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時代：兩個偉大的收藏家 － 摩根 & 弗利爾
Timlessness: Two Great American Collectors
John Pierpont Morgan（JP.Morgan），約翰·皮爾龐特·摩根：於1861年創立摩根商行；1892年合併愛迪生通用電力公司與湯姆遜休士頓電力公司成為通用電氣公司；1901年組建美國鋼鐵公司。
Charles Lang Freer（Freer），查爾斯·朗·弗利爾：偉大的收藏家和贊助人。 1906年，弗利爾將他的大量藏品捐贈給了史密森學會，隨後弗利爾與羅斯福總統取得聯繫，並資助美國政府在華盛頓特區建立弗利爾博物館。
▲ 藍理捷先生（JJ.Lally）2011年弗利爾博物館講座
前言
策展人介紹
Lee Glazer，弗利爾博物館美國藝術副策展人
“...Lally先生是廣受倫敦東方陶瓷協會等學術機構歡迎的演講者，我知道我們都在熱切期待今天關於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查爾斯·朗·弗利爾的演講...“
陶瓷向來是弗利爾博物館的強項，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博物館創始人底特律工業家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的收藏。弗利爾先生畢生收藏的來自東亞和西亞各地的1000多件陶瓷是建立弗利爾博物館的基石，其中約254件目前正在孔雀廳展出，這個展覽也藉機重現了孔雀廳1908年原來的設計。
從在蘇富比的經歷開始，Lally先生便對收藏家的習慣和心態有著深刻而又持續的理解。他於1970年開始其職業生涯，分別在紐約和香港擔任蘇富比中國藝術總監，並於1984年擔任蘇富比北美總裁。
“Lally先生於1986年創立了JJ Lally＆Company（Lally & Co.），並在世界各地的中國藝術私人和博物館收藏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中包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當然包括弗利爾博物館，而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年來，Lally先生對弗利爾博物館也是一直給予慷慨的支持。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對康熙青花瓷瓷器重返孔雀廳的倡議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近些年，Lally先生為弗利爾中國藝術主要捐贈 － “Singer序列收藏”的評估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和專業知識，其中一部分於明年Sackler成立25週年展出。
Lally先生是廣受倫敦東方陶瓷協會等學術機構歡迎的演講者，我知道我們都在熱切期待今天關於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查爾斯·朗·弗利爾的演講 － “兩位偉大的中國陶瓷收藏家”。
兩位偉大的收藏家
JJ.Lally ： 摩根 & 弗利爾
著名學者，著名紐約古董經紀人，前蘇富比北美總裁
“...在收藏家中，Morgan和Freer應當屬於佼佼者。他們極高的藏品質量，以及他們在美國藝術品收藏發展史重要時刻所展示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陶瓷收藏風格，使得他們在眾多收藏家中的脫穎而出...。
非常感謝Lee Glazer非常慷慨和善意的介紹，感謝大家在這個美麗的夏日下午來到弗利爾博物館。在我開始之前，我必須花一點時間來感謝為本講座提供參考依據的一些研究和出版物的學者們。
在對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研究上，我必須感謝Jean Strouse寫了這位偉大的金融家的權威傳記 － “Morgan: American Financier”；查理朗弗利爾的研究，我必須感謝Thomas Lawton博士與琳達·梅里爾（Linda Merrill）一起編著的 －“Freer: A Legacy of Art”，這本書很棒，我希望它還依然在弗利爾博物館的書店裡。最後，海倫·湯姆林森（Helen Tomlinson）在克利夫蘭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博士論文中提供了許多來自弗利爾信件的見解和精彩原始資料。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都是美國收藏中國陶瓷的先鋒，都為中國陶瓷在美國的理解和欣賞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們都不是收藏中國陶瓷的第一批美國收藏家。”
先於他們的美國收藏家中，就包括巴爾的摩的偉大先驅威廉·湯姆森·沃爾特斯（William Thomson Walters），他從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收藏超過30年，並於1896年在學術目錄中出版了1400多件中國瓷器。
美國收藏家的簡短列表包括：Samuel P Avery，Benjamin Altman，Heber Bishop，Charles A Dana，John Cadwallader，Sturgis Bigelow，Harry Havemeyer，Samuel T Peters ， Marsden Perry，James Garland William，Mrs.Potter Palmer，Henry Sampson，George B Warren，PAB Widener和John D Rockefeller Junior…
