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滞胀、股市浩劫
“对未来前景确定”的缺失并不影响华尔街的专家们继续推荐价格昂贵的股票。美林证券力荐39倍市盈率的IBM，培基公司推荐50市盈率的施乐，布莱尔公司推荐56倍市盈率的雅芳股票。福特基金会主席麦克乔治·邦迪讥讽他的受托人过于保守，并鼓励他们将捐助和信托资金投入股市。
在寻找“下一个施乐”的股市狂潮中，只要公司名字中带有“电子”或“数据处理”的公司股票，投资者都会蜂拥而入。公司之间也相互轻率地购买彼此的股票，华尔街在公司合并风潮中扮演从中撮合的角色。一些大企业显得笨拙，例如ITT、立顿、LTC公司都变得越来越大且笨拙。戴维斯对于这类企业从不触碰，但谢尔比却与此不同，正如你将在本书第12章看到的那样。
1968年，昏头转向的市场先生避开了重重不利，包括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遇刺、芝加哥警察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痛殴抗议者、遍地的校园骚乱、以及外国银行拒绝美元。就像约翰·布鲁克斯写道的：“愚蠢的股市继续沿着快乐行走，丝毫不在意价格的飞升，就像所有的事情都OK一样……”（注1）
（注1。约翰·布鲁克斯的《投机年代》，威利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2、279、305、353页。）
“新股的疯狂往往是危险繁荣的最后一个阶段，” 布鲁克斯提到。1969年，新股大量发行，其中最受欢迎的被称为“射手”，因为这些新股的价格在上市首日像被喷射出去一样。看护医疗中心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公司被认为会受益于政府医疗改革方案，这些公司都属于“射手”中的杰出代表。
尽管有围绕在“狂野”基金经理人身上的盲目崇拜，但一项由《二十世纪基金》杂志出版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60年到1968年期间，即便只是随便买进市场指数，获得的回报也会高于付钱给专家挑选的股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这篇研究报告发表不久，这样的回报也消失了。连续三个月的打击，令道琼斯指数在1970年春天勉强保住800点大关。经济学家们被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存在搞得倍感困扰，他们称这种状况为滞胀。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惶恐之中，“这是自美国内战以来最为郁闷和黑暗的四月之一。”布鲁克斯说。
资产消失所带来的效应，与当初资产增多所带来的效应一样多。伴随的是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血腥的校园骚乱（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被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打死）、以及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在人们心目中一向形象高大的宾州铁路公司破产倒闭。美元持续下跌。房屋发展商无所事事；华尔街上有100家公司面临消失或合并的命运。纽交所那著名的宣传牌“拥有一份自己的美国企业”也被无声无息地摘了下来。到了1970年5月，布鲁克斯报告说：“每一个在主板挂牌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仅为1969年初时的一半。”
正如以往发生过的一样，那些升的高的股票跌的比道琼斯指数多，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6%。那些拥有吹嘘过度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些公司诸如数据处理、数据控制、电子数据系统、或任何名字中带有“数据”一词的公司。十家最著名的大企业平均下跌86%；高科技股票平均下跌77%；电脑和电脑租赁公司下跌80%。1970年，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持的纳斯达克市场（注2）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而此时计算机类的股票却正在遭受浩劫。
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从164美元跌到29美元，他的大股东H·罗斯·佩罗账面损失了10亿美元。多年之后，佩罗参与美国总统竞选，他希望通过一本正经的一面吸引公众，他展示了魁格船长的性格，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候选人身份。
但是在1970年，他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因为他是金融史上第一位失去10亿美元的人。广大投资者的平均损失较这个数目小很多。佩罗的损失有一半发生在地球日这一天。
如同股票的表现未尽如人意一样，那些持有它们的“持枪狂徒”们的表现也一落千丈。格里·蔡（即蔡志勇）非常善于把握退出游戏的时机。早在两年前的1968年，他的曼哈顿基金回报为负6%（-6%），在305只基金中排名第299名。蔡立刻将公司以3000万美元多一点的价格出售，并从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位置上退休。他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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