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住"，是必须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住"的最佳标本，莫过于整齐规划对称布局的长安里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登临观音台眺望整座长安城时的所见所感，长安城的最初设计者宇文恺正是以一张围棋盘一样的城市布局，将110个里坊拱卫于宫城与皇城周围，而生活在这些里坊之间的百万唐人们，则在这里筑宅建屋，栽竹植柳，上演了近三百年的大唐故事。
十字街与坊墙，建构起长安城的动与静
长安城的里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西各有五十五坊，街东属万年县治，街西属长安县治，这110个里坊，并不是面积均等的，皇城以南三十六坊面积最小，而面积最大的坊位于皇城与宫城的东西两侧。尽管面积不均等，但从东西两侧里坊的布局上，又是规则有序的，这种规则有序，是用两种方式被固化的，一个是坊墙，另一个便是"十字街"。郑谷曾有诗云："信马归来傍短墙"，所谓的短墙，正是指将坊与坊之间实现物理间隔的屏障，这些坊墙有近三米厚，每个坊都被高高的坊墙圈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除了皇城南朱雀门大街两侧的三十六小坊，因恐损断地气破坏风水，只在东西两面各开一道城门之外，其余各坊都是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一道坊门。出了坊门，面对的就是15米宽的大道，由于长安城的"棋盘式"设计，每个坊面对的都是规制齐整的十字街，正是这些十字街，构成了长安城错落有致的经纬线，使在长安生活的百万唐人可以走出相对封闭的自已居住的里坊，让整盘"棋"活起来，动起来。
<code>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
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
——李贺《官街鼓》（节选）/<code>
李贺的这首《官街鼓》，描摹的正是长安诸坊启闭坊门的状态。如果说当初中央政府设立高高的坊墙，并三令五申禁止任何人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其目的在于使"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那么宵禁制度的施行，则让长安城的每一坊成为便于控制的独立的居住单元，"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坊正都会命人将四门关闭，禁止人们出入，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四点多，坊门方可打开。如果违犯夜禁 ，只能"无家可归"，《太平广记》曾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没有赶在坊门关闭之前回家的后果，只能是在桥下蜷缩一夜；归家晚者如此，出门早的，同样也不行，唐传奇《任氏传》写了一个叫郑生天的唐人将晓时辞别任氏后，"乃里门，门扃未发。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由于晨鼓未敲，只能在胡人的一处饼摊等候晨鼓敲响之后，方能出得坊门。当然，日常的宵禁与封闭并不能限制娱乐至上的唐人，而中央政府也算"体恤民情"，每年元宵节前后三天，坊门都彻夜开放，大可不必受限于暮鼓晨钟。
权贵豪门"盛修第宅"，闾里细民自得其乐
星罗棋布的长安里坊，当然要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依据功能的划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长安城可以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和风景区三大类，我们不妨沿着这三类的功能划分走进长安里坊，走进唐人的生活。
先来看看长安城住宅区。作为大唐帝都和国际化大都会，长安自然是高官显爵权贵豪门的聚集之地，早在建国之初，唐太宗曾下令王公贵族的宅第要严格按照等级规定建造，不得逾矩，在这种尚俭之风的引领下，当时生活在长安城的官员和贵族们还不敢大兴土木，有的大臣的居所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贞观政要》记载，"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而一代诤臣魏徵，生活居所同样简朴逼仄，其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面就"。从这些记载来看，贞观年间的臣僚们，在个人宅邸上还是相当简朴的。然而，这种简朴到了贞观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和唐太宗治世惰性的滋长，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奢靡，不仅太宗本人开始大修宫室，王公贵胄的宅邸也开始竞奢斗富，当年"宠冠诸王"的魏王泰曾"盛修第宅"，而有着拥立之功的尉迟敬德，更是"穿筑池台，崇饰罗绮"。
长安贵族生活的里坊真正成为一片奢华之地，是从高宗、武后时期开始的。当时的朝中权贵、武后从父姊之子宗楚客，其第宅在皇城西侧的醴泉坊，据说其"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璧，开门则香气蓬勃。"与宗楚客同在醴泉坊的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其第宅也极尽奢华，但看过宗楚客的豪宅之后，也自叹弗如道："观其行坐处，我等浮生浪死。"而在唐代这几个有名的公主中，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的第宅要算最奢侈了，《太平广记》载，安乐公主"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为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以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当这个被中宗宠坏了大唐公主建造一池都要和父皇的昆明池比拼奢华富丽，其宅邸的富丽堂皇更不消说。
