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東林黨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幻海塵封


明朝天啟年間,朝廷裡流傳著一部奇異的名冊。乍一看上去,這本小冊子彷彿是某位水滸愛好者的筆記,上面列舉了一百零八個人,就連“及時雨”、“玉麒麟”等綽號也與書中一模一樣。

但再看綽號後的人名,竟然全是北京、南京兩府中的朝廷大員。這本奇怪的名冊,叫做《東林點將錄》。它的編撰人,是當時的大太監、“九千歲”魏忠賢手下干將王紹徽,而名冊上的人就是讓魏忠賢最為痛恨和忌憚的群體—黨

從明朝萬曆年間起,東林黨逐漸成型,以致逐漸壯大。在明末的政壇上,東林黨人一直以“特別能戰鬥”著稱:與太監鬥、與群臣鬥、甚至與皇上鬥,當真是“與人鬥其樂無窮”,堪稱明朝最強文官集團,成為了決定明朝命運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

“聚義”東林

東林黨的創始人,是嘉靖、萬曆年間的著名“偶像派”——顧憲成。

說他是“偶像派”,並非誇大其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顧憲成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裡。顧憲成打小就有才子之名,成績很好,明史上記載他“資性絕人”,屬於父母口中“別人家的孩子”。他的科舉之路也是一帆風順,26歲時考中解元,30歲時又以二甲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戶部主事,成為了正經八百的國家公務員。

以顧憲成的學識和年紀,步步高昇甚至進入內閣,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然而,從一開始,顧憲成就沒把升官發財當回事。

自做官以來,他一不溜鬚——當百官都聯名為首輔張居正祈福時,他硬要從中把自己的名字劃掉。

二不貪汙——萬曆二十一年考核官員時,他以廉潔而得第一。

三不怕事——萬曆不喜歡長子朱常洛,要搞“三王並封”,他上書勸阻;萬曆不喜歡大學士王家屏,他偏要推薦王家屏做首輔......顧憲成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戳萬曆的肺管子,終於把自己戳回了家。

萬曆二十二年,當了14年官(中間請假三年、為母服喪三年,實際只當了8年官)的顧憲成被革職削籍,徹底成了一名老百姓。

丟官後的顧憲成並沒有垂頭喪氣,反而更加忙碌起來。

實際上,在官場中目睹了大明朝廷的種種黑暗之後,顧憲成早已對仕途興趣寥寥,轉而將人生目標放在了傳道授業之上。

在顧憲成的家鄉,有一座始建於南宋的廢棄書院,名叫東林書院,南宋大儒楊時曾在此講學。在顧憲成剩下的生命中,這裡將成為他建功立業的主戰場。

經過整整十年的募款和修葺,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重新開放。從此,顧憲成和許多與他志同道合的學者一起,在這裡開壇講學。一時間,東林書院聲名大噪,即使八年後顧憲成去世,這裡依然是當時絕大多數讀書人心中的聖地,吸引了無數人前來學習。

在鬥爭中成長

按理說,明朝時全國的書院並不止東林書院一家,諸如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千年書院當時依然書聲不斷。

然而,為什麼只有從這裡走出的官員最終形成的“東林黨”,而沒有“嶽麓黨”、“嵩陽黨”的說法呢?

這就要從東林書院所教授和討論的內容說起了。

表面上,東林書院所宣講和討論的仍然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學經典,但是,與其他書院不同的是,東林書院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議政”。

從顧憲成開始,在東林書院主持講學的高攀龍、安希範、葉茂才等“東林八君子”始終強調的一點便是:“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就是將“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學習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標準,強調學必有用,“無用即是落空學問”。

這樣來看,東林學院實際上自建立起就有著明確的宗旨:治學只是手段,而通過政治實現所謂“天下承平”才是最終目的。這一宗旨,從顧憲成所題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可見一斑。

東林書院中的依庸堂 依然懸掛著這幅對聯

明朝末年,許多士大夫已經深切感到了朝政腐壞所導致的種種惡果,因此,東林學院所倡導的“扶大廈於將傾”這種理想主義式的思想,在天下讀書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和贊同,也吸引了一大批朝廷官員加入其中,所謂的“東林黨”得以逐步成型。

東林黨鼎盛時期,甚至連朝廷首輔(葉向高、韓爌)、薊遼督師(孫承宗)等文武重臣都是其中一員,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在當時的朝廷中,除了東林黨之外,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湖北人為主的楚黨、浙江人為主的浙黨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僚集團。於是,從萬曆後期開始,東林黨與這些朋黨之間的鬥爭就從未停止過,一場明末黨爭的大戲轟轟烈烈的上演了。