在這些收藏家中，摩根和弗利爾應當屬於佼佼者。他們極高的藏品質量，以及他們在美國藝術品收藏發展史重要時刻所展示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陶瓷收藏風格，使得他們在眾多收藏家中的脫穎而出。摩根和弗利爾是非常接近的同時代人，儘管他們的出身非常不同，他們的生活和商業生涯中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即便如此，在收藏上他們的收藏方法理念與最後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會簡單介紹這兩位收藏家的人生經歷，進而闡述他們如何打造自己的的收藏序列併成為中國陶瓷的收藏家。”
我將展示這兩個收藏序列的代表性藏品，並簡要討論這些序列形成的歷史背景、兩位藏家的獨特個性以及影響收藏方向的背景和收藏的最終處置方式等其他因素。最後，我將簡要回顧一下這兩位在一百年前就開始買宋瓷的早期美國收藏家的方法和態度，側重闡述弗利爾的收藏傳奇。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查爾斯·朗·弗利爾都出生於19世紀中葉，活躍於20世紀初，他們幾乎大部分的中國陶瓷收藏都在20世紀上半葉建立並完成，大約在19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間這段時間。”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 － John Pierpont Morgan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於1837年出生於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富裕美國家庭。摩根家族7歲時搬到波士頓，然後去了倫敦，接著到瑞士上學再進入德國的大學。”
當他20歲開始在華爾街工作時，他已經精通法語和德語，並且在希臘語和拉丁語方面有著良好的基礎，他可以很容易地閱讀意大利語。約翰·皮爾龐特·摩根是一位非常成熟且非常成功的國際金融家，當時他是一位在美國歐洲和中東等地區過著華麗生活，並奢侈旅行的公眾人物。
19世紀90年代後期，他在倫敦擁有一座大房子，另外還有六座房子，包括紐約的一座豪宅。他擁有一艘300英尺長的遊艇，這是紐約遊艇俱樂部的旗艦型號，約翰·皮爾龐特·摩根是當時的負責人。他參與了當時許多重要的美國博物館和機構的建立，並且是美國幾個主要高等文化機構的傑出支持者，包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大都會歌劇院，羅馬美國學院以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他從1888年起擔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受託人，從1904年起擔任主席，直到1913年去世。
▲ 摩根有過好幾艘遊艇，他的最出名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你要問哪種遊艇好，那就是因為你買不起，The 304-foot Corsair III, the last yacht he owned, included a library, player piano and humidors stocked with Cuban cigars.
摩根還在他位於東36街的曼哈頓住宅旁邊建了一座非凡的圖書館，收藏了他的珍本書籍手稿和圖紙。圖書館在他去世後成為一個公共機構，並繼續蓬勃發展和擴大。
“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今天被公認為是美國最好的書籍和手稿收藏機構，摩根圖書館的圖紙收集也美國最好的公共收藏之一。”
▲ 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225 Madison Ave, New York
雖然他表現出對藝術的濃厚興趣，並且在他的早年和整個從商生涯中大量遊歷世界各地，摩根在他晚年從華爾街半退休以前（大概65歲），其實並沒有時間專注做一個收藏家和贊助人的角色。摩根是一個胃口非凡的收藏家，對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著無法滿足的欲求。這是來自英國雜誌PUCK的插圖，展示了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對歐洲藝術市場的影響。
▲ 磁鐵 － 歐洲藝術市場眼中的摩根
摩根購買藝術並不是為了提高他的社會地位，他已經屬於精英階層。他購買藝術，是他對自身和國家皆抱有雄心壯志。當然，像所有收藏家一樣，摩根的購買動機很多也很複雜，
但購買的快感卻不是他的主要動機。摩根的興趣點是純粹的美，對歷史的追尋以及對藝術本身的無限熱情。“摩根通常會爭取購買整個收藏序列。在摩根過世的時候，除了他為自己圖書館提供的書籍、手稿以及圖畫，和他一生中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其他博物館和機構的藏品之外，約翰·皮爾龐特·摩根還擁有超過15,000件藝術收藏品。”
摩根不僅擁有非凡的收藏野心，他還通過大量的遊歷培養了對歐洲藝術和文化的深刻見解。但即便他有一雙辨別藏品質量的火眼金睛，他走的卻不是學術型收藏家的路線。摩根並沒有時間去細細研究他收集的每個類別或個別物品，但摩根也並不蔑視學術研究或收藏鑑賞學。恰恰相反，他非常相信專業知識，他知道他本人在風險較高的金融市場中就是質量和價值的鑑賞家，他也十分清楚在藝術市場上他只能充其量算是狂熱的業餘愛好者。因此，
在清晰的自我認知下，摩根一直在尋找具有專業藝術品知識的合格人才，並委託專業經紀人幫他網羅挑選每個門類的最佳藏品。
▲ John Pierpont Morgan at the Temple of Horus at Edfu, Egypt, 1913 or earlier Archives of the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 New York
