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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盖茨基金会（ID：gatesfoundation）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划分世界，并且习惯性地认为发达国家就是收入更高，更富裕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收入低，更为贫穷的国家。随着这个概念而来的观点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长时间的发展进步，才有可能跨越鸿沟转变为发达国家。
汉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不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的两极化分是基于60年代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根源在于我们的思维没有与时俱进。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观点，汉斯曾在课堂上展开了对五岁以下儿童存活率的世界数据印象的调查。大多数学生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且有更高的死亡率；相反，发达国家则倾向于拥有较少的孩子，且有更低的死亡率，并且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有无法逾越的数据鸿沟，将世界两极化区分。
事实上，这种刻板印象来自于1965年的世界数据。由于世界医疗条件的进步以及思想的转变，根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国家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婴儿人数低于3人，在婴儿出生数量上并无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同时，因为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五岁以下儿童存活率也大幅上升，已经从60%提高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减少，从这个数据上衡量，也已没有明显的所谓“发展中”与“发达”的区分。
汉斯由此认为，这种将世界两极化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发展趋势，为了优化分类，作者根据收入提出了四层收入群体模型，通过我们每天日常开支的多少来取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划分。
同时他提出，人们对于世界的误解，来源于十种人类本能，或称为十种惯性思维方式。
一、非此即彼的思维（差距本能）（The Gap Instinct）
人们习惯于将事物划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强调两个群体之间的绝对差距。这种划分方式简单直接，富有戏剧冲突，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更容易吸引眼球，正是人们的这种惯性思维被媒体广泛利用。
例如下图中的SAT数学平均成绩分布图，乍一看我们会觉得女性的数学平均成绩与男性平均成绩相差很多，甚至得出女性SAT数学成绩远低于男性的结论。但当我们细心观察图表时，就会发现，这是纵坐标给我们带来的错觉。通过放大纵坐标的方式，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差距较大的印象，从而得出戏剧性的性别冲突，这也是媒体惯用的夸大事实的方式。
（被刻意拉大的纵坐标）
当我们将纵坐标还原为正常大小，就会发现其实男女之间的数学平均差距并不大。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图表来解析同样的数据，就会发现大部分女生的SAT数学得分与大部分男生的SAT数学得分其实是重合的，也就是说，SAT的数学平均成绩并没有因为性别而有巨大的差异，只是因为媒体的一点引导，加上我们自身两极化观点的惯性，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二、消极本能 （The Negativity Instinct）
人类本能地会更关注坏消息而非好消息。全球变暖，金融危机，每件事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刺激着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在变得更糟。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很多好的改变与进步，无法像坏消息一样被广泛报道。
例如，因为媒体的报道和人们对社会新闻的关注，在关于对犯罪率的看法的问卷调查中，有更高比例的人认为，美国的犯罪率越来越高。而事实上，从1990年起，美国的犯罪率就在逐步下降。到2016年，有记录的犯罪数量从1990年的1400万起下降到了900万起。
很显然，媒体和人们的关注度使得大家更为重视消极事件，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积极的改变也正在发生。例如儿童癌症存活率的提高、婴幼儿免疫接种率的提高、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的减少等等。
三、线性思维本能 （The Straight Line Instinct）
我们很容易认为，世界上很多数据的增减趋势都呈线性变化，随着时间的改变，数据会保持一定的速度增加或减少。而在研究埃博拉疫情时，我们发现，疫情感染的趋势并不是线性增长的。事实上，每三周，疫情感染的范围就会扩大到之前的两倍。
更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身高。假设小明出生的时候有50厘米，在他六个月的时候会长到67厘米，如果我们认为身高是线性增长的，那么在他三岁的时候，他应该身高1米52；在他十岁的时候，会长到超过4米，这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情境，所以我们自然会觉得这个例子很荒谬。而在不熟悉的领域，人们就很难规避这种线性思维的影响，也就无法快速地意识到它的荒谬之处，从而导致判断失误。
四、恐惧本能 （The Fear Instinct）
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去消化和筛选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筛选和排序信息的过程中，足够引人注目的信息往往会排在最前面。所以，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媒体会倾向于优先报道我们所恐惧的事来提高收视率或点击率，比如集中报道自然灾害或暴力事件。
相比百年之前，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缩减到之前的25%，与此同时，世界总人口增加了50亿。死亡人数的减少并不是因为大自然变得更加稳定，而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口已经不再生活在第一层级，人们有更多的资源来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相比1990年之前大幅度减小，但是因为媒体报道以及人们不恰当的关注度，造成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比之前更严重的印象。
（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 100万）
