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字援庵，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抗戰時期，援庵先生為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為輔仁數千師生計，先生艱守北平，不仕日偽，積極從事“有意義之史學”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可“動國際而垂久遠”的經典名篇。
陳樂素是陳垣長子，亦是近代中國史學名家。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為避戰禍，不得不遠赴香港，在英華中學謀一教職。後形勢日峻，又南趨貴州，在南遷的浙江大學任史地系的教授。可謂輾轉流離，艱苦異常。
陳垣一生共有十一位子女。但或許是因為先生對子女的教育原則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會對子女的學習與工作選擇多加干涉，這也造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結果，即陳垣雖然子女眾多，但真正能完全繼承父業，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只有陳樂素一人，儘管陳樂素早年在日本留學時選修的是經濟學專業，而非歷史學。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果？或許我們從其父子二人在戰爭年代的數百封往來家書中可尋找到答案。
修身敬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
和普通家庭的父母一樣，通讀援庵先生的烽火家書，我們可以看到，親情在先生心目中十分重要，他對孩子們的成長特別是身體健康十分在意，強調“吾屢言身體要緊”，“切不可過勞”。對於樂素先生，先生尤其如此。如在1939年10月家書中，先生對樂素先生頗多埋怨：“今日四十餘堂，每日上幾堂耶，何忙至此？功課太多，容易生毛病……多則應讓出，不然，恐非長久之計也。至於自己功夫做不做，尚是第二層，先要功課對付得過，不至生毛病才好。”埋怨雖有了，但樂素先生後來的表現證明，援庵先生的埋怨似乎沒有什麼效果。於是1940年9月，援庵先生又再次關切地叮囑道：“來信言又病，雖愈，甚念。若言南地卑溼，則前在平時，亦見汝病一次，或不是地方關係，起居應有節制為要。此示博兒。”
身體健康外，在為人處世上，先生亦十分關切，並給予樂素先生諸多十分受用的個人建議。如在1939年1月，先生家書中寫道：“直諒多聞之友不易得，當以誠意求之。”在1941年3月回函中，先生又講：“其侄曾唔否？尤不易相與，避之可也。”一個“誠”字，一個“避”字，道出了先生認為的為人處世的基本態度和準則。或許是擔心樂素先生初到香港，對於新的同事關係處理不好，先生亦特別去信：“對同事要注意，太生疏不好，太密亦不好，總要斟酌及謙讓，不可使人妒忌，使人輕侮。交友原本要緊，無友不可以成學，但同事則又另一樣，與為學問而交之友不盡同，因有權利關係也。幸注意。”在先生看來，對於同事關係，“得人一句好話，與得一句壞話，甚有關係。”
堅忍創新：為學撰著的基本途徑
援庵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大家，自有其一套成熟的做學問的路徑和方法。在援庵先生給樂素先生的諸多家書中，我們亦可看到先生的諸多建議和主張。在這其中，“堅忍”與“創新”是頗多強調的。先生認為：“學問非有堅忍之心不可。如能著比較有分量之書，則一書作兩年或三年成績。”此外，先生又特別引導樂素先生不要太在意於“身外之物”，“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發表，積之數年，必有可觀。專役志於衣食，殊可惜也。”
可見，在援庵先生看來，做學問要想做出些成績，恆信與毅力十分重要。但僅僅存“堅忍之心”，是不足以獲得學術上的成功的。因為，援庵先生還有另一要求。即創新性才是學術的靈魂。在這一點上，先生在信中曾反覆提及。如1940年1月，援庵先生在信中寫道：“論文之難，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則無須再說。若人人不知，則又太偏僻太專門，人看之無味也。前者之失之顯，後者之失在隱。”很快，援庵先生又寫信指導：“又凡論文必須有新發見，或新解釋，方於人有用……草草成文，無佳文之可言也。”1945年1月，先生在家書中談及其代表作《通鑑胡注表微》一書時，又再提及：“說空話無意思，如果找事實，則必須與身之相近時事實……非宋時事實，則無意味矣。”
在陳垣看來，好作品就內容上看，“必須隱而顯或顯而隱乃成佳作”，在文本書寫上，先生則要求：“欲作文言，只有熟讀《論》《孟》，亦一捷徑。能多讀熟讀，則出筆成文言。最忌先做成白話，乃改易為文言，則難得佳作矣。”
在諸多家書中，援庵先生還特別強調一篇佳作的出現，“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先生不僅在信中如此規誡，亦現身說法，這在其信中屢提寅恪先生便是最顯著之例證。如1940年5月，援庵先生在信中寫道：“寅丈未識回港否，欲寄稿請寅丈一閱，並欲求其一序也。”1941年1月，援庵先生又在其信中談道：“餘著《清初僧諍》初稿已成……惜重鈔一回不易，不然，則寄寅丈請教也。”1942年3月，先生更是在信中言及：“聞寅丈前所住屋未退，則住不成問題。如能北來，真如天之福。”由上可知，援庵先生對待自己的“諍友”尊敬如斯。不僅如此，對於樂素先生，先生在信中亦特別強調：“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討厭，不妨多請教，但不宜久坐，此機會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為要。至於好擺架子之官僚，可以少見了。”
誠懇鼓勵：教書育人的基本要求
陳樂素在香港任教，課程頗多，或許是援庵先生擔心樂素先生非師範教育出身，壓力過大，所以在二人往來家書中，談及教育的內容亦是頗多。
如在國文學科的教育上，先生多次寫信建議道：“教書可以教學相長，教國文尤其可以。藉此練習國文（於己有益，必有進步）。教經書字音要緊，最低限度，要照《康熙字典》為主，不可忽略。”此外，先生亦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1939年9月，援庵先生便在信中說道：“《左傳》、四書教法，應注重文章，不能照經書講，總要說出使人明白而有趣為主。”1940年2月信件中，援庵先生又提道：“初教書，先要站得穩，無問題，乃安心。認真多獎勵，要學生有精神，生趣味為要。凡說學生懶學生鬧者，必教者不得法之過也。”此外，先生還建議上課不宜過多。“功課太多，容易生毛病。學生常常見同一教員，亦易生慢。”
由上可知，在援庵先生看來，想成為一個稱職的中學老師亦是頗不容易的，此外，如何才能教者得其法，先生在信中雖未系統講述，但在多封信中強調的這三個詞，即“預備”、“高興”（鼓勵），“誠懇”還是頗值得大家借鑑的，這也是援庵先生在家書中特別希望樂素先生所應該做到的。
對於課前預備，1939年10月，援庵先生便在信中說道：“前夕復一函後，想起教書之法。前已說過要充分預備，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備也。又對學生誇獎，生其興趣，都已明白矣。”
如何“生其興趣”，在1940年4月的來信中，援庵先生又舉例說明：“今想起一事，久欲告汝，凡與學生改文，應加圈，將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興。改不必多，圈不防多，平常句亦須用單圈圈之。因見有改文只改而不圈者，殊不合。”援庵先生的描述非常生動形象，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即便給學生的打分方式，如果使用得當，也是一種有效促進學生學習的積極手段。此外，對於教育者自身素養，先生亦頗多注意。1940年6月，先生即在信中明言：“大約教書以誠懇為主，無論寬嚴，總要用心，使學生得益。見學生有作弊或不及格等等，總要用哀矜而勿喜態度，不可過於苛刻，又不必亂打八九十分討學生歡喜，總不外誠懇二字為要。”
（作者：範國強系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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