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韩国SBS电视台在《8点新闻》栏目中首次公开了赵主彬的照片。
3月25日，韩国“N号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赵主彬（音）被警方移交检方时公开示众。他戴着颈托、额头上贴有创可贴，据警方透露，他在被捕后曾试图用圆珠笔自残并用头猛烈撞墙。
电视画面里的赵主彬留着又厚又长的刘海，圆脸、单眼皮，这样的长相在韩国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位25岁的嫌疑人曾就读于韩国某大学信息通信专业，因成绩出色拿过奖学金，并长期参加帮助残疾人的志愿活动。熟悉他的人评价说，“他话不多，看起来很平凡，有时看着还很善良”。
在媒体上第一次见到赵主彬的脸，一名N号房案件的未成年受害者匿名接受韩国CBS电视台采访时说，“我看的时候手都抖了。他表面装作善良，背后却公开未成年人的色情视频，还进行威胁，毁掉一个人的人生，真是让人气到发疯。”
而众多韩国人在愤怒之余开始反思，他们试图在个人隐私安全与网络犯罪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加密软件 谋取暴利
“N号房”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房间，而是在聊天软件Telegram上所建的多个秘密聊天群，最初用数字命名。
在这些群里，会员们可以观看女性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许多女性被迫裸露身体，进行手淫、自残或者被人强奸等“表演”。为了进入N号房，会员需要先在低一级的“衍生群”上传自己拍摄的非法色情视频，以此作为“入场门票”。
赵主彬是N号房三大群主之一，网名“博士”。在他运营的房间里，女孩被要求在身上用刀刻上“奴隶”“博士”的字样，色情视频里的女孩们都被要求举起小指，作为一种特定的标志。去年夏天，一名成年男性把一位女中学生关在旅馆中强奸，相关视频被实时共享在N号房中。
根据韩国警方掌握的线索，被害女性多达74人，其中16人为未成年人，而最小的受害者年仅11岁。
N号房创立于2018年11月，直到今年3月19日，赵主彬与其他17名嫌疑人才被逮捕。另一名群主“WatchMan”于去年年底因涉嫌传播未成年人色情视频被捕，但当时警方并未发现他与N号房的关联。N号房创始人“GodGod”至今仍是漏网之鱼。
这起持续了一年多的网络性犯罪隐藏在聊天软件Telegram的加密房间中，很难被发现。作为一款加密聊天工具，Telegram的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聊天记录可以被定时销毁；能一键删除账户，所有相关的资料也都一并销毁，从而保证了它的私密性。Telegram创始人说，“Telegram就是为了隐私和安全而生的。”
除了用数字命名的“N号房”，还有按职业划分的“女军人房”“女护士房”“女教师房”，以及按年龄划分的“女中学生房”“女幼童房”……类似的非法传播色情内容的聊天群多达80多个，它们会因内部举报而消失，但又迅速重组出现。有人甚至会在名为“避难所”的聊天室内随时待命，一旦某个房间被举报，“避难所”里就会出现新建房间的链接。
韩国警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赵主彬向聊天群会员收取虚拟货币作为加入聊天群的会费后，先将虚拟货币兑换为现金，再指使手下从银行取款放到指定地点，然后又派另一个手下去取钱交给自己以躲过警方监控。案发时，警方仅在赵主彬的家中就发现了1亿3千万韩元现金，在其银行账户发现数千万韩元存款，还在其虚拟货币账户发现了市值高达3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54万元）的虚拟货币。
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考虑到Telegram的加密技术，除非有人主动报案，否则政府调查机构很难发现用户的非法行为。”韩国Onsesang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在连（音）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加密技术”让原本在韩国并不流行的Telegram吸引了大量寻求个人信息保护的网民，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就是2014年发生的“网络逃亡”事件。
2014年9月，韩国最大的本土聊天软件Kakaotalk陷入一场信息监控风波。
一名韩国人因为被指责对总统有“超出底线”的侮辱性言论而遭到调查，检方查看了此人的Kakaotalk聊天记录及2000多名好友信息，并表示会对社交软件进行监督，由此引发轩然大波。
韩国舆论谴责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个人隐私，网民为避开监控而纷纷转向服务器设在海外的Telegram。短短一周内，Kakaotalk用户数减少了40万，Telegram用户数增加了100多万，这被称为“网络逃亡”。
类似事件在2016年重演。
