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利：除了“EVENT201”美国2019年还有两场“防疫”演习
国内民众大部分都知道，为了应对疫情爆发，美国2019年10月组织了“Event—201”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推演。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出席，使此次推演在新冠疫情爆发不久就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人们多种联想和推测。但是近期笔者发现，除了“Event—201”，2019年美国还搞了两场更加“逼真”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演习。
一、以中国首先爆发为背景的“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
据3月20日《纽约时报》披露的一份美国官方秘密文件显示，2019年1月至8月16日举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发起组织了一场代号为“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的推演。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来自美国12个州和五角大楼、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等至少12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美国红十字会、护士协会、多家保险公司以及包括梅奥医院在内的大型医疗机构也受邀参加。演习包括四个步骤：2次桌面推演、1次研讨会，8月13—16日举行全面演习。
令人恐怖的是演习想定的模拟情景：2019年1月，一个35人的外国旅行团在中国玩了一大圈后从拉萨机场启程回到澳大利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泰国、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遍布世界各个地区的多个国家 。旅行期间，有部分游客出现感冒症状。其中一名来自芝加哥的52岁男性到家后，出现无力干咳症状。恰好回家当天，他17岁的儿子与其见面后被感染，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于当日参加了一场大型公共活动，导致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美国传播。
在演习中，疫情出现后，美国疾控中心（CDC）立刻宣布实施隔离政策，要求雇员居家办公，学校关闭。美国政府其他部门则开始就隔离和封城相互扯皮都不愿担责；一些学校不愿停课，因为仅一个伊利诺伊州停课就会影响到全州21%的人口，每周损失4000万美元；医院为医疗物资短缺而伤透脑筋……。疫情爆发47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病毒大流行，但已有1.1亿美国人感染，超过770万人住院，死亡586,000人。演习结束后，2019年10月演习组织者HHS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等核心部门提交了报告。
后来的真实情况是，2020年1月21日下午，美国CDC发布声明，确认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患者30多岁，男性，为华盛顿州斯诺霍米什县居民，1月15日从武汉返回美国。截至美国当地时间3月23日下午2点26分，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库显示，美国全境总共报告4151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芝加哥疫情较为严重，伊利诺伊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020年2月25日前后，特朗普宣布“美国疫情尚在掌握之中”。3月17日特朗普称：早在世卫组织宣布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纽约时报》对此评论称“因为美国政府早就对未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路径进行过预判和演练，所以这或许就是特朗普能够这样说的根本原因。”
二、以德国首先爆发为背景的“泰格尔机场之疫”
2020年3月7日两名演习参与者Samuel Brannen 和Kathleen Hicks惊叹于演习“太逼真”而在politico网站披露演习内容。由于作者在文章中没有介绍演习的名称，为叙述方便结合演习想定，笔者将其称之为“泰格尔机场之疫”。
根据作者介绍，演习同“EVENT—201”一样于2019年10月，由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特区总部组织。约20名来自全球卫生、生物科学、国家安全、应急响应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参加，目的是对美国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的方式进行压力测试提出对策建议。
演习假设一种由研究实验室制造的病毒因故意或非故意原因在欧洲被泄露。病例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泰格尔机场（Berlin Tegel Airport），一名受感染病例经过该机场，此时发生第一次病毒传播，之后此人前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及其他目的地，病毒继续扩散。自首次发生人传人案例后的三个月，病毒迅速在欧洲、北美、东北亚和中东地区传播。研讨设定病毒具有很高的传播能力，杀伤率是3.125％。
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首先采取发布旅行禁令和封闭边境等短期措施来减缓扩散，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减慢病毒传播速度，因为病毒已经开始通过国际航空进行传播，并进一步发生人际传播。
研讨还罕见地假设病毒携带者出现严重症状之前就已经具备传播能力，因此各国政府发现自己的措施难以控制病毒传播的速度。旅行禁令导致国际合作恶化和贸易中断，经济受到打击。各国开始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刺激经济，以改善市场状况、支撑经济增长。研讨还展示了疫情爆发三个月后的世界图景：各国政府、生物研究机构和制药商竞相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但鉴于研究及人体测试准备工作耗时很长，因此需一年多时间才能实现。研讨结束为美国政府提出了4条对策建议。
研讨假定了两个特殊场景：一是疫情爆发后，美国领导人根本没有将健康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重视浪费了最佳时机，各国亦将国内利益放在首位，疫情无法控制后才进行协调合作。另一个是并不清楚谁是这场疾病爆发的幕后主使，也不清楚它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因此全球环境受到了更大的影响。由于演习与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真实情况极为相似，以致作者在写文章时用了《我们预测了冠状病毒的世界性流行，以下是决策者接下来可能看到的局面》（We Predicted a Coronavirus Pandemic. Here’s What Policymakers Could Have Seen Coming）的题目。
2019年美国在一年内搞了3场抗疫演习，都是想定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但设定的来源途径不同。“赤色传染”设定的是首个病例在中国出现，主要症状是发烧、干咳（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由“新型流感病毒”引起。“EVENT—201”设定的是一种从蝙蝠到猪再到人的新型人畜共患冠状病毒CAPS，它比SARS致命，又像感冒一样容易传播。“泰格尔机场之疫”设定的是一种由生物实验室制造的冠状病毒因故意或非故意原因在欧洲被泄露。
三场演习分别由主管卫生事务的官方机构——HHS、疫情研究最权威高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著名智库——CSIS组织。官方机构组织的、层次最高的“赤色传染”只有美国内部人员参加，另两场由高校和智库组织的演习则包括其他国家人员参加。三场演习分别设定于亚洲（中国）、欧洲（德国）、南美洲（巴西）三个与美国联系极为紧密最有可能传播的国家首先爆发。
从目前的美国疫情来看，上述演习的设定及其结论与现实的吻合度较高。不禁要问：为什么演习对于美国应对当前新冠疫情并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反而却在疫情判断、医疗资源储备、应急响应等方面产生了诸多明显问题？关于接下来疫情需要多久、甚至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的问题，目前前景仍不明朗。但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是值得肯定的：在对生命与经济之间进行排序时，美国执政者的策略出现了重大的选择性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的预警和预判能起到多大作用，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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