五、规模错觉 （The Size Instinct）
只是看一个孤立的数字，我们往往会高估或者低估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情景对比来确认这个数字的重要性。而在有些情况下，事情的重要性与数字其实并无关联，而是因为短时间内新闻信息的聚焦而引起的错觉。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了2.7%的世界人口死亡，给我们的医疗事业特别是流感的预防敲响了警钟。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最开始的爆发的第一周，因为疫情刚开始蔓延，死亡人数多达几千人，当即引来了社会新闻的聚焦甚至造成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而实际上，甲型H1N1流感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线性增长，甚至没有像后来的埃博拉病毒那样在短时间内造成死亡人数翻倍的现象。但据汉斯统计，在甲型H1N1流感传播期间，两星期内造成31人死亡，而谷歌上的新闻出现了253,442条相关新闻报道，相当于每一人死亡就有8,176条报道。与之对比，肺结核这种作为第一层和第二层收入水平人口的主要致死病症，每一人死亡却只有0.1条相关的新闻报道。
在目前大部分疾病可以治愈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一个疾病重要性的认知，需要更多的横向对比从而达成清晰的认知，避免恐慌，同时也需要我们对于大范围的新闻报道保持清醒的头脑。
六、泛化本能 （The Generalization Instinct）
我们习惯性地将各种事物都进行分类和归纳，特别是在碰到新事物的时候。但是，这种惯性分类很可能只是基于少量的、特例的经验之上，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就拿牙刷举例，人们会想当然地觉得：这不是所有人都在用的基本生活用品吗？其实，生活在第一层每天靠不到13元人民币生活的人来说，他们用的是手指或小木棍；而生活在第二层每天生活费在13到50元人民币的人，一家人会共享一把牙刷或将一次性牙刷循环使用；生活在第三层每天生活费在50到200元人民币的人会拥有普通的塑料牙刷；生活在第四层每天生活费超过200元人民币的则用电动牙刷作为标识。
通过对于生活用品的具体场景描述，能够规避我们经历不足的问题，建立统一且具有代表性的认知体系。
七、宿命论本能 （The Destiny Instinct）
一个人出生长大的家庭环境、地理位置、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都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根深蒂固，并且看似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实际上，这些看起来无法改变的东西仍在与时俱进，只是改变较为缓慢，并不代表人生没有其他可能。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永远没有办法赶超欧洲的发展，例如，非洲的平均寿命是65岁，比欧洲的平均寿命短了16岁，比世界平均寿命短了7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摩洛哥、埃及等5个国家的平均寿命就高于世界平均寿命。
同样的宿命论调也常常用来描述亚洲国家，然而事实证明，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它们在世界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也从一开始定位的2050年之前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把时间提前到了2035年；这些都给收入较低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八、单一角度思维本能 （The Single Perspective Instinct）
我们很容易从同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眼界因此受限而无法纵观全局，也无法获得更为全面的答案。
比如，有人习惯性地认为，人均寿命短是因为国家没有加大对于医疗方面的投入。按照这种单一的标准，美国拥有更多的医疗资源投入，理所应当地应该拥有更好的医疗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应该拥有更长的人均寿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39个国家拥有比美国更长的人均寿命，但是付出的医疗保健投入却远少于美国。人均寿命还受到其他诸如气候、生活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单一地以医疗投入作为标准，就会阻碍我们全面地看待问题。
（医疗投入占比 GDP：39个国家的人均寿命超过了美国，但在医疗开销上，美国绝对是第一名）
九、责备本能 （The Blame Instinct）
遇到不好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责备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这让我们夸大了个人或某个群体的重要性，认为这个人或某个群体需要对不好的事情负责。这并不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或者改善预防措施，反而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很多人会责备印度、中国等国家，因为它们的快速发展和人口问题加速了全球变暖的步伐。然而实际上，大部分累积起来的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都来自于现在处于第四层级的“发达”国家。在过去五十年的工业发展中，这些国家通过工业产品，例如交通工具、工业用电，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而处于较低层级国家的人民，因为工业不发达，反而排放较少。
十、紧迫感本能 （The Urgency Instinct）
紧迫感本能催促着我们对于察觉到的、可能即将到来的危险急于采取措施，而并不会真正帮助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或采取正确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时候它并不是真的紧急，并不需要我们立马做出反应。
全球变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议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全球变暖随之而来的极端气候带来的自然灾害时刻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冰川融化之后，上海等重要城市都可能被淹没。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需要放下其他事情专注于处理全球变暖。其他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每当我们被要求立刻做出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用数据去分析，用数据作为基础去判断下一步行动的方向。这也是此书最想要传达的信息：用数据说话，并且及时与最新的数据分析同步，才能让我们对于当今世界有更为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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