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遇到经济下滑，习惯的做法是政府拿钱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这种传统刺激办法的针对性不强，而且通过增加负债搞基建项目，还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并非‘避险’。”
新基建，无疑是现在市场上的香饽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则提示，要防止把新基建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新基建”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
新基建包括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刘世锦逐一分析，5G和充电桩很有前景，不过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增长相适应；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都属于信息产业或其中某个细分领域多少具有平台特性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基建；而称特高压和城市轨道交通为新基建则比较勉强。
刘世锦提示，一定要明确作为新基建主体的数字基建与“铁公机”类的老基建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的明显区别。
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产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其次，相应地，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建设。企业投资就会有硬的预算约束，要讲究投资回报；
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条，新基建大都是成长中的新技术，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不确定，投资风险更大。一旦选择失误，大量投资就可能打了水漂，所以较多采取风险投资方式。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给企业和市场选择才是明智之举。相比之下，老基建虽然也有低效率问题，但通常确定性强，比如从市区到机场，修一条高速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刘世锦表示，新基建前程远大，真心要把新基建搞好，首先要给其营造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主要是企业自主决策，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外，政府不直接干预、不添乱、多包容，重点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务，提升相关人力资本。
以数字基建为主的新基建，本质上属于新技术驱动的新产业，发展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大适合作为短期刺激的政策工具。同时要防止一哄而起，“运动式增长”，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当然，也不需要受到某种产业政策的照顾，拿补贴、吃偏饭，搞出新的不公平竞争。少一些概念炒作，多一些专业深度研究，即使资本市场需要概念，也应遵守客观、专业、审慎原则，否则投资者会受到伤害。
着眼点、立足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继而提出，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合理且管用的办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有一个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9年为止，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在5%-6%或5%左右的增速。这样的增速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
前段时间讨论中国经济增速，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度刺激政策“保6”。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是刺激政策，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搞到6%以上。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转入中速增长期后，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这就是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中国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閱讀更多 中國財富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