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PK,中日韓為什麼比西方損失更小?

新型肺炎疫情發展,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


美國累計確診已經突破8.3萬,超過中國(8.2萬),成為全球確診最多的國家。


疫情也在重創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上週首次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高達328.3萬人!


其實,外界普遍預期,因為疫情,美國就業形勢會惡化,但通常預估也是160萬人會失業,因為,上上週這個數字還只有28.1萬。


328.3萬人,實在是個想都不敢想的數字。這是個什麼概念?


美國金融風暴時期是66.9萬人,1982年世界經濟危機是69.5萬人。


相當於,美國全國每50個上班族,就有1個,在上週,丟了飯碗。


在上個月美國失業率還只有3.5%,但路易斯聯儲經濟學家米格爾·卡斯特羅估算,二季度,美國失業率可能高達32%。


要知道,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美國失業率也不過是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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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頭版的大幅圖表形象地說明美國突破天際線的失業數字有多嚴峻)


而僅僅一個多月前,新冠病毒還在中國肆虐。


當時,有研究給出了3種預測:樂觀假設下國內感染人數將達到5.8萬左右,中性假設為8.8萬餘人,悲觀假設則是國內防控失敗,病毒擴散,全球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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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假設下的模型預測)


如今,國內疫情已經到了掃尾階段,確診總數8.2萬,中性偏樂觀。


但始料未及的是,疫情走出了第4種發展態勢。


中國,包括深受中國文化傳統影響的儒家文化圈,中國的港澳臺及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都遭受到病毒的第一波入侵。


原本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而疫情的風暴中心卻轉移到西方國家。


最可惜的是,中國通過強有力的措施為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疫情爆發晚的西方國家,爭取了1個多月的寶貴時間,被白白浪費。


西方國家面對病毒入侵仍然手忙腳亂。


在疫情防控上,東亞為什麼做得比西方更好?


東亞守住了,西方卻淪陷了


先來看下面一幅圖。


疫情防控PK,中日韓為什麼比西方損失更小?


2月25日,海外累計確診2372例,其中,日韓兩國合計1744例,佔比約74%。


由於超級傳播者的出現,2月27日,韓國單日甚至新增813名患者。而對日本的佛系做法,有人斷言萬例確診指日可待。


彼時的西方,除了意大利較為吃緊,其他都還算“可防可控”。


沒想到,不足一個月,卻來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轉。


最早失陷的中國,已經進入外防階段。


在海外疫情中,韓國、日本也退居二線。


西方國家卻淪為了疫情的“震中”,尤其是意大利死亡人數已經是全球最多。


無論是累計確診還是單日新增,排名前列的,基本上被西方國家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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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國大陸地區因為疫情爆發更為迅猛,加上春節人員流動大,不得不採取封城等強力措施,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還有一點很特別:保證了社會經濟的基本正常運轉。


日本始終沒有叫停經濟活動,諸如銀座、六本木之丘等購物中心,一直正常營業。


教育方面,雖然安倍晉三呼籲中小學全面停課,但島根縣、石川縣、太田市等地方,行使地方自主權,有的只停小學不停中學,有的只停中學不停小學,很大程度上維持了學校的正常運轉。


韓國的防疫,成本同樣很小。


2月底,有媒體稱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封城。其實,準確來說,此封城非彼封城,官方叫法是“最強封鎖措施”。


所謂的最強封鎖,僅是禁止聚會,減少人口聚集密度,阻斷疫情社區擴散,並非禁止交通出入。


一葉知秋,重災區大邱市,尚且沒有全面封鎖,可見整個韓國整體上也沒進行休克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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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因為疫情關閉邊境的,東亞地區也不多)


日韓能迅速扭轉形勢,也得益於重要的外部環境:中國、越南兩個鄰居疫情平息,控制了擴散。


越南是第4個出現新冠肺炎患者的國家,再加上中越、韓越巨大的貿易總額,越南能死死地控制住疫情,實屬不易。


而中國的成績更是有目共睹,也不必多言。


這裡要說的是一個比較容易被忽略的事實:中國為防疫花了多少錢?


