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眾所周知,陳寅恪生前要求其論著採用繁體豎排格式。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有意刊行《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錢柳因緣詩釋證》(後改《柳如是別傳》)兩著,陳先生1962年去函,針對論著格式有言:“又兩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簡體字。”1965年去函仍強調:“請不要用簡體字。”陳先生後人亦始終堅執此一要求。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陳先生論著能否採用簡體字?在我看來,這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迄今陳先生逝世已及五十年,著作版權期已滿期限,譯林出版社即推出簡體字版《陳寅恪合集》,頗引發一些反對的聲音。不成問題的問題,竟成了問題,那麼我就姑且談一談此問題。

但要談我對陳著能否用簡體字的看法,實際上也是要談我對簡體字的看法。因之,請先從談我自己開始。

我生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際,屬於“紅旗下的蛋”,不必說,是在簡體橫排的文字世界裡長大的。照我的記憶,我最早“大規模”地閱讀繁體豎排的書,應是高中時偶爾借到的《倚天屠龍記》(僅得第一冊)。到如今,對繁體字,我在閱讀上自然毫無困難,但卻有一個極大盲點:我只能寫簡體字,寫不出繁體字。易言之,我只能說完全掌握了簡體字,對於繁體字的掌握是不完備的。但我敢說,我的這種經驗一定是普遍性的。容我大膽臆測,除了愛好書法的朋友,大多數人閱讀繁體字的能力應該比不上我,那麼,他們書寫繁體字的能力,恐怕也不會更勝於我吧。

我不懂任何一門外文。漢字是我唯一可以辯認可以書寫的文字——而簡體字又是我唯一可以書寫的文字。

讓我再說句大話:在對古籍的理解上,我想我可以打敗99%的電腦了。而以我的經驗來看,有一個明顯不過的事實:在一般情形下,古籍採用簡體字不會有任何問題。繁體是漢字,簡體也是漢字。簡體字足以傳達繁體字所傳達的內涵,通過簡體字,一樣可以呈現那個古典的世界,正如弗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來。(舉個例子:最早以繁體豎排刊行《陳寅恪文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個“國學典藏”系列,即以簡體橫排格式處理古籍,版式疏朗,字跡清明,頗便檢讀,我就買了好多種,以便於外出在車上看。)

在此插播一下,我不反對古籍的簡體化,卻堅決反對古籍的白話翻譯。翻譯成白話的古文還是古文嗎?翻譯成白話的詩詞還是詩詞嗎?古籍翻譯完全破壞了文本的本來面目。相比之下,古籍簡體並沒有真正破壞文本的本來面目。簡體字仍然有效地——更有效地——承載著古籍的意義世界。

古籍既可簡體化,陳先生的論著簡體化,又有何不可呢?

反對陳著簡體化唯一可以成立的理由,只有陳先生的遺願這一條而已。

在傳統文化雨打風吹去的年代,在“招魂難返楚蘭芳”的年代,陳先生將繁體字視為傳統的象徵之一,抱持之,守護之,捍衛之,我當然深有了解之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簡體字已成主流的語境裡,陳先生一時的意願,不必成為絕對的教條。更何況,陳先生之所是,未必即是,我們對於陳先生見解的態度,也應取陳先生對於王國維見解的態度,“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對陳先生之說,需要大處堅持,小處修正,若只知亦步亦趨,依樣畫瓢,則有負陳先生遺說之大旨矣。

還是再說回我個人的經驗。我的《陳寅恪詩箋釋》,2008年的初版原是以簡體橫排處理的。陳美延女士得見,並不介意版權方面的問題,只是要求再版時要使用繁體字。其後2013年的增訂版,即改以繁體橫排方式處理了。對於陳女士當日的諒解,我是很感謝的。如今從法規立場,似已不必再遵守必使用繁體字的要求,但只要出版條件許可,我仍擬尊重他們的意願。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將陳著簡體化是僭越之舉。我相信,陳著的繁體字本固然不會被取代,但簡體字本的流通也終是無可阻擋的。

我以為,對於陳先生,對於陳先生的學說,首要的事是傳播的最大化。不論以何方式(繁體或簡體),不論有何動機(膜拜或贏利),只要能不失原義地傳播其學說,我們都應樂見其成。(從網上介紹來看,譯林版《合集》為陳著所引文獻加書名號,即值得稱許。)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在簡體字問題上,我還想另外多說幾句。

五十年代以來,傳統文化是深受摧殘的,應該說,所有文化都是深受摧殘的。但也不能說,在文化上,就毫無可取之處,沒有任何積極的遺產。這樣的遺產,我想到有特別重要的兩項:一是無神論,一即簡體字。在文化問題上,我以為不應該“逢中必反”。簡體字的通用,是一個既成事實,我們不應拒絕,也無從拒絕。我們正是坐在簡化字這根樹枝上,我們不該愚蠢到要砍掉這根樹枝吧!

最後,且讓我抄兩段書。

蘇東坡有一則題跋《書瑯玡篆後》說:

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

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有段回憶:

“胡先生,漢字要不要改革?”我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問他。

“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

那時大陸上“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雙管齊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業便是“罵胡適”。胡適這個“買辦學者”、“洋奴大班”,被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但是每次一張“簡字表”一出,胡先生卻立刻叫我送給他。每張他都細細看過。認真評閱之後,總是稱讚不置。心平氣和,言出由衷。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風範,真令我萬般心折!

世之君子,當有取於眉山績溪之意。


(圖片據“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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