳細的屍檢報告出來了，燕子死於失血性休克，鑑定結論讓辦案人員都覺得殘忍——“被害人腿上的肌肉都被打成魚肉狀了，可以想見這打得多麼重，是多次、重力打擊才導致的這個結果”。
鑑定結論是要給犯罪嫌疑人看的，大強不認字，辦案人員念給他聽，他點頭，說沒有異議。在那之後，大強對案情就說得很少了。
之後再訊問，大強甚至不承認自己抽打過燕子。說法改變時，警方拿著過去的筆錄跟他核對，他說：“不是我籤的字，我不認識字”。警方強調，辦案人員當時一定念給他聽了，大強還是說：“反正我不認識字，不是我摁的手印。”
大強再也沒有正面回答任何問題，總是說東說西。警方提示他，“我問什麼你說什麼”，眼看躲不過去了，大強就說：“我弄不清了，哥，我真的弄不清了”。
幾次訊問中，大強很少問及一對女兒的情況，倒是有好幾次跟警方說，能不能幫忙聯繫那個欠他錢的村民。此外，大強還主動問警方能不能聯繫上他早已改嫁、去往他鄉的母親。
5
站在這個土窯洞前，看著夕陽給它溫柔地鑲上一層金邊，這幅景象是真美。遠處有狗在吠，似乎在喚人回家。
我推開門，走進窯洞。看起來很久沒人來過了。二十幾平米的空間，土炕連著灶臺，連著另一張炕……亂糟糟的衣服隨意堆著，舊報紙糊著牆，小而厚的電視機擺放著，一切看著都像是七八十年代農村的模樣。
牆上的一片黑白間，有張彩色年畫，寫著“東廚司命”，就是抱著胖娃娃的灶王爺，還寫著“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牆壁上貼著小花小朵的獎狀，“藝術之星”和“模範幼兒”。電視機上有一張兩人的合照。她們略顯侷促地站著，姐姐小花像父親大強，妹妹小朵則活脫脫是母親燕子的翻版。
臨出門，我突然注意到，炕上有個金頭髮芭比娃娃，這顏色在一片破敗的場景中十分搶眼，娃娃的兩隻手臂都是往上舉的，投降的姿勢。
在屋子裡站了會兒，有一種逼仄的感覺。可能是窯洞比較高，頂面高低不平，窗子又很小的緣故。走出門，屋前的空地倒是很大，對面有一排豬棚。聽村裡人說過，大強有一年養了不少豬，賣的那天他們都看到了，按說掙了不少。豬棚旁是一個旱廁，地上扔了一板吃完了的阿司匹林，不知道是不是燕子的。
案發後，小姐妹沒再回過這裡。我不確定走出窯洞對她們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一方面，她們脫離了過去的暴力環境，但另一方面，她們同時失去了父親和母親，誰來照顧她們一度是個難題。
燕子的父母均已去世，大強的父親已年邁、母親連警方都聯繫不上。
小武和小麗算是小姐妹的哥哥姐姐，但他們對小姐妹的感情很複雜。小麗說給點生活費還能接受，但要照顧是做不到的事。小武說得更直白，“你兩個小閨女沒人養，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自己犯的錯不要讓別人去買單，對不對？”
監護人的排序裡，“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被排除了。
只能看叔叔伯伯們。燕子哥哥說照顧起來有難度。“我現在一個人過。而且我這跟兩個小孩也不親，我妹妹在世時，也是不打架不上我門來。”
還是大強弟弟伸出了手。平時小姐妹管他叫小爸，他回村裡幫著處理燕子後事那十幾天，小姐妹的舉動讓他有些心酸，“我走哪兒她們跟到哪，就感覺我是她們最親的人。”