當摩根看到他想要的東西時， 他從不討價還價。摩根用他在金融業中的一貫做法，在藝術收藏領域也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財富與聲譽來贏得比任何其他人更好的機會。與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摩根其實從未造訪過中國或亞洲任何其他地方，對中國藝術也瞭解不深。然而，當機會出現，紐約富商James A.Garland的中國瓷器序列收藏在1902年Garland去世後重返市場時，摩根毫不猶豫就出手拿下了整個收藏：在藝術品經紀人Henry Duveen剛從Garland的後代手中以50萬美元購得整個收藏的僅僅幾天以後，摩根便斥資60萬美元將其納入自己囊中。這個擁有超過一千件作品的藏品序列已在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多年，當Garland去世時仍在展出，摩根的收購使得這批藏品能留在博物館裡繼續展出。這是“紐約論壇報”的一則公告：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 － 為紐約留住Garland東方瓷器收藏序列。
▲ Gem from the Garland Collection of Oriental Porcelains saved for New York by J.P.Morgan, 紐約論壇報對摩根收購整個Garland系列的報道。
摩根購買了Garland整個中國陶瓷序列後，幾乎立即就宣佈準備組建一個絕佳中國瓷器收藏序列的決心。他對經紀人Duveen的原話是：“fill in the sequences and make it complete“ － 順藤摸瓜，完善序列。就在1902年同年，Duveen給摩根的賬單僅是送給博物館的中國瓷器價值就超過20萬美元。摩根在1902年消費了總共超過80萬美元中國瓷器，有必要留意的是，當時的大都會博物館整個年度的運營預算總額（不包含藏品購置預算）才僅約為17.5萬美元。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摩根繼續收購中國瓷器，又給序列增添了400多件藏品。他接著委託當時最好的藝術史學家撰寫整個序列的學術目錄，並且在預算上毫不吝嗇，其中大量的瓷器選擇彩色印版（在當時價格不菲）。
“摩根的收藏品目錄非常有建設性，仔細研讀這個當時美國最好的中國陶瓷收藏序列，可以瞭解到當時哪些瓷器最受好評，哪種類別的瓷器最豐富，哪種瓷器是稀缺或完全缺乏的。”
首先我們注意到摩根選擇只收集瓷器，他有意跳過了出土文物和早期陶器。在摩根的目錄中，只有一件早期陶器，還有極少數的宋元陶瓷。
摩根的收藏中有一些明代瓷器，但明代陶瓷的選擇品位卻非常特殊：一個擁有同樣強大資源的明代陶瓷收藏家在今天肯定會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例如，有幾種明法華器物大約可以追溯到1500年左右，其中包括一個精美的蓮花裝飾梅瓶，這是一個大約十四點五英寸高的酒瓶，還有一些明代彩瓷。
“摩根目錄中竟然沒有被今天收藏家們所珍視的15世紀明代永樂、宣德或成化時期的瓷器，序列中的絕大多數瓷器都是清代的18世紀和19世紀的瓷器...”
而瓷器中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瓷器大部分是後期製作的“康熙”時期瓷器，從1680年代到1722年去世的“康熙”皇帝統治時期瓷器。摩根序列中最大的瓷器類別是單色釉，其中有一部分是的帶官款的官窯器物，例如這個大約8英寸高的“康熙”豇豆紅花瓶，但大多數器物都是沒有款的。摩根目錄展示了許多19世紀的花瓶，大量的18世紀後期的乾隆時期單色釉，一小部分雍正時期的單色釉以及一部分精選“康熙”單色釉瓷器。
“康熙”時期的單色特別是豇豆紅和較大的郎窯紅釉器物，在摩根目錄中被呈現為中國單色釉之最精美的器物。這就是所謂的郎窯紅，在當時非常受追捧。這件花瓶在摩根買下之前就在英格蘭很有名，它的高度大約是18英寸，暱稱“火焰”。
摩根序列中有許多青花瓷器，以“康熙”時期藏品最被重視。當時歐洲和美國的主流鑑賞家和收藏家有一個共識，就是無論從技術和美學上“康熙”青花瓷都要優於早期的元、明的青花瓷，摩根目錄的藏品也因此很明確地展示了這個偏好。這是一個典型的“康熙”青花蓋罐，大約21英寸高，藍中帶紫的顏色在那個時期深得收藏家的高度珍視。
摩根序列還包含大量清代瓷器：粉彩花瓶、蓋罐、碗盤等。1830至1850時期的雍正和乾隆粉彩，也在摩根目錄中得到很好的體現，特別是一些精心繪製的開光中繪粉彩類型，比如這個雍正粉彩富貴大吉紋杯碟，這個品種在19世紀的歐洲和英國都很流行。
在摩根序列的所有彩瓷中，依然是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康熙”時期藏品，被當時編寫目錄的學者們以及摩根本人認為是最重要和最漂亮的。人物素瓷等在摩根目錄中也有大量篇幅，但在所有“康熙”彩瓷器中，“Famille Verte” 素三彩，尤其是彩地，比如這種28英寸高的康熙素三彩龍紋風尾尊，是當時被認為最重要最令人嚮往的。在這些彩地瓷器中，又以墨地三彩“Famille Noire”品種為最稀有和最精美的。這些都在當時都被當作選中之選的高級品種來呈現。
摩根最鐘意的“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是一個非常大的花鳥紋大鳳尾尊，裝飾著鮮豔的紅色梅花，當他從倫敦的Saltine序列中購得時，這個暱稱為“Red Hawthorn”的瓶子被奉為他最重要的寶貝之一。摩根目錄中雖然有許多其他的墨地三彩瓷器，但像這樣的大尺寸的花瓶則被認為是他所有瓷器中最重要的。
“在世紀之交，“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被歐洲和美國的大多數頂級收藏家視為中國陶藝家的最高成就。這個27英寸高的巨大墨地三彩花卉蓋罐，是由小洛克菲勒在摩根過世後以當時最高價格購藏，現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這是當時小洛克菲勒的客廳，可以看到當時部分藏品是如何展示的，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墨地三彩花卉蓋罐被展示在中心的最重要位置，還有一些其他的同類品種被展示在櫥櫃裡和桌子上。
“在今天，“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沒那麼得寵。事實上有一大批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的墨地三彩已被證實是偽造或改裝的，有些是青花瓷改造，重新填色以滿足當時大量的需求...”