黨爭初期,東林黨人與其他的朋黨集團相比,由於沒有重臣壓陣,一直處於劣勢。為了扭轉局勢,東林黨人將目光鎖定在了皇位繼承人上,在由皇室繼承人之爭而起的“梃擊”、“紅丸”、“移宮”明末三大案中,東林黨人始終堅定地站在皇室繼承人一方。

終於,在明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成功地扭轉了局勢,利用“京察”(六年一次的官員考核)之機,將其他幾個朋黨集團一一擊敗,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趙南星等人紛紛加官進爵,成為了朝中的主流力量。

按照東林黨人的一貫主張,此時正應各顯其能、匡扶朝政,讓大明盛世重現。

然而,還沒等他們喘口氣,才突然發現,他們最大的敵人此時正笑嘻嘻地舉起了屠刀,正在前方等著他們呢。

這位最大的敵人,就是魏忠賢,以及他身後的一群徒子徒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代號——閹黨。

敗給太監還是敗給自己?

魏忠賢,北直隸肅寧(今河北滄州人),地痞出身,文盲。

這就是魏忠賢進宮前的簡歷,與飽讀詩書的東林黨人相比,魏忠賢實在有點拿不出手。然而,歷史曾經無數次的告訴我們,在政治鬥爭中,文化知識是有用的,但不是次次都有用。

進宮後的魏忠賢,雖然靠著溜鬚拍馬,混上了一個管倉庫的差事,但直到四五十歲,還是一個普通的宦官。由於常常做出一副憨厚相,還得了個“傻子”的諢號。

如果不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賢恐怕一輩子也沒有出頭之日。由於魏忠賢和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是“對食”(宦官與宮女相好之代稱),當朱由校即位後,魏忠賢一步登天,成為了掌握內廷的頭號大太監。

即使在此時,魏忠賢既沒有膽子、也沒有水平去挑戰東林黨人。但是,由於東林黨之前被其他朋黨打壓的太厲害,如今掌了權,自然要秋後算賬。

在東林黨人的彈劾下,曾經反對東林黨人的大臣們降級的降級、罷官的罷官,朝廷中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眼見大事不好,許多曾得罪過東林黨人的大臣們便投靠到了魏忠賢的門下,開始為他出謀劃策,對付東林黨人。得到這些人相助的魏忠賢如虎添翼,開始走上了掌控朝政的“權奸”之路。

看到這一情況的東林黨人自然不肯罷休,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其中楊漣的奏章罵的最狠,列舉了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如果按照這些罪名論刑,恐怕魏忠賢就是有十個頭也不夠砍的。

然而,東林黨人在這裡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上書彈劾這一招,在其他時期、對付其他人物時也許管用,但這位明熹宗朱由校除了在做木匠上天賦異秉之外,不僅在治國上不靈光,文化水平也有限的很,基本上是個半文盲,看奏摺還要靠太監給他念。

有這樣的皇帝在,彈劾魏忠賢的結局基本是不言自明瞭。

對付無賴,就要用無賴的方法。不懂這個道理的東林黨人在魏忠賢的反攻倒算之下損失慘重:首輔葉向高辭職,楊漣、左光斗等被閹黨謀害,就連東林書院也被搗毀,曾經依靠黨爭而風光無限的東林黨最終還是倒在了黨爭上。

直到崇禎帝即位,懲辦了魏忠賢等一干閹黨後,東林黨才有所復甦。

但在此時,大明王朝也已走上了末路。隨著清軍入關,東林黨人殉國的有之、投降的也有之,最終逐漸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東林黨從興起到式微,歷經半個世紀之多。後人在評判這一朋黨集團時也是眾說紛紜,稱讚的說他們小處有失、大節無虧,是中國文人氣節的代表;批判的則說他們掀起了明末黨爭的序幕,使得朝廷內鬥不斷、禍國殃民。

實際上,在當時的局勢下,無論是誰,恐怕都難以使大明王朝逃脫覆滅的命運。而在數百年後的現在,那座書院裡所曾經閃現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和心憂天下的情懷,依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餘家春子


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繫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繫,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持,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信息”(《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黨非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繫,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結語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信息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1、《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 作者:餘添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2、《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淺析》 作者:劉舒曼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

3、《“‘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作者:張秉國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大黃扯點歷史