之後，小爸帶著小花小朵去市裡過完了暑假，要開學時，他的照顧也難以為繼了——小姐妹準備回原校上學，小爸家在市區，離得很遠。檢察官權衡了幾種方案，最終決定讓村支書來擔任姐妹倆的臨時監護人——這事實上是激活了“國家監護”這個兜底的措施。
小姐妹上學的學校還不在居住的本村，在相距十幾裡的鄰村。考慮到實際情況，村支書在學校附近找了一個寄養家庭。姐妹倆週一到週五住校，週末去寄養家庭。檢察院又申請了2萬元司法救助金，每個月撥給寄養家庭800元。
事情才算是暫時解決了。
6
2018年10月下旬，警方來到姐妹倆的學校。
小花是很重要的證人，案發當時考慮到她年齡還小，辦案人員決定給她一段時間用來平復。此時案件即將移送審查起訴，他們決定再問小花一次。
出現在大家面前時，小花佝著背，看起來有些害怕。校長說，此前小花的狀態調整得還不錯，但把她單獨叫到辦公室，她明白是什麼意思，“肯定又要問她和爸爸媽媽有關的問題了”。
臨時監護人村支書在，班主任也在，民警讓小花別害怕，先和她聊了一會兒，之後又說，“有些事我們還不明白，現在想問你，知道的你就告訴我。不要說謊，好嗎？”
“你母親在世的時候，你父母在家裡面是否有打架吵架發生？”
對面就是長時間的沉默。民警說，感覺小女孩當時坐在自己面前，窘迫得像要哭了。
“你不要緊張……你記得有沒有過？不要緊的。你就說，有，或者沒有……”
小花突然打斷了民警，“有過”——這兩個字，是帶著哭腔非常用力地說出的。
“這個有過是什麼時候？”
“有好多次了。有的時候拿手打，有的時候他把鞋脫下來，抽我媽媽的臉。”
民警擰開一瓶飲料遞給小花，女孩搖頭又擺手，警察說拿著吧，把飲料放在小花身邊。
接下來小花說了很多，說以往父親常打母親，“爸爸說，讓我看住我媽媽，不讓我媽媽跑，跑了他會打我。但是我看不住，我爸爸回來就打我。”
小花還說，在家裡爸爸打媽媽最多，其次是打她，也打妹妹，但少。在整個對話中，小花哭得最委屈的時候，是回憶有一次父親打她，“他在路邊喝了點酒，我下了自習，他接我，半路上他不知道發什麼神經，突然打我，踩了我好幾腳。”
民警沒想到小花能全盤托出，他們最想知道的是燕子去世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小花斷斷續續地說，那幾天父母鬧得很兇。第一天“打了一天，然後晚上睡下了，第二天沒打”，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案發那天，“我爸爸又發火了，打我媽媽”。
小花說父親拿著擀麵杖衝母親說，“這又不是你的床，你為什麼躺著？你要再不起來我就拿這個打你了。”母親很想掙扎著起來，但是起不來，“身上疼的”，後來父親就又去打母親了，“把擀麵杖打斷了”。
“他把我媽打死了，然後他說，讓我把那個擀麵杖扔了。”
案發後，警方確實曾在村垃圾池裡找到一根斷成兩半的擀麵杖。但大強在訊問時卻說，看不出這個是他家的。在這根擀麵杖上，也沒有提取到他的DNA信息。
至於為什麼第一次做筆錄時說了謊，小花說，當時父親跟她說，“只要警察來了你就跪下”，“還有其他人說，不敢讓你爸爸坐牢，你爸爸坐了牢，沒人管你”。
民警問這話具體是誰說的，小花沉默了。最後，她用一種很安順的語氣說：“我也不想讓我爸爸坐牢”。
筆錄快做完時，可能是下課了，很多孩子湧出教室，在操場上玩耍打鬧，那些聲音襯得這間屋子的靜默十分“刺耳”。
在警方的執法記錄儀裡，很清晰地記錄著，在一旁陪著的大人裡有人一直抽菸，有人全程低著頭看著地面，氣氛唯一有些活泛的時候，是當民警跟小花確認，“從你記事的時候，你爸爸就打你媽媽了？”小花很快回答，“早就開始了，還沒生下我的時候”。有人笑了，跟小花說，“你沒生下來的事你不知道”。
