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最後一句口播,汪涵走出攝影機的視線,被簇擁著,一路大聲哼著歌,揚著頭,踱著步子回到休息室。脫鞋,盤腿坐在沙發上大嚼檳榔。見到記者,爽快地笑著打招呼:“可得多穿點,長沙這兩天挺冷的吧?”
很少有主持人能將舞臺上熱烈的情緒一直帶到休息室,汪涵是一個。
搭檔歐弟這樣評價他:“涵哥是個非常熱愛節目的人,他常告訴我們,熱情無論是在舞臺上還是舞臺下,永遠不能熄滅。私底下他也是完全為節目著想,甚至包括我們主持的其他節目,他都想知道最近怎麼樣,並給我們提非常棒的意見……如果可以開一間‘主持人大學’,我想他一定是校長或者教授。”
汪涵的另一面也很突出,在他的書《有味》的發佈會現場,梁文道這樣評價他:“看了他的書,我有點不認識他了。這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汪涵麼?不那麼搞笑,不那麼熱烈,反而沉靜起來了。”
汪涵內心更向往“謙狂”,在《有味》中他說:“一個人最難得的是‘謙狂’——因懂得而謙虛,因明白而狂妄。”
出道
我不是愛一行幹一行,是幹一行愛一行。
少年汪涵是一個“問題少年”,不過不是為別人帶去問題,而是給自己帶來麻煩——小學時練點穴功,把自己點到吐血,不得不休學;跟別人打賭,從2樓跳下導致腳骨摔斷,收穫是讓其他人跪下來稱他一聲“大王”……
19歲進入湖南臺,汪涵從雜務、燈光、音控、搬道具的場工做起。從“抬桌子”到“臺柱子”,汪涵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我上學的時候是在廠礦學校,因此我的普通話還不錯。我常在校運會上作廣播站站長——‘同學們,比賽已經開始了,隨著百米的槍聲,同學們像離弦之箭一樣衝出了跑道……’”提及那段時光,汪涵一臉得意,“老師說我可以學這個(播音主持),我就考了湖南廣播電視學校。那時叫‘播音’,因為上世紀90年代還沒有主持人這個概念呢……”
畢業後,汪涵離“播音”還很遠。
很多年前,汪涵在綜藝節目《幸運三七二十一》中做劇務,偶爾會在節目中客串一些角色。一次,他穿著古裝戲服,扮演《倩女幽魂》中的寧採臣,並唱了該電影的主題曲。“因為這件事讓大家注意到了我,可能很多人覺得——哎呦,這個小孩,長成這樣還敢唱張國榮的歌。”
劇務汪涵走在街上,第一次領受到被他人指指點點的感覺。而他真正開始“紅了”,是由於1998年的《真情》(與仇曉、呂念祖合作)——這也是汪涵主持的第一檔節目。當時的汪涵每天對著鏡子舔嘴唇,練習說話的表情,整理衣服,燙著最流行的卷卷頭……《真情》火了,沒有哪個湖南人不認識這位捲髮、大眼睛的汪涵……汪涵笑著說當時也有點覺得自己“了不得了”,不過,這種喜悅很快就變成了另一種情緒。
“第一次出門被指指點點的時候,意識到的並非是自己‘紅了’,或者是個‘名人’了,而是感到電視人這份職業有多麼不同。”現在的汪涵常告訴身邊的搭檔們,主持人只是電視諸多環節的一部分,而這份工作對私人生活的掠奪也極其迅速。如果說,最開始會因為受到關注而欣喜,隨著時間的推移,當背後的議論與真真假假的傳言越來越多時,最初那份“淺淺的喜悅”已經變為“深深的憂慮”。“為什麼我們尊敬的導演和製片人,他們上街那麼自由,而我們卻不是?我那時候考慮要不要再繼續這個工作。2007年,我的身體不是很好,我母親坐公共汽車,一名賣小報的跳上來就喊:‘快看啊快看啊,汪涵肝硬化!’當時老人家難過得都快流眼淚了,後來她把這個故事講給我,我才發覺,這份工作不但自己要承擔很多東西,家人也要被這些無端的東西困擾。那時候就特別疑惑、不快樂……”
