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軍服/來自網絡）
蒙元初期宗教政策解讀
在元太祖鐵木真、太宗窩闊臺時期，軍事擴張和征服戰爭幾乎是黃金家族成員們人生主要內容。
儘管在西征中已經直面不同宗教文化的激烈碰撞，但總體而言，為了實現迅速擴張的需要，黃金家族基本上以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和強力征服為主，而基本回避宗教事宜和宗教問題。
對於那個時期，蒙古汗國的宗教政策，後世的解讀有很大不同，多是根據學者自身所傾向的宗教信仰，來力圖將那個時期的蒙古汗廷進行理想化描述。
信奉基督教？
比如，有的西方學者就堅定地認為鐵木真、窩闊臺乃至貴由、蒙哥時期，蒙古人全民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並且舉出了很多例子。
諸如信任信奉景教的汪古部，汗廷和後宮日常用品中多次出現“十字架”，還有說世代與黃金家族、元朝結親的弘吉剌部普遍信仰景教，信奉古老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國深得蒙古人信任，以及窩闊臺、蒙哥曾多次與歐洲基督教會進行信使或書信往來等。
有些西方學者，則是從蒙軍及鐵木真後裔們的一些慣常作為來印證他們是“基督徒”，比如蒙軍對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和西亞以及伊斯蘭教哈拉發國首都巴格達的屠城，比如鐵木真後裔帖木兒（儘管其本人就是穆斯林）在十五世紀擊敗奧斯曼土耳其後對小亞細亞半島上穆斯林的屠殺和對相關設施的焚燬，比如有說類似馬可波羅這樣的西方基督徒在元朝可以為所欲為等等。
信奉佛教？
（元代佛教宗師八思巴像/來自網絡）
有些人則認為他們是佛教徒，證據是蒙古人崛起前曾長期被虔誠的佛教徒契丹人、女真人所統治，並深受其信仰影響，以致於到了蒙軍瘋狂征伐金朝時代，雖常有大規模屠戮行為，但對遼金的佛教遺存基本沒有破壞，時至今日，這些建築依然矗立著。
也有人研究後認為鐵木真及其早期的蒙古人，深受佛教徒乃蠻人影響；還有些人則從元朝西番僧暢行於街市，而認為蒙古人就是崇佛。
還有人認為那時的蒙古人其實是穆斯林，一來根據他們久居漠北，只適合牛羊繁殖，而鮮有飼養和食用豬的情況，加之徵服地域中穆斯林世界佔據很大比例，包括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很快全面穆斯林化等，說明蒙古人至少“本能”上與伊斯蘭教相通。
信奉道教？
當然，還有更多的東方學者，包括中國、日本等國的，甚至認為早期蒙古人信了道教。
1220年（金宣宗興定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夏神宗光定十年、大理神宗天開十五年、東夏國天王天泰六年、高麗高宗七年、越南大越李朝惠宗建嘉十年），中原著名道教全真派掌門人丘處機，即奉召率領弟子專程前往蒙古西征大軍行進中的昆都士（位於今阿富汗北部）大汗駐蹕御營，為元太祖鐵木真布學講道，並獲得其高度信任，鐵木真當即封丘處機為“大宗師”。
元憲宗蒙哥即位時，面對征服地區的漢族人口規模急劇增加的實際情況，又命丘處機得意弟子李志常掌管道教事務，脫胎於漢民族的中原土著宗教——道教的勢力急劇膨脹，華北很多地區的佛教場所都被道家佔據了，佛、道兩教之間也自然發生了諸多激烈碰撞。
上述說法均各有道理，但也都有一定偏頗。
鐵木真、忽必烈及其蒙古汗國和元朝的建立與發展，是一個非常迅速、令人目不暇接的過程。
（蒙元時期道教全真派掌門丘處機/來自網絡）
宗教政策，比軍事征服更困難
早年，蒙古人無疑信奉古老的薩滿教。
如果說蒙古人在武力和征服方面是天才的話，那麼他們在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方面則近乎孩童，這種強烈反差，固然有蒙古人遊牧缺乏農耕文明的積累，也有過於迅速的征服，以致來不及建立、形成或皈依主體性的、統一性的宗教信仰。
換言之，隨著元朝和幾大汗國的建立，作為征服者的黃金家族，最終逐漸被所征服人民及其信仰同化、融化了。
元太宗窩闊臺繼位以後，隨著征服地域更加廣闊和蒙古人對原來“滿足於財富掠奪”政策的改變，逐漸趨向於正常的國家治理與建設，加之大帝國中央政府在逐步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身蒙古的官員已經不再佔絕對優勢地位，各族群、各宗教勢力代表人物紛紛聚集到汗（皇）室周圍，力圖用各自理念影響大汗（皇帝）的決策，從而干預帝國整體的宗教政策。
隨著征服地域的不斷擴大、征服地人口的海量增加，宗教政策也必然成為日益困擾黃金家族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獲得一個明確的答案。
耶律楚材、鎮海等一撥人都希望通過影響元太宗，使蒙古征服者變為從善如流的佛教徒，或與儒家文明相結合，以圖長治久安。
但實際上直到憲宗蒙哥時代，黃金家族的宗教政策仍然處於混沌狀態。
在汗（皇）廷內部，對宗教的認識也不盡相同，蒙哥基本上堅持宗教包容政策，可能略顯偏於薩滿教和景教，而以幼弟身份掌管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則是比較堅定的薩滿教徒，對道教持有強烈的懷疑態度，因而在1254年哈拉和林舉行的一次宗教辯論會上，由於阿里不哥的主持和授意下，佛教、景教和伊斯蘭教教士們紛紛對道教口誅筆伐，弄得大家不歡而散。
在西征進程中，蒙軍曾經得到過歐洲基督教會以及作為東正教徒的阿速人、亞美尼亞人、谷兒只（即今格魯吉亞）人的支持，因而景教的影響，在蒙古西征軍中一度有與薩滿教並駕齊驅之勢。
道教源遠流長