大量的“康熙”青花被填上墨地，然後再填充各種裝飾，這些經過改造的瓷器具體年份仍然非常難以斷定且非常有爭議。這些墨地三彩“Famille Noire”曾經被認為是現在最好的品種，現在很少被陳列出來。
19世紀後期形成的“墨地三彩熱”的風潮，其動機模糊且有多種解讀。當摩根開始收藏中國陶瓷時，中國仍被清朝統治，滿族皇太后“慈禧”仍在王位上。每當歐洲或美國人被允許進入北京的紫禁城時，他們看到的絕大多數瓷器都是清代瓷器。皇太后較為傳統的品位可能導致她會重點推崇“康熙”王朝的光榮鼎盛，畢竟康熙是她的王朝的創始人，清代第一位偉大的皇帝。因此，“康熙”時期的瓷器在當時她的接待室裡也有著重要的份量。
眾所周知，慈溪太后的穿衣以及宮廷服飾都偏愛黑色系，19世紀末期“康熙”風格的墨地三彩瓷器大量生產和盛行有可能源自她的影響，但是1900年左右西方對“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的迷戀起因尚未被明確記載。儘管如此，摩根目錄還是清楚地展示了該類別對當時收藏家和策展人的重要性。
對摩根目錄的回顧還表明，官窯瓷器與非官窯或外銷瓷器之間的等級差別並沒有得到摩根與為他提供建議並編寫目錄的藝術史學家很好的理解，或根本不被當作評判質量和歷史重要性的標準。
“摩根收藏序列裡的外銷瓷或其他受青睞的無款器物遠遠超過帶官款的官窯瓷器以及帶皇家傳承的作品。”
目錄裡確實包括少量精美的官窯瓷器，如這對帶雍正時期雍正款的“Famille Rose”粉彩天球瓶，大約14英寸高，底足帶“大清雍正年制”字款，是皇家定製且在宮廷使用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目錄中的影像資料，可以想象20世紀早期的印刷方式跟今天的打印照片的方法截然不同，在當時這些影像的印刷不僅十分困難，也是相對昂貴的。這樣的官窯花瓶在當時並沒有被視為更高質量或獨特的品類，或在任何方面被視為比目錄中所示的許多非官窯或外銷瓷“Famille Rose”粉彩瓷器更為重要。
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頤和園之前，這種類型和質量的官窯瓷器在中國之外幾乎是不為人所知的。因此，官窯瓷器相對稀有和其藝術歷史重要性在摩根時代的歐美並未得到廣泛的瞭解。然而，摩根卻曾經有過一個獲得重要皇家收藏官窯瓷器的絕佳機會。
“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檔案中的一系列電報披露了當時美國駐北京外交官與摩根合作伙伴戴維森（H.P.Davidson）之間罕見的交流通信。這一連串的電報討論了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從紫禁城和其他皇宮購買中國皇室所有瓷器和藝術珍品的建議事宜。”
這是在1912年中國第一次革命後不久，當時新共和國正在尋找現金，而舊皇室家庭則無家可歸，也失去了收入來源。
1913年3月8日的第一封電報上寫著“絕密：帝國家庭準備出售整個宮廷收藏品，包括珍珠、青銅器、瓷器等”，並要求儘快回覆，戴維森回覆“發來進一步的細節”。
“來自北京的後續電報對三個皇宮的收藏品進行了非常粗略的估價，表明
這些收藏品可以一起整批打包並以大約當時四百萬美元的等值黃金出售，電報內容允許摩根進行專業評估並享有藏品優先挑選權，一旦藏品裝載完啟航，摩根只需要確保支付50％的估價，其餘部分由其下屬股東分擔付款。”在滿族統治和政府制度崩潰一年後的1913年，動盪的春天裡，被廢除的皇室出售帝國收藏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甚至是垂手可得。進一步的電報概述了在整個收購行為中代表皇室的具體人員，包括作為紫禁城最高級官員之一的皇室的大管家Shi Su。
“但一切卻事與願違。在後一封電報抵達的1913年3月27日僅僅四天後，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在羅馬逝世，享年75歲。”
▲ JP.Morgan in a garden at Algeciras, Spain, 1913，摩根人生的最後一年。
“除了他的圖書館和他的各種住宅中的許多藝術品中的書籍和手稿之外，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1500多件中國瓷器在他去世時被租借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摩根一生都對博物館非常慷慨，但在他的遺囑中，大都會博物館卻居然根本沒有被提及。”
摩根藝術的歸屬權完全由於他的兒子和繼承人傑克·摩根支配，雖然傑克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向大都會博物館和其他美國機構作出了幾次重要的大型捐贈，但其中並沒有中國瓷器。 1915年1月，整個摩根的中國瓷器序列以近四百萬美元的價格轉售給前摩根藝術品經紀人杜文（Duveen），杜文隨即開始將這批收藏轉賣給其他私人收藏家，如洛克菲勒、IAB Widener等，著名的Widener收藏序列今天收藏於距離弗利爾不遠的國家美術館裡。
今天市場上仍然可以在私人畫廊或公開拍賣中找到摩根序列的精美瓷器。幾年前，這個“康熙”罐子高約為18英寸，在拍賣會上以23萬美元的價格出售；而這款非常罕見的雍正款龍罐在同一場拍賣中售得25萬美元。
