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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仿若一條騰飛的巨龍盤亙在中國的北方。究其身世，長城實則是中原王朝為抵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而修建的軍事防禦設施。萬里長城自秦代伊始，秦長城西起臨洮，東到遼東；明長城則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歷代漢族所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大都有過修築。但其中唯獨唐朝未對長城有過大規模的修建，箇中緣由值得我們去探究。

黃崖關長城

秦漢長城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戰亂後已然有多段損毀，其防禦性能大打折扣。隋唐之際，北方突厥興起，東西橫跨萬里，控弦之士百萬，戎狄強盛，古未有之。隋朝就曾多次對長城進行修補。然而對於緊隨隋代的唐朝，終其一代，並未對長城有過大規模的修建，這個情況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與思考。在此，我希望能對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希望各位能夠對其擁有一個更系統、更全面的認知。

首先，由於唐朝國勢在安史之亂後有了一個較大的轉折。因而為了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更為全面的把握，我們以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對其分時期進行階段性探討。

首先在安史之亂之前，國力強盛的大唐王朝為什麼不修築長城呢？

一、唐承隋建，不築長城是唐朝借鑑隋亡教訓的一環節。

縱觀中國王朝興替，歷代王朝的建立總會從前代王朝的滅亡中吸取經驗，以期避免重蹈覆轍、維繫王朝長存。因而，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是唐朝尤其要吸取的。隋代濫用民力，營建新都、開鑿大運河、七築長城，史載“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

二、唐代國家武功強盛，較早地在北疆取得勝利並予以控制。

武德年間，因王朝初建，中原經過隋末農民戰爭，經濟凋敝，唐朝對北方的東突厥處於防守態勢。貞觀年間，經過一定的恢復發展，唐朝抓住東突厥內亂、其實力受到削弱的時機，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以李靖為主帥，遣六路大軍一舉滅亡東突厥。此戰極大震懾了周邊各族，為唐王朝贏得了一個比較安定的北疆形勢，李世民也在這之後被尊為“天可汗”。後唐朝滅亡薛延陀，徹底控制了整片大漠，北部邊境從此得到安定。在東北，契丹等族相繼內附，高句麗因隋朝的征伐而國力大損，在唐朝初年致力於和唐朝保持友好關係，之後唐朝幾次征討高句麗，對其造成了沉重打擊，高句麗不得不在邊境築起長城來防禦唐朝的進攻。最終，高句麗在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朝攻滅。在高宗後期和武周時期，伴隨著均田制、府兵制的敗壞和武周代唐帶來的政權動盪，邊防形勢趨於惡化，後突厥獨立，契丹等族降叛不定。但形勢最終在玄宗朝得到扭轉。玄宗實行募兵制，設立節度使以拱衛邊疆。後來突厥滅亡，契丹等族內附，唐朝對東北地區也進行控制，唐朝再次確立起對北方各族的軍事優勢。在安史之亂前，唐朝武功強盛，四夷賓服，北部疆域一度遠至貝加爾湖，其勢力範圍遠出長城一線，因而修築長城以御邊疆的需求也就不存在了。

唐太宗

三、唐朝非常重視馬政建設，騎兵運用廣泛；其作戰方式多以進攻為主。

這與隋朝以步、騎、車兵混搭以應戰突厥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基礎上，唐朝多奉行主動出擊的進攻戰略。在馬政方面，唐人有載“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猶為隘狹，更析八監，佈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雖然這一數量一度跌落至二十四萬匹，但是在開元、天寶年間再次回升至四十餘萬匹。唐軍因有了充足的戰馬，在對外戰爭中頻頻大顯身手。諸如在唐滅東突厥之戰和唐擊吐谷渾中盡皆為精騎突襲，一舉擊敗敵軍。在天寶年間的奇襲小勃律之戰中，史載“玄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因唐軍馬匹充足，高仙芝才能完成奔襲三千里，先於吐蕃軍到達小勃律的任務，最終取得此戰的勝利。馬政為唐軍的進攻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唐軍更是憑藉此以攻為守，大大拓展了其疆域，那麼相應的，通過修築長城而進行防守的消極被動的戰略自然不為其所考慮了。

四、唐代的邊疆形勢較之漢、明等漢族大一統王朝更為複雜。

唐朝初建時，除卻北方的東突厥外，還有東北的高句麗、契丹、奚等，青藏高原的吐谷渾、吐蕃，西方的西突厥和西域諸國。其中高句麗作為東北亞強國曾多次挫敗隋朝大軍，雄踞遼東，這使其不得不頗受唐朝“關照”。吐蕃趁唐朝戰略重心在東北時興起，在高宗武周時期與唐朝在西域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高句麗滅亡後東北的渤海國興起，北方也歷經了後突厥獨立、回紇（即回鶻）興起的變遷。玄宗朝時南詔國建立，西方的大食也逐漸將勢力擴展至中亞，並在怛羅斯之戰中擊敗唐軍。由此可見，安史之亂前，唐朝的邊疆形勢相當複雜多變，除卻北疆，高句麗、吐蕃等政權也都是強盛一時的封建王國。在複雜的邊疆形勢下，北部邊防自然就成了多方邊防中的一環，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去修築長城不僅與經營邊疆的重點方面不相符合，更是得不償失的舉措。