“我不是愛一行幹一行,是幹一行愛一行。我做劇務的時候也很快樂。那時歐陽臺長(歐陽常林)是我們經視的臺長,他每次來我們節目現場看,我都在帶領觀眾鼓掌,他常說:‘汪涵的手總是拍得最響、最紅的’……雖然現在我們在舞臺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但要想想看,有多少人希望能跟我們站得一樣久,能夠取得我們一樣的成就,我們可能付出了精力的80%,卻獲得了500%的回報……有多少人,扛著麻袋在碼頭上,在工地上拉著車,曬著太陽,留著汗,收入卻那麼低……我們夠快樂的了,應該學會‘享受’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汪涵的話音剛落,休息室裡掌聲響起。這掌聲是贊同,調侃,還是解構,《天天向上》的一位導演打趣說,這是節目組所有人的“天天向上精神”。“帶掌”是《天天向上》每位工作人員必須做也樂於做的課題,被奉為“優良傳統”。掌聲響起,汪涵會像一位領袖一樣,故作嚴肅地跟所有人招手示意……
沒想這個節目缺了我行不行
“我們就是一群鄰家的小孩。家裡來了新朋友,家長(觀眾)在做飯,我們跟新朋友盡其所能地、瘋狂地鬧著玩,家長偶爾回頭看著我們說:啊哈哈,很可愛——無非就是這樣。”
《天天向上》從不彩排,節目的臺本也只是把每個必須“打”的點(為求節目效果所設置的包袱以及必須提及的介紹說明)體現出來,其餘完全依靠主持人現場發揮——往往有時候,臺上的主持人被搭檔的逗笑到癱倒,據說有次主持人之一的歐弟笑得跑到臺下,直到調整好狀態再爬上來……這種情形在其他節目的錄製中極為少見。在《天天向上》的舞臺上,“尷尬”也會被直接說出來,“如果遇到尷尬情況,我們就會說:‘唉,這一刻很尷尬啊。’這個節目最可貴的就是我們很真實,什麼都直接表現出來,因為觀眾也看得出我們的狀況,還不如自己說出來,然後讓大家一起笑好了。”
“我們特別想在舞臺上呈現電視的真實狀態,我們不想去粉飾什麼的,是怎麼樣就怎麼樣。觀眾越來越聰明,你在‘做’的時候他們都看得出來,除非做得特別高妙精美。有些節目是需要‘做’,比如我以前做的《以一敵百》。但像脫口秀這樣的節目,特別像《天天向上》,主持人很多,每個人有不同的情緒,要讓大家在統一的一個點上‘做’真的很難。”
脫口秀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持人的個性,也正因此,主持人是一檔脫口秀的重要標誌。“我並不覺得哪個節目缺了我就不行了。”對於“標誌”一說,汪涵搖搖頭。他認為太依賴主持人對於一個節目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情,“國外很多脫口秀節目一做就20年,個人風格很明顯。在國內呢,可能目前惟一的要求就是我們這個主持團隊必須相親相愛很長時間,當然這是一個好的預想。但我個人沒想過缺了我之後《天天向上》就怎麼樣,觀眾對我們很好,我們不能每一家去敲門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我們的照顧、寬容、關心和縱容,我們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舞臺上給他們帶去笑聲,所以我沒去想這個節目缺了我行不行,而是我缺了這個舞臺不行。我沒有機會去感恩,去鞠躬,我只有在這個舞臺上做兩個小時的節目讓他們笑一會,就算對他們的感謝了吧。”
汪涵認為,主持人不過是可以站在臺上表達自己的觀眾。“主持人不是明星,是看明星臉色的人。他們不爽就要掉臉,我們不行,每次都要注意到現場有沒有人打哈欠,製片人是不是皺著眉頭,搭檔有沒有長時間說話,要調動大家的積極性,要瞬間,及時地反應——這很累,脫口秀節目就是這樣。在臺上要把自己當成觀眾,儘量和他們一起笑,一起煩,他們才會覺得你不假不做作,很親切,也更容易接受你。”汪涵笑著說,他經常要在明明不好笑的時候逗大家笑,大家不笑的時候自己也要笑;明明大家情緒還不到流眼淚的時候,就一定要講些悲情的話……“我們就是一群鄰家的小孩。家裡來了新朋友,家長(觀眾)在做飯,我們跟新朋友盡其所能地、瘋狂地鬧著玩,家長偶爾回頭看著我們說:啊哈哈,很可愛——無非就是這樣。”
《天天向上》
“我們可以得這個獎那個獎,但當我們放下話筒,誰能獲得讓一隻小鳥停在你肩膀上的榮光?”