“作為美國中國陶瓷的收藏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在加強公眾對中國陶瓷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在美國博物館展示和研究的重要性認知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摩根通過允許他的藏品公開展出近二十年並出版詳盡目錄，進一步推進了中國陶瓷欣賞的的浪潮。”
摩根並沒有最終將他的收藏遺贈給博物館，但當其部分序列藏品再次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還是激發了新一代收藏家和博物館在陶瓷領域的參與和激烈競投。
查爾斯·朗·弗利爾 － Charles Lang Freer
“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一生的故事和他作為中國陶瓷收藏家的職業生涯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的前輩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故事相似。這兩位早期美國收藏家的目標和動機有很多共同之處，但他們的早年生活和他們的教育背景卻截然不同。”
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的早期故事與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相反。弗利爾於1854年出生於金斯敦紐約一個卑微的農業家庭，這是一個位於哈德遜河和卡茨基爾山脈之間的小型北部小鎮。他是六個孩子中的第三個，他的母親在他14歲時去世，為了支持家庭弗利爾去了當地一家水泥廠工作。後來，他成為金斯敦綜合商店的一名職員，他的勤奮給當地一位名叫Frank J.Hecker的鐵路經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Freer in the Catskills, 1889
Hecker迅速聘請他並將他提升為會計師和薪酬管理員，弗利爾隨後與Hecker前往伊利諾伊州為一條新鐵路工作。1880年弗利爾和Hecker前往底特律密歇根州，他們最終成為新工廠的合作伙伴，為快速擴張的美國鐵路提供碎石的生意。
經過長期談判，弗利爾收購或合併了所有主要競爭對手，這家鐵路公司是弗利爾的財富基礎。 1899年，他們將所有業務整合到美國汽車和鑄造公司，該公司在這個利潤豐厚，發展迅速的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這是1900年左右一起拍攝的Freer和Hecker的照片。
“簡而言之，弗利爾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沒有任何優勢，沒有社會關係和太多的教育。通過勤奮和努力，他在世紀之交成為百萬富翁。1899年春天，弗利爾決定退休，將積累的財富放入投資計劃，轉身投入了鑑賞和收藏事業。”
年輕時的弗利爾在他一擁有足夠的資金便謹慎地開始了收藏。與摩根相同的是，他並沒有從亞洲藝術開始，而是購買了現代歐洲蝕刻和版畫，很快他就建立了一個大收藏。當有人把詹姆斯·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作品介紹給弗利爾時，他被馬上便被這種藝術形式所深深吸引。
弗利爾從1887年開始收藏惠斯勒的作品，整個收藏活動持續了一生；但與此同時他很快就開始收藏現當代美國油畫作品。弗利爾還專門為他1889年完工的底特律新房子定製繪畫作品，並且他一生都在持續收藏當代美國藝術家的畫作。在1890年他第一次訪問倫敦時，他與詹姆斯·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簽署了從藝術家處購買所有未來畫作和版畫的意向。接下來的日子裡，弗利爾委託併購買了許多惠斯勒的畫作，他不僅是一個好朋友，同時也是惠斯勒最大的贊助人。
▲ Freer's house in Detroit
1892年，弗利爾開始購買日本木版畫，後來他提到他被日本版畫美學所吸引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其中“看到了與惠斯勒作品的共通點”。接下來13年裡弗利爾繼續完善其日本版畫收藏，直到大約1905年他將整個系列全部售出，並明確表示日本和中國的古代畫作是更為明智的收藏選擇。
“1894年，弗利爾度過了漫長的假期，先是在歐洲，然後再前往亞洲。在旅行的開始的巴黎，他花了很多天時間與惠斯勒一起討論他們對日本藝術的共同興趣。在長途旅行的後期，弗利爾去了印度，短暫停留上海，然後在日本待了四個月。”
這張照片是Freer在日本與他的好朋友Haro Tomitara（原富太郎）和其他人在1907年拍攝的。在日本的時候弗利爾並沒有買什麼東西，但他對日本文化的欣賞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成長。他有認識了一些人，包括比較重要的山中商會（Yamanaka＆Co）的代理人，這對他後來的收藏有重要影響。
▲ Freer in Japan with Haro Tomitara and friends