但是蒙古民族畢竟是深受漢族影響的少數遊牧民族，在他們生活的蒙古大漠這片土地上，承載著太多太多與漢族交流、融合的歷史積澱，因而蒙古人在還沒有滅金、進入中原以前，就深受漢地宗教的影響。
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與本土宗教道教之間就一直存在孰正孰邪之爭。
西晉惠帝年間（290—306年），道教中出現了一位名叫王浮的道士，挺身而出與佛教僧侶帛遠進行論辯，以明佛道二教的邪正，還作出了一部《老子化胡經》。
該書大意是老子西出函谷關，來到了天竺的迦毗羅衛國，此國王后名曰淨妙，老子乘其白日午睡之機，化為日精自口而入，居胎十月，於第二年的四月八日夜半時分自左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此人便是佛教祖師佛陀，佛教由此而興。
《老子化胡經》一出影響頗大，為許多知識分子所認可，到金朝、南宋末期，為抬高道教的地位，道教徒多借此書來打擊佛教，加之鐵木真頗為信賴丘處機，因此佛教界很是不滿。
當時的少林長老福裕等人頗為不服，便奏請元憲宗蒙哥要求進行論辯，以明佛道之是非。
大安閣宗教大辯論
恰好蒙哥想解決這個意識形態方面的難題，當即下旨，要求忽必烈具體組織相應辯論。
於是，經過精心準備，忽必烈在開平府的主殿——大安閣舉行一場規模宏大的佛道大辯論，雙方共派出高僧、大道數百人。為了顯示不偏不倚，忽必烈事先約法三章：一，雙方各出17人主辯；二，由漢儒姚樞、竇默等200餘人作為裁判團隊；三，任何一方如果輸掉了辯論，則其17位主辯須改宗勝利一方的宗教。
並且兩傢俬下還約定：辯論結果若道家勝出，則和尚改為道士，寺廟改為道觀；若佛家勝出，則道士須削髮剃度，道觀改為寺院。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涼州會盟”時跟隨叔叔班智達的藏傳佛教大師八思巴也來到了開平府，並作為佛教一方的主辯人。
道教一方由於丘處機和李志常兩位大師的離世，使得實力大大減弱，儘管如此，道教依然派出了以全真派新掌門人張真人為首，道家著名學者樊支應、魏之陽、周志立等輔佐的辯論團隊。
但是這場辯論還沒開始，就已經決定了勝敗。
這是因為在西涼王闊端和藏傳佛教薩迦派班智達大師著名的“涼州會盟”以後，帝國已經取得了對吐蕃地區的治權；蒙哥時期主要征服目標是南宋，所以一度對吐蕃地區沒有太多關注；而忽必烈在領軍從陝甘南下迂迴包抄南宋期間，準備趁機徹底落實“涼州會盟”的成果，即將吐蕃全面納入版圖，但是當事人班智達已經去世，忽必烈不得不依託其侄子八思巴來實現目標。幾經周折之後，以忽必烈妻察必等人皈依藏傳佛教為代價，方才換得八思巴全力配合的應允。
為了答謝或者說取得吐蕃這樣一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地區的回報，忽必烈也必須想方設法讓藏傳佛教取勝。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道教作為漢地土生土長的一種宗教，到十三世紀中期時，還沒有和儒家文化形成合力，這是因為儒家在經歷了西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經歷了隋唐的發展，以“程朱理學”為標誌到兩宋時期達到了高峰，所以這個時期道教和儒家學說還處於各自“自我欣賞”的階段。
連續數天的大辯論，以雄辯的八思巴帶領下的佛教取勝而告終，忽必烈也按照當初設定的規則，派人將道家的樊志應等17人一同送到龍光寺削髮為僧，還下令將曾被改作道場的300處寺廟全數歸還給了佛教徒。
由漢地僧眾和西番僧組成的佛教“聯軍”，在這場漫長時長的大辯論中，一舉擊敗道家，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從而成為有元一代在統治階級中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意識。
儒道釋合流
而道教、儒家和漢傳佛教，則由於這場辯論結果，加速了互相之間的道義與文化整合，形成了以儒家學說為理念、以道家和漢傳佛教為宗教表現形式的一體化文化思潮，逐漸成為廣大中國人特別是漢族的主要精神食糧。
統一思想是統一意志、統一行為的先導。
忽必烈在改國號的《建國號昭》中雲：“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
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為漢式王朝國號，建立年號，採取中原官制等一些列舉動，自然得到中原各族民眾包括漢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大力擁護，但必然遇到苛責與阻力，如確定燕京為元大都後，西北地區有諸王就遣使質問：“本朝舊俗與漢法異……遵用漢法，其故如何？”但忽必烈是“啞巴吃秤砣——鐵了心”，他堅定地按照自己選擇的道路繼續向前進。
元朝自元世祖始，皇帝被奉為“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同時也是形式上鐵木真成吉思汗大汗汗位的正統傳承者。
馬可波羅記述說，元廷要求諸藩：“詔令之事，大汗之名列前，至諸王上書，則以己名列於大汗名後。此三君主（指察合臺汗、欽察汗、窩闊臺汗）皆服從大汗命而奉之為主”。
其實，到元成宗以後，元朝諸帝只有名義上宗主地位，各藩屬都獨立發展，窩闊臺汗國則因海都失敗，其境被元朝和察合臺瓜分。另外，欽察、察合臺、窩闊臺諸汗國，並不承認旭列兀建立的伊利汗國，而伊利汗國則通過一直效忠元廷而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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