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產業改變了現代思想市場，如何才能將其完善？

《思想產業：悲觀主義者、黨派分子及財閥如何改變思想市場》

內容簡介

公共知識分子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他們總是在一些擁有極高話語權的政治評論雜誌上，圍繞各種類型的話題發表意見。但近年來，公共知識分子卻被另一類思想家所取代，這一新晉群體被稱為思想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不同的是，思想領袖通常在那些與公眾聯繫較為緊密的機構工作，而較少在高端雜誌上進行辯論，他們的想法總是雄心勃勃且備受稱讚。

當代思想的生產與傳播已經按照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模式來組織與運營。這些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丹尼爾•W.德雷茲內在本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探究，並向我們展現了當代美國乃至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生活。德雷茲內認為，儘管當今的思想產業存在一些負面的內容，但它非常擅長廣泛地傳播思想，並吸引著大量渴望新想法的人。

丹尼爾•W.德雷茲內，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華盛頓郵報》特約編輯。他在加入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之前曾在芝加哥大學和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任教，並曾任職於美國財政部、蘭德公司等機構。德雷茲內教授學術成果頗豐，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政治》和《外交事務》等多個重要媒體和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出版過多部著作，如《體系運轉: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場大蕭條》(

書籍摘錄

結論 思想產業的黑暗騎士理論（節選）

思想產業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宏大的規模，如果過往的發展狀況更好一些的話，便再理想不過了。

根據本書的論證，基本可以確定 21 世紀的思想產業已經改變了思想市場。各個領域的思想家進入思想產業的門檻降低了。在這中間，思想領袖比公共知識分子受益更多，明星知識分子獲得的益處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這些變化合起來就意味著，儘管現今知識分子的總人數增加了，某些思想領袖所擁有的影響力仍然超過了他們在一個完美運作的思想市場中所能擁有的影響力。

公共知識分子目前依舊擔當得起對思想領袖進行制約的重任，但是權威公信度的下降、政治兩極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經濟不平等現象的日益加劇，都在削弱公共知識分子傳達真相的能力。由於人們對各種形式權威的信任感下降，以權威的身份進行辯論不再像以往那樣具有說服力了。自由派思想領袖可能僅僅因為黨派偏見便否定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反之亦然。富豪可以資助他們喜歡的思想領袖，確保他們不會輕易消失在時間的洪流裡。以上各個因素，都不利於提高公共領域內對公共知識分子批評的認可度。

思想產業暗布棋局，把思想領袖推向受益人的位置，但是很顯然，意義重大的智力辯論仍然時有發生。本書已經詳細討論過薩克斯和伊斯特利之間圍繞經濟發展的論辯、對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提出的“學術邊緣化”觀點的批評、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和吉爾·萊波雷之間關於顛覆性創新的大混戰以及尼爾·弗格森和他的批評者之間關於各種雜七雜八的問題的口角。今時不同往日，進入思想市場的門檻大大降低了，於是更多的人可以就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發表更多的意見。不過，知識分子食物鏈頂端的人員變化並不如想象中那樣劇烈。先前提及的所有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他們的影響力至今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顛覆性創新理論對思想產業本身的影響幾乎已經消失。

這一切的結果，便是一個運作不良的思想市場。明星思想領袖比明星公共知識分子更能適應這樣的環境。廣受歡迎的理論，例如顛覆性創新，如同金融市場裡的資產泡沫一般，它們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太多不加批判的關注，然後遭到殘酷的智力屠殺，最終被駁倒。現代思想產業誘使思想領袖忽略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等到他們幡然醒悟，為時已晚。網絡世界鼓勵批評者擁抱內心對於噴別人的渴望，用更尖酸刻薄的語言進行批評。言語攻擊在短期內也許有效，但是長此以往，只會導致明星知識分子將負面反饋全部拒之門外。

一言以蔽之：事態沒有變得更糟，只是糟糕的表現方式不同罷了。

那麼，事態會好轉嗎？同心協力提升話語的水準有用嗎？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體系裡，知識分子的個人使命是什麼？應該肯定的是，的確存在能夠改進思想市場的結構性轉變和體制性改革。除此之外，成功的知識分子從內部進行調整的力量也很有可能推動思想產業的變革。但是，近來《新共和》雜誌經歷的動盪向我們揭示了個人力量推動變革的侷限，即使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富有的贊助人。

