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恢復制科, 選拔專門人才。制科是漢代以來統治者為選拔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才能的急需的專門人才而設置的科目。它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定名, 隨時設置, 比較靈活, 因而對選拔急需的專門人才頗有好處。然而, 整個五代時期, 制科一直停廢。柴榮即位後即指出,長期停廢制科, 使“ 懷才抱器者鬱而不申, 隱耀韜光者晦而不出” , 有識之士“ 多至於棄捐” ,造成“ 遺才滯用” 的嚴重後果 , 是導致五代人才缺乏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想聽到與“ 刑政取捨之間, 國家措置之事” 有關的卓越見解 , 要使對一些專門人才的需要得到滿足, 必須改變這種狀況。遂於顯德四年( 公元95 7 年) 十月下詔恢復制科, 設置“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 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 、“ 詳閒吏理達於教化科” , 三科並設, 選拔專門人才。

其三, 令百官舉薦, 選拔基層官員。柴榮一直認為“ 國以民為本, 本立則國家安” , 安民是穩定政權、順利進行改革和統一的基礎。他曾“ 刻木為耕夫、蠶婦, 置之殿庭” ,隨時提醒自己, 不忘安民以強國。因此, 柴榮認為, 作為“ 親民之官” 的基層官員, “ 皆親吾民事, 任非輕也” , 應當“ 歷試求人, 委之共理。” 他還認識到, 僅僅通過進士科與制科選拔, 已遠不能滿足需要, 遂於顯德元年三月、顯德二年二月、顯德四年正月、顯德四年六月、顯德四年八月、顯德五年五月先後六次頒佈詔令, 要求在職官員舉薦適合擔任基層官員的人才。一再強調要“ 開舉善之門, 以廣用才之道。” 並明確表示, 只要才能可用, 朝廷必當提拔任用, “ 待之厚祿。”

其四, 讓在京各官署自選人才, 充任普通職員。在京司、寺、監各類官署, 承擔著負責處理各種具體行政事務的繁重任務, 對普通職員需求量大, 且職員的素質直接關係到行政效率的高低和改革進程的快慢, 柴榮非常清楚這一點。為此, 柴榮於顯德三年( 公元95 6年)十月專門頒詔, 令各官署自行選拔“ 人才俊利, 身言可採, 書札堪中” 者擔任職員, 每年可上奏選補一次。

其五, 鼓勵自薦。自薦作為一種選人方式, 可以使朝廷選拔到民間那些出身貧寒、沒有條件得到官員們的賞識推薦、或因種種原因無法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才華出眾的人。因而這種選人方式受到歷代一些較為明智的統治者的重視。柴榮在位期間, 曾多次下詔鼓勵自薦。顯德元年冬, 在選練軍隊的時候, 柴榮即下令允許天下豪傑到京師自薦應募。顯德二年五月六日, 在下詔廢除天下無名寺院的同時, 也專門頒佈救令說: 無論是為生活所迫還是為躲避戰亂、逃避苛稅, 因而不得不出家為僧, 無法施展自己才能的人, 不管是文是武, 凡願擔任官職者, 都可以到所在地方官府自薦, 各地長吏要將自薦者送赴朝廷, 以備錄用。與此同時, 柴榮又置巨於朝堂, 鼓勵布衣中有識之士直接到宮閡投書自薦, 經策間有才能者, 立即任用。特別是顯德二年, 布衣趙守微投書巨中, 提出自己對當時戰亂之際如何治理天下的看法, 經有關朝臣和柴榮的策試, 授其右拾遺之職, 並賞賜財物, 下詔獎譽後, “詣巨言事者甚眾” , 進一步擴大了選拔範圍。

其六, 召見隱居名人, 爭取他們出仕效力。五代戰亂時, 一些頗具才能的人, 或不願臣事暴君昏主, 或抱濟世之才而無人賞識, 儘管才華出眾, 也只能避世隱居。柴榮極為器重, 認為這種人“ 必有奇才遠略” , 是改革和統一事業需要的人才, 總要想法徵召, 量才授職。當時, 陝西人陳傳因科場失意, 無處發揮自己的才幹, 遂隱居華山。但因其才識超群, 人雖隱居, 卻名聲在外。柴榮即位後, 立即將他召至京師, 拜官左拾遺。在陳傳執意隱居, 迴歸華山後, 柴榮又特詔華州刺史供給陳傳衣食器用, 表現了柴榮對人才的愛護和渴求。

