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一個論壇演講，閻教授認為，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全球化雖仍在持續，但其的正面作用正在倒退，負面作用在繼續擴大。這次冠狀病毒全球大爆發，就是全球化負面作用的體現。閻教授認為，當下的世界是一個沒有領導國的世界，在尚未達成全球治理的情況下，沒有國家或國際組織能領導全球疫情防控。閻教授的觀點，本人深以為然,而且認為這是對最近二十年，全球政治家和政客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全球治理、地球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政治理念和政治詞彙，以及由此誕生的形形色色全球治理學說，所作的一個深刻的現實反思和批評。
全球化、全球治理這類話題，本人也曾關注過，思考過。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啟了現代世界以來，全球化即已開始。全球化作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種現象，核心的問題是一個“化”字。全世界有二百多個主權國家和地區，歷史不同，國情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發展程度不同，等等。這些國家和地區的70億人口，當下顯然不是詩意地居住在這個地球，除了極少部分是愜意地生活，而絕大部分是充滿著艱辛和苦難。自然災害的懲罰，人性之惡的貪婪、仇視和自相殘殺，大規模的疫情爆發和蔓延，這些都讓人類吃盡了苦頭。人類，可以飛越太空，卻拯救不了自己，甚至連拯救自己的熱情和動力都沒有。這樣現實存在的世界，資本、技術、制度等也許能全球化，但是，文化、意識、價值觀、宗教信仰等等，這些能不能全球化？人類真是發自內心地認可彼此是在同一條船上而相互珍惜麼？這個世界平靜了、和諧了麼？事實顯然是令人沮喪的。
儘管全球化過程中存在這麼多難題，但是全球化這一現象是客觀存在的。針對這些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難題，目前能夠實現的辦法應該是通過主權國家之間相互合作來糾正、改善。如果以此欲求達到一種全球治理的狀態，道路何其漫漫。
再說，既然是全球治理，就應該有治理主體、治理規則、治理目標，等等。簡單地說就是，全球治理首先要有全球治理的領導者，要有說話算數的人，比如得有球長、副球長；得有治理的依據和規則；得達到什麼樣的全球秩序和存在。所謂的地球村也得有村長、副村長；命運共同體，俗語就是同一條船上的乘員，得有船長、副船長、舵手、水手等等。可是，這個世界目前有這些角色嗎？有什麼規則，誰聽誰的？這個世界應該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存在狀態？當下一個冠狀肺炎病毒，已經弄的大家互相指責、互相甩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所謂的全球治理，可以說更多隻是幾個實力大國，各自為了自身利益互相博弈、相互妥協，作出的一些近乎沒有什麼約束力和執行力的決議與倡議。象徵意義大於現實意義。即便如此，近年來，一向以拯救世界為己任的美國，也選出了一個屢屢退群的總統特朗普，更不用說那些弱國、小國，在這種全球治理中能夠扮演的也就是聽呵的角色，而且更多的是連呵也不聽，隨波逐流，夾縫中求生存。
針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種種問題，有人開出奇藥良方，認為人類應該走區域化路徑，加強區域間合作。比如，一些地理位置鄰近、自然條件大致相同、語言文化相通、制度體系相容、發展程度相當的主權國家，成立區域組織，協調區域內的事務，促進共同發展。如果說全球化是由個體主權國家走向全球一體的話，那麼區域化則是全球化的分裂。可以說，區域化不僅沒有彌補全球化的裂痕，反而加大了這種斷裂。造成這種斷裂的最強離心力應該就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文明衝突論不僅預言和解釋了最近幾十年世界的紛爭和衝突，而且也為人們認識主權國家內部出現的民族分裂運動提供了一種分析視角。
當年，亨先生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一時間學界譁然。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不同宗教信仰的學者和政治領袖人物，都對亨氏的學說予以批評、否定，甚至嗤之以鼻。但是，這二十多年來世界發生的一件件血淋淋的大事，無不是對亨氏學說的恰到註釋。當然，亨廷頓後來也對自己的文明衝突論作過修正，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希望通過對人類文明共性的發掘和探討，實現世界幾種不同文明圈的互相融合，從而達到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至於人類文明是否有共性，不僅是一個認識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實際問題。
人類的思想意識、社會存在、政治活動、文明形態，會有共性基因麼？如果有，這樣的共性基因應該包括哪些？居住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類，究竟能不能尋求到共性文明之路而走向融合，還是沿著文明的衝突日益走向分裂？人類是到了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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