1899年，45歲弗利爾退休。他前往歐洲並在卡普里島買了一棟別墅，但躺著曬太陽的生活並不適合他。他很快就以使他商業上取得成功同樣的精力和勤奮開始了他的藝術收藏事業。他加強了他的旅行和學習計劃，並與歐洲領先的藝術學者經紀人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建立了強大的合作，Fenollosa是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藝術收藏品的創立和迅速擴張的推動力之一。
▲ Freer in Capri villa Castello, Italy
Fenollosa幫助弗利爾完善升級了他的日本藝術收藏品，並鼓勵弗利爾收藏中國和日本藝術品。弗利爾也保持了藝術估值的獨立觀點，在購買上一直有自己的判斷。但他顯然受到了Fenollosa的影響，也很重視他的建議。
“弗利爾對他的收藏生涯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商業態度，將其收藏重心從日本藝術轉移到中國藝術的決定，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市場條件的影響。”
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他並沒有打算增添什麼日本繪畫收藏，因為他“發現有可能以更低的價格購買中國的更精美的作品”。弗利爾在20世紀的前十年開始集中和認真地收藏中國藝術，1909年他去了中國北方兩個多月。抵達天津後，弗利爾幸運地找到了一位名叫南明遠的非常可靠的嚮導，南明遠當時已經有超過20年的帶領外國經紀人尋求購買中國藝術品的經驗。
▲ 龍門，南明遠（右一）與弗利爾的團隊
“南明遠不僅是一個有價值的信息建議來源，他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經紀人，他幫弗利爾組織了探險隊並將他介紹給了合適的人，在弗利爾離開中國後的許多年裡仍通過信件和其他聯繫方式照顧弗利爾的利益，南明遠持續地為弗利爾提供一系列他想象不到的絕佳購買機會。”
在中國旅行期間，在美國大使館以及一些外國和當地藝術品經紀人的介紹之下，弗利爾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與當地華人藝術收藏家會面。他所看到的一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非常感謝他在那裡受到的款待。他在給他底特律的老搭檔Hecker信中寫到“中國收藏家們是很棒的老師，我真希望在我與Fenollosa聯繫的最初幾年裡能認識他們中的一些人，這將對我們兩個人影響至深”。
弗利爾訪華的亮點是他參觀了龍門石窟寺。法國古董商Marcel Humphrey當時剛從龍門回到北京，他提醒了弗利爾龍門正發生大面積的洪水，還有沿途遭土匪搶劫的風險。然而，弗利爾還是義無反顧的出發了，他的團隊包括一個私人僕人、一個廚師、一個攝影師，一個後勤團隊和他的嚮導南明遠。他們還有一名軍警陪同，並持有一張中國政府提供的特殊護照。
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弗利爾說他在洛陽政府受到了尊貴的招待，他說：“一行高智慧的紳士們給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晚餐，比我以往任何用餐體驗都更尊貴優雅，更精緻。”
龍門石窟寺距離洛陽城只有十英里，但惡劣道路使得旅程持續了一整天。龍門當時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在弗利爾紮營仔細研究石窟雕塑的兩週時間裡，弗利爾只遇到了三個其他的遊客 － 都是獨自前來朝拜的佛教朝聖者。但洪水與土匪的威脅迫使弗利爾不得不遏制他進一步的探險，西安之旅因此取消，但龍門的雕塑還是給弗利爾留下了極大震撼和喜悅。
弗利爾在龍門的營地裡給他在底特律的朋友信中寫道：“我一輩子從未見過在裝飾上能比擬這些重要洞窟的，顏色、線條、構圖……簡單而又感性地傳遞著不受約束的想象力，他們的藝術性和美感似乎超越了我迄今見過的所有一切一切。”
弗利爾隨後繼續前往上海，在那裡一位在中國長期居住的美國人約翰·弗格森（John C Ferguson）將弗利爾介紹給上海一位姓黃的老收藏家，弗利爾在上海購買了幾件陶器和青銅器。但他的大部分購買都是在南明遠的幫助下在北京完成的。旅程結束時，南明遠組織了八個裝滿貨的大型貨運箱，其中一個據報道重達323磅。
“弗利爾並沒有掩飾他對中國陶瓷的偏好，他坦承：“事實是我並不買瓷器，我只對早期中國陶瓷很感興趣”。當時他在美國大使館的官方介紹下看到了一批清宮舊藏的“康熙”瓷器，這些瓷器讓其它外國訪客都充滿喜悅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弗利爾還是禮貌地等待其他人看完，然後堅持要求中國官員打開其他壁櫥，向他展示宋瓷和最好的定窯。”
從中國回來後，弗利爾在1911年中風，再也沒有能夠在美國境外旅行。但他後來康復了，也有繼續收藏。他轉而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古董商和拍賣會上購買，繼續完善他的藏品。