可見, 柴榮的選人途徑較多, 這對人才的選拔十分有利。其實際效果也是顯著的。

二、充分信任, 重用舊臣

柴榮通過上述途徑選拔到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 但同改革和統一事業的實際需要相比, 還是不夠的。首先, 在政事軍務繁忙的同時, 要在短時間內選拔到足夠量的人才, 是很困難的。其次, 新被選拔者, 雖然多系才學兼優之士, 但普遍沒有或很少實際理政的經驗,一般只能先做低級官員, 無法滿足柴榮對既有出眾才能, 又有豐富理政經驗的高中級官員的需要。

為解決這一矛盾, 柴榮在大量選拔新人的同時, 還通過親自考察和認真聽取群臣百官的意見, 對那些賢明能幹、政績顯著的舊臣, 給予信任和重用, 充分發揮其作用, 如範質,既學識淵博, 又知人善任, 經驗豐富。且為官清正, 生活十分簡樸, “ 前後所得祿賜, 多給孤遺” , 自己卻居於卑屋隘室之中。對這樣德才兼備的舊臣, 柴榮視為股舷, 委以重任, 使範質成為改革和統一的得力助手。

此外, 諸如王溥、李谷、向拱、張昭、王景、劉詞、鄭仁誨、李重進、吳延柞、安審琦、張永德等各具專長的舊臣, 都受到柴榮的信任和重用, 在不同的職任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 在改革和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打破陳規, 唯才是舉

任人唯才, 不論門第高低、資歷深淺, 也不論是否出身科舉, 只要確有才能, 都予以選拔任用, 這是柴榮選人用人的重要原則。用柴榮自己的話說, 就是“ 顧才如何爾。”

柴榮把這一原則貫徹到了選人用人的全過程中。他在下詔設置制科時, 即明確規定, 參加制科考試者, 不限前資和現任職官, 即使是“ 黃衣草澤” , 也可以應詔投考。

他還一再強調, 對那些屈居末位、地位卑下的人才, 要“ 鹹用搜羅, 待以爵秩。” 是姻親近族, 也可舉薦, 甚至曾經有“ 公過” 的人, 只要確有才幹, 也不受限制。到地方官府和直接到京師自薦的人, 不管是身處荒野的布衣之士, 還是寄跡空門的出家僧人, 只要有才能, 朝廷“ 必當量才錄用。” 對那些才華出眾, 堪委重任的人, 柴榮則打破陳規, 破格提拔。

最典型的事例是對魏仁浦的任用。魏仁浦出身貧寒, 始為小吏, 因聰明能幹, 受到周太祖郭威的賞識, 逐步升遷。柴榮即位後, 魏仁浦在高平之戰和南征南唐的過程中, 顯示其傑出的才能。於是, 柴榮準備提拔魏仁浦為宰相, 讓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但自唐以來, 宰相除少數門第極高者不通過科舉外, 一般都需進士出身、任職三省、且有相當名望。魏仁浦家世貧寒, 無門第可依; 又起於刀筆吏, 非科舉出身。因而很多囿於舊習的大臣提出反對意見。

但柴榮堅持認為, 宰相乃君主輔弼, 居百官之首, 其職任至關重要, 應當根據實際才能而不是門第科舉選拔任用。他對大臣們說: “ 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 豈盡由科舉邪!” 堅持任魏仁浦為宰相。此後, 魏仁浦在改革和統一中出力甚多, 果無愧於柴榮的信任。