從狹義上來講,東林黨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從廣義上來講,東林黨代表著一群人,

他們有著明確的道德準則,關心國事,改革弊政,

他們結黨成群,黨同伐異,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不能單純的用好或與壞來看待東林黨人,因為好得如聖人般崇高,壞得比大奸大惡之人還要可惡,

他們做過所謂的好事,也做過不少所謂的壞事。


他們可以是好人,他們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他們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力求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

他們提倡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的政治思想,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他們自始至終都在和宦官集團作鬥爭,即便被魏忠賢殘害也沒用放棄。

他們也可以是壞人,他們結黨成群,殘害同僚,

對與他們有相反政治主張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們既以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認同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

他們扭曲了道德,將道德變成了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他們不斷地發動政治鬥爭,

他們以狹隘的道德教條來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卻也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


東林黨人既是一群心懷天下力求造福蒼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狹隘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人,

他們有著實現國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們也為了傳統和道德要求與皇帝作鬥爭,

他們是一群堅守傳統和所謂虛偽的道德的人,

他們並沒有那麼與時俱進,總是用自以為是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容不得與其相左的政治主張,

對於權力他們展現了嗜血的一面,從與其他政治群體的黨爭體現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體現了他們虛偽的一面,

由於東林黨權力慾望的加劇,鬥爭由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

明朝政治不僅沒有變得清明,還因為不斷的權力和政治鬥爭變得汙濁腐敗


東林黨人作為一群擁有政治抱負的人雖然在不斷的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奮鬥,卻並沒有改變日漸惡化的政治環境,也沒讓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轉危為安。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

《明代政治史》認為:“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運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

後世對東林黨的評價兩極分化,但總體評價並不高,可以說東林黨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也是一群無知和虛偽的政治和權力慾望下的囚徒,

這也說明了道德倘若不與時俱進就會害人害己,無論哪個時代,搞政治鬥爭都不利於民生髮展,

唯有以人民為中心,可惜君主專制的時代家天下條件下,人民的權益是無法得到保障的,所以專制集權要經歷革命的摧枯拉朽,從底層將一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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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宗室、小冰河、鼠疫,為明末四大災害。小冰河是天災,哥倫布發現美洲後,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進而引起植被大範圍恢復,使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減少,因此溫度降低。其餘三個皆為人禍,而東林黨首當其衝,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誕生之初還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大家聚在一起針砭時弊,倡導廉政清明。當時參與進東林黨講學活動的,大多數都是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雅士。

但是,這些人都有個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順的人,大多數都是沒當上官的,在那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這些讀書人都是以當官為榮譽。他們考不上科舉,當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滿和怨恨,這種情緒彙集,矛頭對準的必然是當權者。

於是他們的對抗皇權,針對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由此拉開了東林黨和閹黨,東林黨和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

東林黨的空談誤國,和各黨的爭鬥造成的內耗也是明朝的滅亡的重要因素。

東林黨起源於江南,那裡自古以來便是商賈富庶集聚之地,而一個黨派的發展,必然缺不了財力的支撐。東林黨的後臺也正是這些商人,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報,東林黨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利益捍衛者,這也為東林黨內部埋下了不良的種子。

隨著東林黨不斷地發展強大,這個種子也在其內部逐漸生根發芽,開始扭曲了這個團隊的核心價值觀。

開始的引導社會風尚的理念逐漸被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鬥爭所取代。

東林黨在和各方勢力鬥爭中嚐到了政治鬥爭的甜頭後,價值觀已經扭曲了。再加上和閹黨之爭,以崇禎拿下閹黨,拱手將朝政大權相讓於東林黨為結局。至此,東林黨可以說是一家獨大,朝廷再也沒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勢力。

東林黨當政那些年,明朝沒有出現能救國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們只懂得瘋狂的用手裡的權利侵佔國家的利益,只要是對自己不利的政策,東林黨人都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找出各種理由來抗旨。

面對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當好皇帝的崇禎也無能為力。

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兵,東林黨人並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擊。李自成進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時間去李自成那裡獻忠誠,保平安,誰也沒理崇禎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後,帶頭跪迎清軍的正是當時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這不得不說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氣也蕩然無存。

東林黨雖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這一點不如人家張居正。

黨爭歷來都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內耗,浪費國家的政治資源,影響社會發展,因此歷朝歷代都不會支持黨爭,甚至會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黨爭自然也是逃不過這種歷史規律。

綜上,明亡於東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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