得到這一關鍵性的證詞，民警帶著大強回到村子，要他指認幾次追打妻子的地點和過程。大強不肯配合也在警方的意料中。一下車，大強就開始乾嚎，民警不得不再三提示他“消停一會兒”。
大強跌跌撞撞地走下土坡，走向自家的窯洞，民警問他在哪兒拽妻子頭髮時，他說：“我沒拉她頭髮啊”；民警強調有證人證言，大強把眼睛一瞪，“啥證人證言，我沒聽過”；民警幾次堅持讓他抬手指認照片，他不肯，一會兒說覺得丟人，一會兒又說不用。
在村裡走了一大圈，有不少人來圍觀。大強罵罵咧咧地說：“誰作證了，我出來就找誰”。民警讓他閉嘴。
7
辦案的過程中，檢察院聯繫了團委。從2018年開始，當地團委培訓了一批有專業技能的人員如社工、律師、心理諮詢師、老師等，服務涉案的未成年人。
事實上，小花、小朵姐妹倆不在常見的服務對象範疇裡，她們並不屬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不是直接的未成年被害人，但檢察官卻認為她們很需要專業服務介入，“她們是最受影響的人，她們親眼目睹了父親對母親施暴，這種心理陰影可想而知。”
2019年1月，團委派出的兩名女性維權專員來到學校。
校長告訴二人，小花對陌生人很警覺，民警來找她的那次，回教室的時候她幾乎連路都走不穩。那天晚上，是學校的兩個女老師陪著姐妹倆過了一夜。
這一次，校長不建議維權專員直接接觸姐妹倆。維權專員想了一招，寒假臨近，她們決定給全體小學生上一堂安全自護課。上課的過程中，她們一直暗中觀察著姐妹倆。
“小花一直蜷縮著，好像隨時要擔外界一個打擊的感覺。”維權專員注意到小花的身體有些侷促，“但和同學在一起，她也不牴觸”。妹妹小朵的狀態要自然得多，“小朵天真爛漫一些，好像什麼都不管。”
課後，維權專員又去寄養家庭看了看，沒想到了解到了一個新情況。
村支書給小姐妹找的第一個寄養家庭只堅持了一個來月。那家老人突然生病，不能繼續照顧了。村支書緊急找了一戶私交好的人家，求人說就幫忙照顧幾天。但這一照顧就是2個月，眼看著要過年了，第二個家庭告訴維權專員，他們肯定不能再繼續照顧姐妹倆了。
維權專員瞭解到，孩子的親戚裡，也就孩子們的“小爸”比較積極，就和他商量。對方表示寒假可以把孩子們帶到市裡過年，等寒假結束再讓村支書找個合適的寄養家庭。
寒假期間，姐妹倆住在市裡，離團委的活動基地近了，維權專員這才向姐妹倆表明了身份，“我是團委派來幫助你們的，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我說”。
維權專員給小花做了一次心理評估，發現她有一些焦慮情緒和敵對情緒。相熟後，小花也和維權專員談起過父母。她說等父親判刑了之後，她不會去看，“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怕我媽媽傷心。”
兩名女性長者的出現，可能彌補了姐妹倆對於親情的缺失。有一次，另一個孩子來基地參加活動，維權專員感覺小花不太高興，活動結束後小花才解釋，“我不願意看著你們對別的孩子好。”
寒假結束，村支書給姐妹倆找到了新的寄養家庭。新學期開始，維權專員更多用微信和姐妹倆聯繫——兩人分別拿著父母的手機，用著父母的微信。
一個週末，小花跟維權專員說，同學說她們姐妹是沒有爸爸媽媽的孩子。“我問她，你當時心裡想什麼。她說我恨他們，我不想跟他們玩兒。”