《天天向上》給了汪涵什麼?
汪涵沉思片刻,開口:“只有成熟的麥子才會低下他的頭。能在節目中勇敢地承認自己的不足,勇敢面對這麼多比我年輕的主持人對我的調笑;還有朋友、獎項、掌聲與認可;以兄弟相稱的主持團隊——我覺得這是特別難得的收穫。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比如錢楓喜歡雞湯,吃飯的時候就抱著罐子不撒手,我們就算把他臭罵一頓他也不會放下來;還有上次小五要去韓國集訓,在節目上告別,會跪在地上行大禮來謝謝哥哥們,並在回來的時候給我們每人一個擁抱,這就是收穫;田源有個孩子,取名叫天天,就好像是我們大家的寶寶一樣,這就是收穫;過年的時候,我給大家派發紅包,抱在一起互相祝福,這也是收穫……”
“我每期節目都有收穫,回了家也會回想——哦,六滴玫瑰花精油,加兩滴檀香,會變成這樣的……甚至有時候覺得我們大家一起遊戲時,可以滿地打滾兒,像一群小狗一樣熱鬧單純,面對這樣一個氛圍,回到家都很難馬上睡著……”
《天天向上》是周播,每次選題都要提前兩個星期做準備,有時候節目錄到凌晨兩點才能結束,對於汪涵來說,這份工作很辛苦。汪涵說,人所有的壓力和煩惱都來自於慾望,“如果覺得這個節目就是自己的,收視率完全捆綁在自己身上,這個節目要紅20年……就一定會有壓力。但我沒有,我從來沒把《天天向上》想成是我的,我也沒有讓它紅到永遠的想法。我昨天上午還去了靖港,吃了糖油粑粑,公子哥的閒適心情一定要長在骨子裡,要不多累啊,節目也樂不起來。我以前不理解崔永元,怎麼會抑鬱呢,可能(他)太把這個(節目)當回事了。”
工作忙碌,汪涵平時很少有時間出去玩。有時間也基本是在家裡“胡思亂想”。回到家的汪涵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世界裡,會把正在讀的書翻來覆去地咀嚼。汪涵有一位九十幾歲的老師,他向老師討教問道,常常思考自己每天“猛烈地”工作生活,到底是為了什麼。思考得越久,內心就越強烈渴望寧靜。
老師會給汪涵佈置作業,一般是背誦《四書》,或者指定看佛經中的某一部(如《維摩詰經》等),他通常完不成,“但一定會盡可能多讀書”,他認為多讀書可以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清寂,從而容易把很多事情看得淡然。
“前陣子我看梭羅寫的《瓦爾登湖》,他在瓦爾登湖隱居了三個多月,在田裡勞作的時候,倚著鋤頭休息,一隻小鳥停在肩膀上。他說:‘我知道我的的肩上可以佩戴任何勳章,但遠不如這一刻榮光。’那麼我們呢?我們可以得這個獎那個獎,但當我們放下話筒,誰能獲得讓一隻小鳥停在你肩膀上的榮光?除非你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樹。所以要放下對燈光、音樂、舞臺的執著和妄想,這樣就可以有別樣的狀態出現。”
汪涵的多種“味道”
這張照片,透露了“電視汪涵”和“自我汪涵”角色切換中的矛盾和掙扎。
汪涵在2007年生病期間,去了靖港,之後,基於那段生活,寫出了《有味》。
在汪涵的《有味》中,他叼著菸斗,穿著拖鞋,散步在暮光小城裡,從窗外看木匠老人的睡相,到老字號學做香乾……很安靜的步調,舒展的慢生活。