时年3月，韩国通过《网络恐怖袭击防止法》，赋予国家情报院获取更多信息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监控恐怖分子的通话和社交软件聊天信息。同样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韩国网友喊着“Kakaotalk再见！搬家到Telegram！”的口号大量涌入Telegram。
3月25日，韩国警方在把赵主彬移交检方时将其公开示众。图/韩国YTN电视台
“Telegram是外国企业，服务器不在韩国，即便韩国政府想要对Telegram平台上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也需要Telegram公司的协助，但想要得到协助并不容易。”金在连告诉《中国慈善家》。据了解，Telegram的总部原本设在德国，此后经常改变地址，无人知道公司总部的位置。
《首尔新闻》称，根据韩国现行的《通信秘密保护法》《电信经营法》《信息通信经营法》，如果调查机构提出要求并出示材料，移动运营商应当提供用户名称、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以及用户浏览登陆记录等，并配合监听电话和邮件。这也是韩国本土聊天软件Kakaotalk配合调查的原因。
但是，外国企业的配合程度并不高。以谷歌为例，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要求谷歌提供用户信息的次数为1.2万次，谷歌同意提供信息的占比为78%；韩国政府要求提供用户信息的次数为306次，而谷歌同意公开信息的占比仅为36%。
“谷歌总部位于美国，公司可以根据国际上的相关法规、美国法律和谷歌自己的政策来决定是否对个人信息进行公开，尤其是涉及破坏名誉或诈骗等嫌疑的犯罪，谷歌更倾向于不向政府提供用户资料。”《首尔新闻》援引业界人士分析称。
Telegram情况亦是如此，公司曾表示，用户数据被保存在全球化数据中心，任何政府都无法侵犯个人隐私，Telegram从不向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公布用户数据。据韩媒介绍，韩国警方曾尝试与Telegram方面取得联系，但至今杳无音讯。
金在连说，韩国还没有加入《网络犯罪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入国际条约等方式需求国际合作，以获取犯罪分子相关信息，拿到犯罪证据。《网络犯罪公约》是2001年11月由26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南非等30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布达佩斯所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是全世界第一部针对网络犯罪行为所制订的国际公约。
而在经历了2014年、2016年涌入Telegram的“网络逃亡”之后，韩国网民2020年又发起了“逃离Telegram”的行动，只是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到要逃向何处。
“躲在屏幕背后的犯罪分子”
终于有受害者愿意站出来发声，她希望犯罪分子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产生了躁郁症和忧郁症，有一段时间都不敢出家门，感觉一出门就会被跟踪一样。出门的时候会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让谁都认不出来，即便是夏天也全副武装。”一名未成年受害者接受韩国CBS电视台采访时说。
2018年，这名受害者还是初中生，因为缺少生活费，相信了嫌疑介绍的高报酬兼职，并把个人身份证、账户、照片传给了对方。后来，她在威逼利诱下拍摄了40多个视频资料。这也是N号房犯罪嫌疑人常用的手段之一。
“我的样子、声音，所有个人信息都在这人手里了，如果说不干了，我很害怕他拿这些信息威胁我。我听说如果视频在色情网站上被非法分享的话，名字、电话号码、地址都会写上的。看过视频的人都知道我的长相，所以他们会不会拿这个威胁我呢？会不会拿这个来折磨我一辈子呢？在公司上班的话，会不会被抓住尾巴呢？那件事之后的几周，我换掉了手机号码，也搬了家。”她说。
她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多达26万名N号房会员（含重复入群）在聊天室里共享了非法色情视频。韩国网友称，韩国目前在运营的出租车大概有26万辆，这意味着在韩国的大街上，遇到N号房会员就像遇到出租车一样频繁。
据韩媒报道，虽然警方尚未确认，但根据虚拟货币交易所留下的个人信息，N号房上万名收费会员中不仅有公务员、教授、人气艺人，还包括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韩国总统文在寅敦促警方扩大对聊天室成员的调查，以改变人们对那些“躲在屏幕背后”的犯罪分子的看法。调查范围预计将扩大到数万名在Telegram上观看非法视频的用户，一些用户支付了高达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700元)来获得会员资格。
已经有超过180万名愤怒的网民在韩国政府青瓦台官网发起请愿，要求曝光26万名会员的信息，还有人认为26万会员应该以“共犯”身份被定罪。
“无条件公开全部会员的信息，有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其他伤害，需要慎重考虑。而公开其中一些罪行严重的成员信息则是有可能的。”韩国嘉泉大学法学系教授崔京进（音）对《中国慈善家》说。