“弗利爾在藝術中找到了快樂和精神上的富足，他同樣也希望為其它人提供同樣的機會。早在他訪問中國之前，弗利爾就決定將他的藏品遺贈給國家，並建立一個獨特的博物館，一個他持續打造的美國和亞洲藝術收藏品的永久居所。”
1905年1月，弗利爾正式將整個收藏序列捐贈給史密森尼學會，作為他去世後建立的博物館的根基。弗利爾提議自己應該用他的餘生繼續擴展和完善這個序列，並尋求制定許多嚴格的限制以保持他對博物館視野的純粹性，並“致力於發展共同美學主流，為東西方情懷提供養分”。
史密森董事會由美國政界人士和博物館人士組成，他們既不熟悉亞洲藝術也不瞭解其價值和重要性，因此提出了許多反對意見，整個捐贈陷入了冗長的談判。但弗利爾的捐贈意向後來得到了當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捐贈契約終於在1906年制定並簽署完成。
▲ 羅斯福與弗利爾的通信記錄，1905年12月
從1906年到1919年弗利爾去世，弗利爾捐贈的藝術品總數增加了四倍以上。最初捐贈的惠斯勒和其他60位美國藝術家的1000件西方作品，加上後來收藏的1400多件東方藝術品（包括950中日陶瓷），整個序列東西平衡。1919年弗利爾死後，捐贈給博物館的中國陶瓷最終名單共計526件 。
“1919年，弗利爾給國家的中國陶瓷收藏品的內容調查顯示，他的收藏與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的收藏截然相反：沒有明清瓷器，弗利爾幾乎完全把精力集中在宋代和早期的作品上。”
弗利爾捐贈中最大的中國陶瓷類別是鈞窯。鈞窯和鈞窯系作品佔總量的20％多一點。這是鈞窯天青釉雞心罐，蓮花狀的小容器，葡萄大小，可能也被用作水盂。
▲ 弗利爾1903年購入，宋代天青釉鈞窯雞心罐，Goodridge Collection
用現在的標準判斷，弗利爾收藏的鈞窯質量和年代比較參差不齊：從上面這件1903年紐約Goodrich Collection拍賣購得的宋代罐子到下面這件1905年從山中商會3000美元購買的紫斑的典型元代作品都有。
“這件鈞窯作品是弗利爾宋瓷收藏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這件當時被認為是宋代但現在被許多專家認為是在14世紀明末或明初製造的花盆。”
▲ 弗利爾1913年購于山中商會，H8.8cm x W22.6cm
許多作為宋代器物捐贈的鈞窯器物，現在被定為是鈞窯系或者後期商品，比如這個廣東石灣窯梅瓶大概是在17世紀晚期而不是12世紀製造的。
弗利爾捐贈中的第二大中國陶瓷類別是磁州窯。這些藏品的質量也是差別較大，也有一些真正的精品，例如這個精湛的北宋剔刻罐，弗利爾以450美元的價格從上海的經銷商那裡購得。
弗利爾捐贈中另一個極好的北宋磁州器物則素胎而不是剔刻的白色鉅鹿縣梅瓶，於1914年從黃姓古董商購買，售價1000美元。
弗利爾磁州窯部分也有許多當作宋代購買的晚期器物，如1894年從RE moore購買的這個磁州窯梅瓶，當作宋代購買，但現在一般被認為是晚明。
實際上，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和學習，許多磁州窯作品重新斷代也不是很意外。下面這個精美的花瓶最初作為宋代作品購買，現在被認為是元代的精品，保存狀態非常好。
也許弗利爾買的最好的褐色磁州窯器物是這個巨大鐵鏽斑梅瓶，這個大梅瓶是1917年以1000美元從日本山中商會處購得。弗利爾也買過一些吉州窯，比如這個在巴黎買的元代玳瑁釉梅瓶，現在孔雀廳裡可以看到。
“也許是因為他與日本和日本古董商長期合作的緣故，弗利爾還收藏了許多茶具，1919年庫存中顯示有五十多個茶碗，其中包括下面這個來自福建建窯的這種精湛的大號南宋銀油滴茶碗，1909年購自林銑十郎（Hayashi）”
另一個例子，是上面一個美麗的南宋吉州窯梅花天目茶碗，購自山中商會紐約辦事處。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一個從山中商會購買的南宋龍泉青瓷束口茶碗，包了金邊，在口沿小磕處，鑲金的口沿宛若垂珠，像一滴金醬在口沿流淌。弗利爾收藏的青瓷不多，龍泉的收藏很少。這是中國陶瓷526件捐贈中僅有的10件青瓷之一。
弗利爾收藏了許多“影青”器物，包括這個在日本購得的刻花梅瓶，現在歸到元代。弗利爾還有一部分影青瓷器來自他買下的Dr. Horace and Alan伉儷珍藏韓國陶瓷系列，來自俄亥俄州托萊多的傳教士、外交官Horace和Alan在韓國期間收集了大量早期高麗陶瓷。
▲ 弗利爾1897年購于山中商會，元代影青刻花梅瓶
上面這兩隻影青作品都是中國宋代的作品，被當作韓國高麗王朝的作品購入。弗利爾大部分的影青瓷器的捐贈都沒有這麼高的品質，許多器物都是缺蓋或者受沁嚴重。
“青瓷似乎並不是很符合弗利爾的口味。他的中國瓷器收藏中青瓷不多，有一點越窯青瓷，只有10件耀州青瓷。這件中國北方的耀州窯製作刻花瓶是弗利爾早期中國陶瓷收藏中最好的收藏之一。”
弗利爾非常瞭解早期定窯白瓷的重要性和美感，但在弗利爾捐贈的10件定窯瓷器中，只有少數是精品，例如從上海購買的這隻內刻纏枝蓮花的精美定窯。 1909年在巴黎當作明代瓷器購買的一件罕見的邢型器物，現在已被公認為是晚唐時期大約10世紀初製造的。
“弗利爾僅購買了少量的唐代作品，他當作唐時代購買的許多物品現在都被重新定為後期作品。然而他卻購買了大約40件漢代陶器，大多數都是公元2世紀公元前2世紀左右製造的典型的漢代陶器...”