四、結合實際, 選人用人

柴榮選人用人堅持從實際需要出發。因此, 他常在訓練軍隊和實際作戰的過程中選拔武將, 用《平邊策》、《平燕論》、《時務策》等與實際密切相關的題目測試文人, 或從實際的任職理政中考察提拔文臣。在統一戰爭中屢立戰功的傑出將領馬仁漓、白延遇、唐學思、趙匡靖等, 即因在高平之戰、戰後練兵以及南征南唐的過程中，驍勇善戰, 長於將兵, 能滿足整軍紀、練士卒和南討北征的實際需要而被選拔重用的。名臣王樸則因在《平邊策》中總結後唐、後晉失敗的教訓, 詳盡分析對比南北諸政權和後周的經濟政治狀況和軍事實力, 提出改革的重點和統一的步驟, 由於見識深遠、見解精闢, 而被提拔重用。其餘如竇儼、張美、楊昭儉等文臣的選拔任用, 無不如此。

五、採取措施, 防止濫進

沒有大批人才的協助, 就無法使改革措施得到貫徹推行, 也無法使統一戰爭順利進行。因此, 必須大開納賢之門, 但如果只是貪多, 不採取相應的措施, 便只能造成濫進。因而,廣選與防濫, 缺一不可。柴榮雖然“ 急於取士” , “ 好拔奇取俊”, 但柴榮並沒有忘記採取相應措施以防止濫進, 以求“ 庶徑渭之不雜, 免玉石之相參” 的目的。

首先, 對進士科考試作出明確規定, 嚴禁作弊。顯德二年(公元9 5 年)五月, 柴榮準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 下詔規定, 在進士科考試中, 如應考者賄賂監官試官, 或請人代作文章, 凡有知情者, 准許告發。經查證屬實, 應考者“ 送本處色役, 永不進任” ; 受請代作文章者, 如是在職官吏, 立即停任; 受賄監官、試官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 要被“ 量事科罪。”這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進士科考試作弊的漏洞。

柴榮還進一步規定, 每年進士科考試結束後, 主考官要將錄取名單及其應試詩賦、文論、策文等一併上奏, 由柴榮親自或命大臣看驗複試, 合格者才准許及第, 才學低下者, 立即退默。經複試而被取消及第資格的人, 有時所佔比例相當大。如顯德二年三月, 經過複試, 柴榮將當年新錄取的十六名進士中的十二名學識平平者退默, 令其回家苦學, 待來年再考。主持這次考試的禮部侍郎劉溫雯也因失於選士而受到降職處罰。顯德五年三月, 儘管戎馬佼惚, 軍務繁忙, 柴榮仍令當年的主考官劉濤在京城開封發榜之後, 帶領新錄取的十五名進士趕赴行在, 經複試後, 柴榮下詔取八人, 黝退七人, 劉濤不僅受到降職處罰, 還被詔令反省過失, 以戒當官。

對進士科考試中不拘私情、堅持擇優取士的主考官, 柴榮堅決支持。顯德六年二月, 考生趙贊、朱夢葉、竇浚等人因才學淺薄, 未被錄取而大為不滿, 酗酒鬧事, “ 厲聲垢其考試官” , 禮部貢院將此事上奏, 柴榮令御史府查訊屬實後, 為了支持正直考官, 下令將趙贊等三人處以杖刑, 流配邊郡。以上措施的採用, 使進士科考試做到了“ 去留無濫, 優劣昭然”

其次, 對參加制科考試的人, 柴榮令各州、府官署“ 依每年貢舉人式例” , 先差考官進行考試, 然後才選送吏部。並規定在考試時要試策論三道, 一共三千字以上, 且必須在當日選出那些確屬文理俱優、才華出眾的人, 第二年十月到京師集中, 再由吏部複試選拔。