“不能因為這件事情，讓她失去了正常的朋友。這是她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商討後，維權專員們準備了一些書籍，4月份時帶去了學校，宣佈學校裡將設一個圖書室，各年級都有一個圖書管理員。小花就是六年級的圖書管理員。
她們希望小花能鍛鍊與人交往的能力，“讓她多體驗一些好的感受，創造機會去強化。”對這個職務小花很認真，有一個週末還專門發語音問維權專員，“老師，我想把那些發的書全收起來再分配一下。”
在持續的引導下，小花的情緒越來越穩定了。也會經常上傳一些和小夥伴們一起玩耍的小視頻。2019年母親節那天，小花還發了一條祝福視頻，她衝著鏡頭說，“祝全天下的母親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8
2019年6月底，小花的升學考試已經結束，妹妹小朵的期末考試正在進行。小花明顯有些焦慮，考試一結束就發微信問維權專員，“我們暑假去哪裡呢？”
寄養家庭裡的奶奶暑假想去市裡帶孫子，但溝通後奶奶也表示，如果實在需要，也可以繼續在村子裡照顧姐妹倆。
維權專員又和孩子們的小爸聯繫了幾次，但對方的態度搖擺不定。打電話、發微信總得不到及時的回覆，過一兩天又說，因為在某個村子，信號不好之類。
面對小花幾次聽上去很急迫的詢問，維權專員也不知該如何答覆。這樣僵持了兩三天，等到小朵考試結束的時候，我們一起到村子裡看孩子。校長、鎮長、維權專員，所有人坐在一起商討決定，如果小爸不來接，孩子就在寄養家庭過暑假，然後相應地提高生活補助。
我終於見到了姐妹倆。
在冰冷的案卷之外，在所有人的描述之外。小花看見我有些害羞，小朵不太怕生，維權專員提示小花喊人，小花靦腆地和我打了個招呼。
過了一會兒，小爸意外出現了。他說剛好在縣裡有事，想想幹脆開車回村吧。有一個學期沒見到小爸了，小花不說話，小朵先喊了人。
小爸和寄養家庭的爺爺奶奶聊了會天，在外面沉默地抽菸去了。小朵跟了出去，透著窗子，我聽見她在回答小爸的問題，說自己期末考得怎麼樣。
回來後，小爸發了話，說要帶姐妹倆回市裡過暑假。姐妹倆立刻開始整理東西——收拾了兩三本書後，小花翻出了一張姐妹倆和母親的合照，A4紙大小，塑封著——維權專員問照片帶不帶，小花倒像有些不好意思地拉高了聲調說“不帶”，再問她“不帶嗎”，她又說，“帶”。
第二天，我去小爸的飯店裡找他，他說自己確實有顧慮。有段時間，他對維權專員的介入有些牴觸。他感覺維權專員們對孩子太客氣了，“該批評還是要批評的”。寒假的時候，小花和他鬧了點不愉快，他批評了幾句，氣頭上說了句“我當時就不該管你們”，萬萬沒想到小花立刻頂嘴說，“你就不該管我。你不管我，人家政府管。”
小爸有兩個兒子，大兒子20多，小兒子18歲，他這輩子也沒想過自己會和小女孩打交道，有時候他想給姐妹倆買衣服都買不了，得讓妻子帶著去。
“像我的兩個兒子我有時候還打兩下，這兩個孩子，從來不會動一根指頭。”說話間，語氣裡就帶著灰心。很快，又像寬慰自己一般，“咱畢竟年齡大，和她們父親的親情也在，我還得管的。”
維權專員告訴我，小姐妹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小花對待長輩不是很尊重。
2019年5月，辦案人員曾去寄養家庭問過孩子們的生活情況，當時問孩子們在家怎麼稱呼他們，爺爺尷尬地笑，“叫不上，從來這兒，就沒叫過我”。
所以這次暑假，維權專員也很擔心姐妹倆在小爸一家的處境，叮囑了小花好幾次，“你應該主動地關心小爸小媽，每天他們回家，你可以問問他們累不累呀。”