例如1906年從山中商會購買的這種罐子。他還買過一個為漢代墓葬而製造的巨大鐘樓模型，尺寸不多見，於1907年添置。
“弗利爾並沒有買過任何宋代最珍稀的汝窯作品，但他買過一件為宮廷製造的南宋官窯花瓶。無論弗利爾在他的中國陶瓷收藏中經歷過什麼樣的困難，犯過怎樣的錯誤遇到過怎樣的問題，光這一件藏品就讓這一切都值得了，徹徹底底地為他扳回一程。”
摩根 vs 弗利爾
JJ.Lally ： 對收藏的啟發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 Morgan）和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是成功的美國商人，他們利用那個時代爆發的美國經濟所帶來的機會積累鉅額財富，然後利用他們的財富組建重要的中國陶瓷收藏品。”
這兩個人都打算為子孫後代留下遺產，並且都認為持續的獎學金和後代教育機會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目標。這兩個人都沒有完全專注於中國陶瓷，遠非如此，他們兩者都有更加宏大的野心。
摩根收集中國陶瓷的方法受到歐洲中心世界觀的極大影響，而弗利爾則更加努力地向中國收藏家和學者學習，並嘗試去了解中國歷史觀和中國對陶瓷的評判標準。
“弗利爾洞悉且成功地理解了中國人對中國陶瓷的看法和角度，因此超越了西方與他同時代人的主流趣味，這三件弗利爾捐贈的宋代精品就是其品位昇華的最好例證。”
弗利爾對收藏的最大關注點是找到東西方藝術中審美共通和諧的藝術作品，這種獨特的關注點也體現在其對孔雀廳展示方式的設計：以及西方惠斯勒的油畫“La Princesse du Pays de la Porcelaine”為中心，搭配東方中國陶瓷的東西交融的獨特陳列方式。
今天，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正在創造新的億萬富翁，現在他們是中國陶瓷市場的主力買家。其中一些新買家也正在建立完善自己的博物館，支持公共機構並出版自己的學術目錄，正如摩根和弗利爾一個世紀前所做的一樣。今天藝術市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更大的國際論壇，但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下的一些市場基本規律與一百年前的藝術市場仍有許多相似之處。
“儘管如此，摩根和弗利爾的收藏風格與當今中國陶瓷收藏風潮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兩位先生收藏從來不是為了投資：利潤動機在他們的收藏生涯中毫無立足之地，查爾斯·朗·弗利爾和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也從未將中國陶瓷視為一種資產類別，或是一種可用於將來流通獲利的貨幣單位。他們從中國陶瓷中感受到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與器物本身之美，對收藏家精神與境界的一種昇華。”
結語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認可並向公眾宣傳中國陶瓷，將其作為一種重要藝術形式，使其地位上升到一種值得關注並值得被美國博物館展示，摩根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在他那個時代的地位和名望很大，通過他的努力和帶領，中國陶瓷在美國私人收藏的地位獲得大大提高。在亞洲藝術領域，查爾斯·朗·弗利爾的目標更加雄心勃勃，他的成就更加重要和持久。弗利爾留給國家非凡且多樣的藝術收藏品，並建立偉大的弗利爾博物館，為美國人以及來自世界各地遊客展示一個持續的傳奇，其重要性和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與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一樣，弗利爾一生都是一位不知疲倦、專業又理性的收藏家；但與摩根不同的是，弗利爾沒有追求時代流行的品味，他也從不讓權威機構的傳統觀點影響他的收藏，
而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並沒有這麼做。”弗利爾非常尊重當時的藝術史學家、藝術品經銷商以及其他收藏家，他總是願意傾聽和學習；他身體力行，在重要的個人決定前，他總是堅定地保持獨立的觀點和選擇。所有弗利爾的收藏和他建立弗利爾博物館的根本是要展示他的個人藝術理論，包括對世界各地共同藝術之美的革命性觀點。
“在他的收藏和他對美學的研究中，弗利爾的目標與愛因斯坦的目標一樣崇高。他希望展示確立東西方藝術中的基本聯繫點，正如愛因斯坦尋求一個統一的理論來解釋宇宙一樣，弗利爾尋求統一的美學理論來解釋藝術在世界的各個文化中的力量。”
這個孔雀廳現在佈滿了古代陶瓷，它們是由弗里爾先生親自收集和精心安排由他設計的，這是他試圖展示的普遍美學理論的體現。無論你是否接受他的觀點，置身於滿目玲琅的來自世界各地古代陶瓷的孔雀廳是一件令人無比喜悅的事情 ，我邀請大家現在就上樓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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