《新共和》的經歷為思想產業提供了幾點發人深省的教訓:首先，富豪在思想市場的影響力可能相對較大，不過，只有當他們自願消化財政虧損，這種影響力才能夠存在；其次，試圖改變擁有濃厚知識性文化的組織機構將會導致巨大的混亂，並且很有可能走向失敗；最後，一家新聞機構的顛覆難以從根本上影響現代思想產業，即使它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

那麼，如何才能完善現代思想市場？知識分子要怎麼做才能在思想產業中生存下去進而大展宏圖？

寫這麼一本書是要承擔風險的，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落入懷舊的陷阱，轉而開始論證凡事都是過去的好。然而，在筆者看來，本書已經清楚說明了現代思想產業的決定性優勢，不過筆者也並不認為眼下的一切都很順利。舊的思想市場受到了過度保護，但是在重重約束之下的確存在實質性辯論。偶爾真的有人會因那些辯論而改變自己的觀點。而現代思想產業中儘管湧現了成百上千場 TED 演講，但是演講過程中沒有討論者，演講者也不彼此傾聽，而且受眾也只是有選擇地出席少數的演講現場。

思考如何改進現代思想市場時，要牢記三條指導原則。第一，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試圖回到過去。現代思想產業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例如，層出不窮的媒體平臺不可能一夕之間盡數消失。更重要的是，現代思想產業雖然存在缺陷，但是也有優點。若是權威備受尊崇、政治兩極化程度減弱、經濟差距也大大縮小，這樣的社會聽起來也許不錯，但是不免讓人感到智力上的乏味。思想市場若是將權力交還公共知識分子，那麼它同時也改變了局勢，使思想領袖處於劣勢。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由公共知識分子主導的世界，而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平衡。

第二，塑造現代思想產業的種種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將在未來十年裡自行反彈。權威的公信度幾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開始有證據顯示政治兩極化趨勢有所緩和。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意味著保守主義正統觀念將面臨更多來自共和黨內部的民粹主義力量的嚴峻挑戰。眼下似乎還很難想象，但是如此激烈的黨派對立確實有可能不會持續太久。如同以往的“教義狂熱”浪潮，它最終也將隨著時間慢慢平息。某些富有的贊助者決定投入資源，改善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是沒有可能。事實表明，確實有部分贊助者在參與思想產業的過程中正在沿學習曲線向下移動。一些慈善資本家不再執著於自己的投入能否立即造成政治影響，他們重新轉向傳統路徑，資助高校或者智庫的知識分子。還有一些選擇資助傳統公共知識分子，以制衡思想領袖。如果以上各個因素都能或多或少地發揮作用，那麼對於思想的需求會居高不下，但是原本偏向思想領袖的局勢將會大為改觀。

最有望根除現代思想產業弊端的力量就在傳統的非營利部門。高校和智庫都要使出渾身解數，吸引更多的捐贈。因為對二者而言，捐贈收入越多，越能保證思想獨立。

大學和智庫還必須重振各個機構自身的聲望。懷疑論者也許會認為它們的權威衰落是不可逆轉的，但是筆者的親身經歷證明，這種看法其實不盡然。兩年前，筆者加入了弗萊徹學院的一個研究組，該研究組在卡耐基基金會的資助下，致力於拉近大學與政策之間的距離。弗萊徹學院聚集了一群來自多個學科的學者，專門研究政治合法性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關聯。從這一段經歷中，筆者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一個研究組的整合大於其各個部分的簡單相加。所有參與研究的學者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但是當他們聚在一起，受眾最看重的似乎還是它是由弗萊徹學院集結起來的一個團體。既然弗萊徹學院能夠充分利用它的聲望，將其轉化為影響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研究學院、喬治城大學、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及其他機構自然也能夠做到。若是高校和智庫在思想市場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傳統公共知識分子自然也會更有底氣。各個慈善基金會如果減少對即時影響的追求，更多地關注長期投資，也將有助於推進這一趨勢。近幾十年來，保守派的慈善性捐贈之所以收穫了更大的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付出更有耐心。

為確保多樣化的批判並存於外交政策界，還有一些小的措施可以採取。近年來，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動外交政策討論朝向更加包容的方向發展，即不再只限於白人男性參與。大量研究曾顯示，思想產業內最有名的機構均由男性主導； 2011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華爾街日報》全年的專欄文章中，由女性作家撰寫的不足 20% ，《紐約時報》則僅有 23% ； 2014 年，全體智庫演講者中女性只佔不到四分之一；同年，週日早間訪談節目請到的女性嘉賓也不足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專欄項目”（The Op-Ed Project）和“外交政策中斷”（Foreign Policy Interrupted）等組織的創建正是為了提高人們對此類不平衡現象的認識，並且試圖解決問題。