当时间步入玄宗时代，王公贵胄高官显爵们大兴土木营建私宅的热情更是甚嚣尘上。宜阳坊内，凭着裙带关系上位的杨国忠和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这些新贵们大兴攀比之风，"诸姨五家第舍联互，拟宪宫禁，率一堂费缗千万。见宅第有胜者，则坏复造，务以环侈相夸诩，土木工不息"，一时间，宜阳坊内，成为天天土木不息的工地，拼奢比阔的舞台。而被玄宗宠幸的又何止杨氏一门，为了笼络安禄山，玄宗曾下旨在亲仁坊南街为其筑宅，特"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匼帀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帏帐幔幕,充牣其中。至于厨厩之内，亦以金银饰其器，虽宫中服御殆不及也。"然而，玄宗愈是对安禄山宠幸至此，就愈撑大了这个胖子的胃口，他最终要夺取的，已是一个帝国的江山。
王公贵族们营建私宅的热情几乎贯穿了唐帝国的始终，即便经过安史之乱，这些权贵们也没有停止对美宅的追求，郭子仪的宅邸可以大到"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而文宗时的翰林承旨学士王源中，甚至在家中建了球场，正是这样的奢华之风，也直接影响了长安城市的富商名流甚至普通庶民的居住观念。生活在怀德坊的富商邹凤炽，宅第极尽奢华，长安富民罗会，也是"馆舍甚丽"，而一生不得美官居住在延寿坊的诗人贾岛，尽管生活俸禄不同与贵胄富贾们同日而语，但同样在院中盖起小楼，庭院之中，竹树环合，"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贾岛，在物质条件不能达到的时候，也要营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精神院落，在这个院落中，苦吟终日，自得其乐。
火爆的旅邸业，繁荣的工商业
"旅馆月宿永，闭扃云思兴"，在长安里坊的住宅功能中，旅邸业的兴盛和相当于驻京办性质的进奏院的设置，也在丰富着长安城的人居样貌，集中在务本、崇义、长兴、永兴、平康等毗邻皇城十坊的进奏院，接纳着往来京城的地方官员，而设置在靖安、亲仁、道政、宣平等各大坊中的旅馆驿站，则寄住着远来赶考的举子，贸易经商的行贾。当然，长安城中唐人的密集流处之所，还有两处重要的工商业区——东市和西市，这两处基于隋建大兴城时所设的工商业聚集地，到了唐朝，已是相当繁华热闹，"街市内是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西市，由于所处周边居住人口层级有别，因此在商业功能上，也有所不同，由于长安的三大宫殿有两座都在偏东位置，官员们了为了朝谒方便，也大多将宅邸建在了皇宫东部，加之进奏院也主要分布于东市附近，因此，东市的消费层级相对高些，当然，若论消费人口，西市则更多一些，很多经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西域商人，首先都要落脚西市，从而带热了整个西市的商业贸易。当喧嚣的两市从日出开始，便迎迓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唐人和西域商旅，当秤行、药行、绢行、笔行、铁行等五花八门的商业行当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构筑起长安的繁华，东市西市，已经成为唐帝国物阜民丰的最直捷的呈示。
乐游原，曲江池，长安城自有游赏好去处
<code>蔓草萧森曲岸摧，水笼沙浅露莓苔。
更无蔟蔟红妆点，犹有双双翠羽来。
——吴融《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节选）/<code>
看似被封闭于坊墙之中的唐人，不仅会走上十字街，会一会老友亲朋，逛一逛东市西市，还要去遍布长安的游赏胜地去玩一玩，乐一乐，吴融这首诗，描写的正是位于延寿坊东南角的古池，这里景色清幽，是唐人游赏的必去之地。而在长安城，这样的公共游赏园林比比皆是，升平坊的东宫药园，休祥坊的奉明园、昌乐坊的官园、永宁坊的永宁园，都在以其小桥流水的园林布局和姹紫嫣红的园林花木，吸引调动着唐人的游兴。当然，在公共园林中，最热闹也是最著名的两处公共园林，还是乐游园和曲江池。乐游原是处于长安城东升平坊新昌坊之间的一处高阜，玄宗朝，这里被精心打造，让游人留连忘返。"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这是杜甫对乐游原的歌吟，"独上乐游原，四望天日曛"，这是白居易的咏叹。而在长安胜迹中，文人墨客们留诗最多的，还是长安东南的曲江池，这座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水域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天然湖泊，因南北长而东西短，两岸斗折蛇行，故名"曲江"。水光潋滟之中，人们可以泛舟其上，而沿池四坊则宫阙连绵，遍植绿树红花，当卢纶用"菖蒲翻叶柳交枝"、杜甫用"一片花飞减却春"、韩愈用"曲江水满花千树"勾勒他们眼中的曲江之春，当"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的探花使翁承瓒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共同在曲江之滨皇帝为登科举子特设的杏园飨宴上张扬着人生的骄傲，曲江，已然成为整座长安城最灵动的所在。
<code>雨细几逢耕犊去，日斜时见钓人回。
繁华自古皆相似，金谷荒园土一堆。
——吴融《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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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融《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的后面句，一座长安城，折射出大唐帝国的奢华与繁荣，也浓缩了大唐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就是在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长安城中，唐人们穿行于殿阁楼台，流动于闾里坊间，构建起属于唐人的诗意的栖居。然而，这座国际化的大都会，随着大唐帝国的没落，最终难逃兵燹火劫，天佑元年（904），乱世军阀朱温劫持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民"按籍迁居"，与此同时，下令拆除了所有的宫殿房屋，将拆下的木料顺渭河而下，运往新都洛阳。曾经气势恢宏的"三大内"，就此成为历史的记忆，尤其是代表大唐盛世的大明宫，更是在唐末的烽烟中，经历了三次焚毁，最终，除了一些体积较大、搬不动的砖石类建筑物以外，其余全部荡然无存。当破坏殆尽的长安城变成一片废墟焦土，当曾经辉煌的长安城此后永远失去了大国都城的地位，我们再来回望吴融的这两句"繁华自古皆相似，金谷荒园土一堆"，便会发现，这位生于晚唐后期的诗人，已经提前用自已的诗行，为唐人曾经的诗意生活，划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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