金在连认为，在公开信息时，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也要考虑到公平性。对运营N号房和制作受害者被性侵视频的人，有必要公开其个人信息，但在调查阶段就全部公开26万人的信息，是要谨慎的，因为在法律层面可能会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
必须严惩性犯罪
韩国《京乡新闻》分析称，人们呼吁公开这些人信息的原因之一是性暴力相关的法律量刑过低，人们希望用公开信息的方式让他们在社会上受到惩罚。
根据韩国现行法律，在聊天室中观看或发言的用户仅被认为是“使用者”而非施暴者，如果只涉及成年女性，对“使用者”不进行处罚，而如果涉及未成年人，则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2千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以下罚金。
韩国共同党议员向法务部提交的资料显示，2014年至2018年，韩国检方受理了2146起涉嫌保存未成年人性视频的案件，44.8%不被起诉，40%的案件因为资料不明等原因而停止调查。
相比之下，在英国仅仅是保存未成年人性视频就要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在美国明知是未成年人性视频还要保存的，最高被判10年，如果受害者不满12岁，最高判处20年。
“N号房”是在聊天软件Telegram上所建的多个秘密聊天群，最初用数字命名。图/韩国KBS电视台
而对于主犯赵主彬的处罚，韩国警方3月25日表示，赵主彬涉嫌的罪行主要有七种，分别是违反《儿童青少年保护法》对制作与传播未成年人性视频的规定；违反《刑法》对强行猥亵的规定；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胁迫、强迫和诈骗的规定；违反《性暴力处罚法》中拍摄非法色情视频的规定。
“在七大罪状中，涉及制作与传播未成年人性视频的罪行最重。”韩联社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制作、获取和散布未成年人性视频及照片的，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但最终量刑还要看法院的实际判决。在N号房事件之前，韩国最大的成人网站Soranet自1999年创立后持续了17年，会员数超过100万人，网站有大量偷拍女性的视频和出于报复前女友的目的而散布的不雅视频，“GodGod”在2018年11月创立N号房时就称自己要“继承Soranet”。Soranet直到2016年才被查处，6名经营者中只有3人被判刑，主犯被判4年有期徒刑。
《朝鲜日报》称，韩国人孙某此前经营着全球最大规模的儿童色情网站，只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对比鲜明的是，从该网站下载视频的一名美国男子在美国被判了15年，向网站上传视频的一名英国男子被判了22年。
《中央日报》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如果在七大罪状之外，再加上“组织犯罪团体”的罪名，赵主彬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45年有期徒刑。不过，《京乡新闻》援引法警出身的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音）的分析称，虽然赵主彬的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他可能只获刑10年左右。
“对于网络上的性犯罪，有必要加强法律制裁，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更应该修订法律予以严惩。”韩国嘉泉大学法学系教授崔京进说，但他认为，修订法律面临一些难点，因为网络上的性犯罪有很多类型，比如传播非法色情视频、结合线上手段实施性侵、利用未成年人拍摄和传播色情视频等。另外，对“色情照片视频”也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所以需要更具体、更细化的探讨。
4月20日，韩国大法院量刑委员会将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非法拍摄和传播色情视频等性犯罪问题，届时或讨论对量刑标准进行调整，并在6月公布结果。
当被问及希望N号房的主犯获得怎样的惩罚时，接受韩国CBS电视台采访的受害者说，“我希望他在监狱里关到死，因为根本无法确定他出狱后会反省自己的罪行。”
而在3月25日赵主彬第一次公开示众并面对媒体的镜头时，他面无表情地说，“向JTBC电视台台长孙石熙、光州市长尹壮铉、金雄记者等受害的人谢罪,对他们让自己结束这种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表示感谢。”而面对媒体“你不后悔犯罪吗”“有什么要对未成年人说的吗”的质问，他始终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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