實現思想產業內部種族和性別的多樣化，看似可能與我們在本書中討論的問題無關。種族和性別的多樣性並不能保證提高知識性辯論的質量，尤其是當僅以身份為依據的觀點壓倒了建立在其他理論和證據之上的觀點。但是，拓寬外交政策會議的背景有可能提供更為廣闊的視角。就算沒有其他用處，提高多樣性至少可以有效制約明星知識分子的勢力。在各種知識性討論中引入多樣化的聲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公平競爭的局面。

如果結構性因素能夠自行反彈，或者大型機構能夠實現自我改革，無疑是很幸運的。但是，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筆者並不奢望此類現象會自行發生。變化是緩慢進行的。同時，筆者也擔心未來現代思想市場的缺陷會壓倒其優勢。 21 世紀以來，美國已經發生了兩起鬧得人心惶惶的政策災難，一次是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另一次是沒能及時應對次貸泡沫。兩次事件中，都有批評家強調左右政策制定者進行決策的指導思想存在問題。但是每一次，他們都遭到了排擠，被認為是搗亂分子或極端分子。在理想的思想市場中，如果權威人士提出的思想存在疑點，那麼面對更有力的論據或證據時，他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理論依據。

最後，筆者要提出一個聽起來有點天真的建議。為迎接思想產業即將發生的變化，成功的知識分子必須對各自所處的專業領域有更加深刻的自我認識。思想產業演化出了許多讓人能夠輕易屏蔽建設性批評的方法，外交政策界內部必須對這些方法加以抵制。外部審核力量薄弱之時，內部審核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了。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在鼓勵之下會主動去尋找針對自己作品的有見地的批評，尤其是如果他的讀者中包括有權有勢的人。

要求知識分子進行自我監督，無異於告訴蠍子不要去蜇青蛙，聽起來有些不切實際。思想領袖既然是領袖，自然不會主動考慮自己犯錯的可能性。指望這樣的人主動去尋找批評性反饋，可能要求過高了。而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任職於著名高校、智庫或諮詢公司的，也的確不是最謙虛的人。尼爾·弗格森曾告訴筆者：“在知識界，絕不會有人宣佈自己破產。”

但如果說知識分子的確擅長什麼事的話，那便是自以為很有自知之明。要求政治家踐行政治信念並且忽略短期回報，等於讓他們裝作自己不是政治家。讓知識分子拒絕直接的物質利益也不容易，因為他們和其他中產階級一樣，也有房貸和助學貸款要還。即使如此，強調思想市場內的動態變化，能夠幫助成功的知識分子，包括最自信的思想領袖，意識到無視批評性反饋引發的長期風險。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經說：“知識分子的命運，要麼是痛恨自己與財富、成功和名望無緣，要麼是名利雙收之後陷入深深的愧疚。”物質回報會誘使一般的知識分子墮落，但是愧疚和恐懼能夠對抗經濟誘惑。伴隨成功而來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轉化為自我約束。對於失敗的恐懼也是思想市場中的一個有效激勵因素。知識分子鮮少有破產的，但是他們對自己所處的地位相當敏感。本書已經證明，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思想家失勢之事常有發生，一如資產泡沫時有破裂。幸運的是，外交政策領域的知識分子都會竭力避免成為日後年長的智庫成員告誡年輕的研究助手時，講給他們聽的業內悲劇的主角。

為了實現這種自我認知，成功的知識分子必須克服幾個壞習慣。這說來容易做來難。思想市場的擴張為在此環境下有一番作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回報。一個人越是沿著知識分子食物鏈往上爬，面臨的誘惑、收穫的回報也越多。作為一個成功的思想領袖，生活必定忙忙碌碌，不過也意味著巨大的個人回報和經濟回報。

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導演的《蝙蝠俠：黑暗騎士》中，魅力十足的地方檢察官哈維·丹特與人共進晚餐時說：“要麼作為英雄死去，要麼苟且活著，直到目睹自己被逼成惡棍。”這句臺詞為丹特這個角色的演進埋下了伏筆，若稍加改動，似乎也適用於思想產業中的知識分子：要麼在默默無聞中高貴地死去，要麼苟且活著，直到目睹自己淪落成思想市場中原本最讓你厭惡的那種人。

題圖為電影《蝙蝠俠：黑暗騎士》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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