據報道,抗疫一線醫務人員每天補助300元,其他參加防疫醫務人員和工作者每天200元,而湖北地區抗疫一線醫務人員就超過17萬人(包括外省支援)。計算一下,光湖北,每天發出的補助可能就有大幾千萬。


在高峰時期,單單武漢一個城市,每天所需的防護服約為10萬套。一套防護服平均成本接近400元,也就是說武漢每天的防護服支出接近4000萬元。


據武漢某外科醫生透露,一個重症患者從住院到出院,用ECMO治療,大致費用為40萬。即便不用ECMO,也要20萬左右。而這些都由國家兜底。


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設投入、經濟停擺導致的隱形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從總數上來看,全國各級財政安排的疫情防控投入超過千億。


另外,早在1個多月前,光是企業的現金捐款和可統計的物資捐贈價值就超過了2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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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國這樣能夠在危機時刻調動全國力量,並且全國十幾億人能夠團結一心、力往一處使,還能承受這麼大的成本,是西方很難想象的。


東亞抗疫成就的得來,皆是一步步幹出來的。


西方也想不封城不停工,結果卻搞砸了


疫情初期,西方國家普遍的態度也是,不封城不停工。


但和東亞地區相比,結果卻截然不同:瘋狂蔓延的疫情表明,西方搞砸了。


這不免令人疑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這裡原因很多,先舉一個最顯眼的例子:口罩。


整個西方國家,就差把和口罩有仇寫在臉上了。在很多歐美民眾看來,上街戴口罩和穿病號服逛街沒什麼兩樣。


哪怕政府呼籲也無濟於事,因為崇尚自由、個性的西方民眾,一向更在乎自己的判斷。


因此,前些日子還發生了亞裔因戴口罩出門被歧視、襲擊的事件。


意大利更狠,連自己的同胞也不放過。前兩週,意大利一個議員就因在會議上戴口罩遭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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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東亞地區,只有新加坡呼籲民眾不要戴口罩(卻仍然給民眾派發了口罩),其他像中國大陸、港澳臺和日本、韓國、越南都十分注意佩戴口罩。


尤其是日本對口罩,唯有鍾愛二字可以概括。


據NHK新聞報道,日本2018年口罩消耗量約為55億個,人均44個。


疫情爆發初期,日本已全力開動口罩增產。3月初,日本官方更是向國民表示3月份全國將生產6億個口罩(雖然只是中國3天的產量,但對於日本已經很不容易)。


從3月6日開始,日本通過郵局給每戶家庭免費寄送口罩,一次2周的量,共42枚。


如果以三口之家來算,每人每天就能領到1個免費的政府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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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力,再加上民眾願意配合。所以現在日本的公共場合,基本上人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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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發生後,東京新宿街頭)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就評價,在德國,個人主義與裸露的臉是聯繫在一起的。


除了口罩,政策效率也是一大因素。


新增確診和死亡人數連日暴漲後,意大利開啟了“封城”模式。


但意大利的封城,和沒封城沒什麼兩樣,甚至更糟。因為封城措施引發了抗議,形成了更大規模的人員集聚,而這些人還不戴口罩。


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使得民眾對政府的政策持懷疑態度,這正是意大利封城面臨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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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西方人觀念裡只有兩個地方能用上口罩:生病、示威)


在前幾天意大利的一場記者會上,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孫碩鵬以一句“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開頭,直擊意大利麵臨的種種問題。


據他所說,就連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城市米蘭,封鎖令也十分寬鬆,不僅公交車還在運行,就連酒店還有人在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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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比,韓國的政策效率可以叫人豎起拇指稱讚。至少,曾經呼風喚雨的新天地教怕是要在韓國關門了。