第三, 在詔令文武官員舉薦人才的同時, 柴榮也有相應的防止濫進的規定。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柴榮在詔書中強調, 被舉薦者必須“ 強明清慎, 公平勤洛” , 如果是舉薦官員的姻族近親, 要在舉薦奏章中寫明。被舉者受任之日, 舉主必須署名。倘若被舉者任官後貪汙不公, 或怯懦軟弱, 無力治理地方, 或理政決獄有所乖違, 不但本人要受到懲處, 舉主也要酌情受坐。顯德四年八月, 柴榮令在朝武官各舉薦堪任軍職者二至三人的同時, 規定舉主要將被舉者的年齡、曾任職務和現居何處等如實上奏, 若是姻親, 也要寫明。被舉者要有武勇膽力, 要騎射翁捷, 並須當眾進行表演。如果任職後才能低下, 與舉薦奏章所述不符, 要連坐舉主。柴榮將土述規定付諸實施。太僕卿劇可久、工部侍郎王敏、右補網王德成等皆因所舉薦的人到任後不稱職而受連坐, 或被停任, 或被降職。

第四, 柴榮下詔鼓勵自薦後, “ 詣既言事者甚眾” , 優劣相混, 良藥相雜, 防止濫進的措施更是必不可少。因此, 對自薦者, 柴榮並不輕易授官, 而是令近臣反覆以策論測試。柴榮還常常親自看閱試卷, 甚至召入宮中面試, 優秀者即選拔任用, 平庸者予以默退。擔任測試官的近臣如果失職, 也要受罰。顯德四年, 屯田員外郎、知制浩息蒙就因擔任測試官選人過寬被奪傣一月。密州自薦者侯贊則因在堅持要求召對後不僅拿不出一條治國良策, 還出言不遜而受到處罰。

第五, 對在京各官署自行選拔職員, 柴榮下令務必“ 慎擇。” 要求被選拔的人必須能幹聰明, 文章和言行都好。同時規定, 各官署要將被選者送吏部複試, 由吏部考校其筆扎, 確屬“ 人材俊利” , 才能授職, 以防止發生“ 訛濫” 之弊。

第六, 對已經被選拔任職者, 柴榮還要隨時瞭解其理政情況, 精明強幹者升遷, 能力不足者降黝。顯德四年五月, 柴榮特地下詔說: 今後每遇入朝, 文武官員在所上奏章中, 對新被選拔任職的人, 要直書其實際理政狀況, 何人善於理政, 何人為官因循, 何人正直清廉,何人奸邪不法, 如此等等, 要如實上奏, 不得隱瞞。然後由柴榮親自詳閱, 以定升默。

第七, 在對文武官員中才能出眾者予以破格提拔的同時, 柴榮十分注意博採眾議, 聽取臣下對被提拔者的意見, 並親自進行考察, 不使小才微善者居高官, 任要職, 影響改革和統一的順利進行。柴榮繼位的第二年, 即下詔要求文武百官極言政治得失, 不得唯唯諾諾, 以便聽其言, 觀其行, 審其意, 察其忠, 瞭解其才略深淺, 任用當否。

柴榮對選相極為謹慎, 不輕易授人。他曾想以竇儀、陶谷為相, 徵求範質的意見, 範質認為竇儀執而不通, 陶谷有才無行, 都不宜擔任宰相。柴榮認為範質說得對, 接受了範質的意見, 沒有任竇、陶二人為相。對已被提拔擔任重要職務的人, 在其實際任職的過程中, 如果柴榮發現或經臣下奏明,有才能低下不堪任事, 或貪贓枉法、欺上凌下、行為失檢者, 經查證屬實, 立即貶默。

由於柴榮以上述防止濫進的措施與大量選用人才結合起來, 二者配合, 相互補充, 使確有才華者能得到施展的機會, 又使平庸無能者無法濫竿充數,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的推行使後周政權在柴榮即位之後人才濟濟, 組成了一支精明強幹、生氣勃勃、效率極高的制定和推行改革措施、進行統一戰爭的骨幹力量。正是依靠了這支力量, 柴榮所進行的改革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很大成就, 經濟和軍事力量迅速強大, 柴榮所發動的統一戰爭也節節勝利, 威震南北。

柴榮雖然在北伐的緊要關頭不幸病逝, 未能最後完成統一, 但他進行的一系列活動, 為北宋的統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所選拔的大量優秀人才, 在北宋統一和穩定內部的過程中, 大都屢建功勳, 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柴榮的一整套選拔和使用人才的方法, 也給後世留下了成功地進行改革和統一的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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