白巖松在《有味》的發佈會上說:“汪涵為什麼會寫《有味》,我想必然是他慣常生活環境中的事物令他覺得無味了吧……”在《有味》中汪涵這樣寫道:“靖港給我的美感在於它生活的節奏,它固執地在緊鄰都市的地方保持了自己的時間感:那裡的水鳥,總在黃昏的時候沿著固定的線路歸巢。那裡的木匠午睡醒來總在同一個時間,然後擺開自己的工具,打開他的窗戶……”這種緩慢而講求格調的生活,是汪涵所追求的。但現實和夢想的距離,有時遙遠到冷酷——書中有一張汪涵的照片,場景是古樸的,老物件是有古味的,但汪涵的眼神與周遭的時空並不協調。這張照片,透露了“電視汪涵”和“自我汪涵”角色切換中的矛盾和掙扎。
回到世俗社會,汪涵說做人要有“做派”,“ 一個人最難得的是‘謙狂’。因懂得而謙虛,因明白而狂妄。一是要活得有尊嚴,一是要活得有詩意,我一直想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一些。一個人最好的狀態就是,在面對不同的人群時,表現出得體的謙虛和狂妄。”汪涵講了一個小故事:“一次一些領導請吃飯。領導像朋友一樣好,但他們那些女秘書很煩人,總來跟我敬酒,我不喝她們卻反覆勸,不依不饒。於是我就‘狂’了,啪地一拍桌子,說:放肆!不過領導也沒有生氣。這個情況下我就要張狂一下,維護自己的尊嚴……一個人真正明白了謙虛才有狂的資本,一個人連狂妄都不敢,拿什麼來謙虛?”
汪涵的身份有:主持人、製片人、快樂淘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副總裁、湖南電視中心副主席、湖南省博物館形象大使、長沙獻血中心宣傳大使……汪涵自己最喜歡的角色,既不是“副主席”,也不是“主持人”,更不是“副總裁”——“隱士,不錯。”
“我們每個人,每天,每時每刻,面對每個人時都戴著面具。可能在歐弟他們面前我是這個‘兄弟’之類的面具,臺長來了我可能是另外一個面具。其實我特別希望我就是汪涵,沒有前綴和後綴,甚至連汪涵這兩個字都不重要。任何角色對於我們來說都很矯情,是一個純淨、完整的人最好了。動物不需要面具,植物也不需要。但這個社會里,我們做不到,只能戴著面具,才能以人的狀態來生活。如果你不戴,人家會覺得奇怪。”說到此,汪涵的思維又跳躍了:“佔一個舞臺也不必太久,就好像我的父母親在一個職位上工作30年、40年退休,一個職業一輩子,很沒勁。人生那麼短,何不多去體驗?”
談及不做主持人會做什麼,汪涵想也沒想就回答:“歇著,玩,喝茶看書,每天瞎晃……我想當魏晉南北朝的隱士,像竹林七賢,嵇康,陶淵明——和大自然融合,和時代脫節,但不和季節脫節。我一年要做3-4檔節目,一年要釋放別人兩三年的精力和能量。而且,‘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作為主持人,語言中透露出的思想必須是清亮的,你清亮別人才願意靠近你,因此我也要不斷補充,每天都得看書,尋求內心的寧靜。”
話雖如此,但現時的汪涵內心期望和實際情況差異明顯。正如《天天向上》製片人張一蓓所言:“汪涵心中想象的自己總是和實際有點差距,他想過平靜的生活,但一旦事情來了,就變成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忙起來就把隱士的事情給擱淺了……”
閱讀更多 中國家永遠愛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