因為新天地教大邱分會的一名超級傳播者,才導致韓國疫情突然爆發。事後,教主李萬熙想憑著自己在國內的威望,隱瞞秘密集會之事,不願提供名單。


結果,韓國政府直接對約20萬新天地教信徒進行了全面排查,並以殺人罪、傷害罪等罪名把李萬熙和新天地教十二支派的支派長告上了法庭。


過去作威作福的李萬熙不得不召開記者會,兩度向民眾下跪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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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韓國民眾毫不領情,超過100萬人登錄總統府網站簽名請願,呼籲取締新天地教。


人的不同


山川異域,風月不同。


面對病毒入侵,東亞和西方交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卷。


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兩個不同文化圈的特質決定的。


東亞國家民眾在面對國家危難時識大體,講秩序,知進退,團結一心。


而西方民眾更加自由奔放,普遍更加關心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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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的反思:民眾不在乎政府命令)


這甚至已經演變成了政府和民眾暗地裡的對抗,比如說英國政府本來想搞的“群體免疫計劃”。


有觀點就認為,英國政府這麼做,重要的目的是:倒逼民眾重視疫情。


聲東擊西,一向是英國的拿手好戲。


在公佈群體免疫計劃之前,號稱“英國版鍾南山”的首席醫療官惠蒂就曾強力呼籲國民取消海外旅行,中止體育比賽,不要上郵輪。


結果,英國民眾以自由為藉口,我行我素,各大街頭人山人海。


所以,群體免疫計劃就應運而生了。計劃正式確定的第2天,原本12800人報名的巴斯半程馬拉松,一下子降到6200人。


熙熙攘攘的街道,也很快變得冷冷清清。很多在英國工作、留學的外籍人士,都不得不遠赴萬里回國。


到了這種地步,英國民眾才懂得稍微收斂自己的桀驁不馴,實在出乎想象。


其實,這也是西方普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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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倫敦街頭)


而東亞國家民眾則更願意聽從國家的指令。


就拿日本舉例子。


為了避免醫療擠兌,日本政府規定,要進行核酸檢測,必須分兩步走:出現感冒症狀並連續四天以上發熱超過37.5攝氏度;向附近的診所報告,若診所醫生認定需要核酸檢測,再轉移至上級醫院。


前陣子,孫正義宣佈向民眾免費提供100萬個核酸檢測試劑盒,結果好心卻遭了壞名聲。因為日本網友認為,如果盲目檢測,會造成恐慌,導致醫療系統癱瘓。


急中生智的孫正義改成捐100萬隻口罩,並且附註從海外購買,結果再次被噴,因為大家覺得會導致其他已下單的口罩延期交貨。


日本民眾對政府的配合,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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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稍微插一下題外話。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底爆發了一場9級地震,是全球歷史上的第五大地震。


而當時,在東京迪士尼遊玩的7萬多名遊客,在周圍地表下沉、滲水的危急關頭,積極配合工作人員,竟創造了無一人死亡,無一人踩踏的奇蹟。


日本民眾的秩序意識、大局觀,也可從這裡一窺。


其實,這也是東亞民眾普遍的行為模式。


兩種文化,兩種結果


過去百年裡,西方社會引導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很多人認為西方文明是至高無上的、完全理性的,並對他們所宣揚的自由主義趨之若鶩。


與此相比,東亞文明就顯得迂腐可笑,仿若時代的棄兒。


確實,西方的自由主義能夠更好地激發創造性,這也是他們能引領劃時代成就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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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火星移民設想,西方自由主義孕育了一批批“瘋狂”的想法)


但在這次疫情中,無論是中國、越南還是日本、韓國等,表現都相當亮眼。


雖然這幾個國家,防疫政策有所不同,但東亞社會的集體主義與紀律性,卻是共有的。


而這正是防疫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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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排隊領取食物的失業者)


一到危急時刻,東亞社會的優勢就展露出來。


西方社會,卻成了反面例子。過於追求個人主義和自由,反而在病毒面前自亂了陣腳。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儒家文化的勝利。


話說回來,環球同涼熱,不管東亞還是西方,疫情能否結束,都不能單看一方。


但我們確確實實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回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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