為此，維權專員還設計了一次特殊的課堂。
課堂從姐妹倆喜歡的唱歌跳舞開始，蹦蹦跳跳後，氣氛暖起來了，兩個孩子坐下來。第一部分是一個扎氣球遊戲。維權專員拿出一根牙籤先做示範，把氣球放低，對著遠處，拿著牙籤紮下去。
“啪”，氣球破了。
姐妹倆交換了一個害怕又興奮的眼神。她們也學著，可是紮了好幾下，氣球都沒有破。
維權專員就拿過一個氣球說，“你們摸摸氣球，是不是頭和尾部軟軟的，再摸摸它肚子最鼓的地方，是不是有些硬？你們只要拿牙籤，扎它最鼓的地方，這樣一下就能扎破。”
“啪”，氣球破了，姐妹倆笑了起來。
“氣球鼓得最中間表面的張力最大，一碰就爆。交朋友的時候也是一樣。有的小朋友胖胖的，有的比較結巴，這就是他們表面張力最大的地方。如果我們不注意，隨便去碰最弱的點，對方就會不高興，一下就爆了。所以我們和別人交往的時候要有禮貌，接受別人的弱點，不輕易觸碰。是不是？”
維權專員還準備了一個故事。“大森林裡，有一天小熊過生日，它準備請四個好朋友來家裡吃蛋糕。首先它給長頸鹿打電話，‘喂，你是長脖子的傢伙嗎？你今天下午到我家來吃蛋糕。’長頸鹿聽了不高興，說我才不去，掛斷了電話。小熊有點納悶。接著他給小猴子打電話，‘喂，你是紅屁股猴吧？紅屁股猴，今天我過生日，晚上你到我家來吃蛋糕’，猴子聽了不高興，話都沒說直接掛了……”
姐妹倆聽得很認真，小朵時不時咯咯地笑。故事講完了，維權專員請小姐妹替小熊糾正一下。
小花先說，她站起來，想了想，說，“長頸鹿你好，今天下午我生日，你來我家吃蛋糕吧。”小朵接著，她說，“小猴子，對不起，上次的事是我太著急了。我給你道歉。今天下午是我的生日，你來我家吃蛋糕。”
後記
離開前，我跟小花道別，她問我去哪兒，之後，又用一種幼稚卻十分認真的語氣說，“你們為什麼不能就在這裡住呢？”“在這兒沒地方住嗎？”我解釋之後她說，“好吧，再見了。”
到底要不要直接給孩子們零花錢？我也問過維權專員。小花有些過度依賴手機，大人們不建議直接給她錢。可我還是想讓孩子高興，就給小花發了個微信紅包，讓她暑假去買幾本書看看。等我飛機落地，我看到了十幾條未讀信息，都是小花發的，問我在不在，說她沒有微信的支付密碼，用不了錢。
小花有一個習慣，但凡微信找人，一時半會找不到，就會很急切地發很多段語音，都是一兩秒，打開來聽是她在問——“在嗎”，“你在嗎”，“在不在呀”。
2019年7月，大強涉嫌故意傷害罪的案件開庭。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他將面臨十年左右的刑期，未來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承擔照顧女兒的責任。等到他重新回到姐妹倆身邊，也已經是個年過半百的人了。
維權專員和孩子們的小爸聊過，未來怎麼辦。反覆更換寄養家庭對姐妹來說不夠穩定，也有很多意外風險，她們也考慮過是否要送姐妹倆去福利院，但是小花不願意。小爸聽明白了維權專員沒說出來的意思，他說，他要等到再見到哥哥大強的那一天，問問大強的意見。
2019年的暑假一轉眼就過去了。小爸說，孩子們這次的表現挺好，“好像一下就懂事了”。
（人物均系化名）
題圖：《白小姐》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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