五、唐代的邊防模式與諸朝有所不同。

唐代多以建設軍事要塞、修築城堡的方式以點帶面，維繫邊防。在玄宗設立節度使後，唐朝則以蕃鎮的形式鞏固邊疆。模式選擇的不同自然使得通過大規模修築長城的現象沒能在有唐一代出現。前文已經提到，在安史之亂前，唐朝對周邊政權多采取進攻態勢，但這不代表唐朝不進行防禦體系的構建。在唐與吐蕃的戰爭中，在採取長驅直入戰略的大非川之戰和唐蕃青海之戰盡皆受挫後，唐朝採取依據據點軍鎮的戰略，予以機動防禦，並伺機反攻。在面臨興起的後突厥的侵攻中，張仁願則對其構築了三受降城體系，依託軍鎮，唐軍可攻守兼備，突厥的統治核心區域因而處於唐朝軍事力量的輻射之下， 漠南迴歸唐朝掌控，這不僅有效阻止了突厥的南下，更是大大削減其實力，加速了後突厥政權的覆亡。在同時，為應對長城沿線再次陷入不穩定狀態的情況，唐朝相繼建立都護府機制，加上行軍征討，最終匯成大軍區性質的節度使體制。玄宗時期，節度使體制逐步確立並得到完善，唐朝在全國範圍內設立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節度使體制的施行推動了自開元至安史之亂之前這段唐朝對外軍事戰爭取得大量勝利的階段的出現，在一定時期內有效保衛了邊疆的安定。

大唐疆域全圖（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大學生歷史文化協會）

六、唐代的羈縻府州制度的廣泛推行。

唐朝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取得勝利，疆域得到大大的拓展。對於獲得的廣大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唐朝通過設置羈縻府州這種帶有自治性質的地方行政機構來對其進行有效的管轄。在北方，唐朝主要設立安北都護府來管轄。在羈縻府州制度下，唐王朝對少數民族的統治者予以籠絡，對少數民族人民進行充分管理，尊重其文化習俗，從而造就了在其治下漢族與諸少數民族和諧共榮的局面。羈縻府州制度的推行不僅有利於唐朝對外拓邊活動的進行，更有效促進了中原漢族與周邊各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形成“華夷一家”的良好氛圍，推動了民族融合，密切了漢族與周邊各族人民的感情。羈縻府州制度的推行使得無論漢族還是諸少數民族，盡皆成為唐王朝治下的“唐人”，因而唐朝不僅在思想上，更在實際管理上踐行了“對華夷愛之如一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公元755年12月），安祿山起兵於范陽。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從此拉開帷幕，唐朝在這場浩劫中受到了沉重打擊。

我們以此為分期，再來看看此後的大唐王朝為何依舊不修築長城？

七、安史之亂後，唐朝邊疆形勢愈加嚴峻，但北疆邊防關係依舊保持友好合作關係。

伴隨著國力衰退，唐朝的對外民族觀也因之由開放走向保守，內部也漸漸生出對於“夷狄”的防範之心。但與傳統上利用長城作為主要防禦策略的前代諸朝相比，唐代統治者更加重視軍事力量建設。且因邊患重點不在北，唐王朝還與回紇汗國長期保持良好關係，因而唐朝的北部邊防壓力較小。此時唐朝和回紇在西方都面臨著共同的敵人吐蕃。唐與回紇雖然也有一些軍事衝突，但整體的基調仍是睦鄰友好合作的關係。這使得唐朝對北部邊疆不必太過擔憂，大規模修築長城自然也就沒有充分的需求了。

這時一方面北方“受降城體系”依然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北方節度使已然在實際上不受唐廷掌控，部分長城沿線已然不在唐廷手中，因此客觀上來講，在唐朝後期也未能再大修長城。

安史之亂前，唐朝因其借鑑隋亡教訓、武功強盛、馬政建設良好、羈縻府州制度的推行，同時依據其複雜多變的邊疆形勢和秉行的邊防政策，並未對長城進行大規模的修築。安史之亂後，唐朝勢力範圍雖然在回縮，邊防形勢嚴峻，但因其北方與回紇的良好關係而依舊不具備大修長城的動力，同時由於自身國力衰弱和藩鎮林立，大修長城更不可能實現了。因而，通過對唐朝全局的把握，我們可以由此對唐朝不築長城的緣由有一個較為清晰且全面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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