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國家擴張之前，保護公共衛生是政府的核心職能。1665年4月16日，塞繆爾·佩皮斯在日記中寫道："人們非常擔心城裡的病人，據說兩三棟房子已經被關上了。"。"上帝保佑我們所有人。"試圖逃離瘟疫的倫敦人必須獲得一份由市長大人簽署的健康證明，市長還強制實施宵禁和瘟疫家庭的封鎖。在大瘟疫之後的一代，馬薩諸塞州通過了天花病人隔離的法律。
十九世紀英國城市中死於傳染病的人數急劇上升。1849年，超過50000人死於席捲倫敦的霍亂疫情。前一年，議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公共衛生法》。根據該法案的歷史學家們的說法，"公共衛生不是一個黨派的問題，對全面衛生立法的必要性也沒有爭議。"那年，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首次在流行病學上取得重大突破，他發現糞便汙染會導致霍亂。
公共衛生法的框架和醫療知識的提高導致了清潔管道水、高速下水道和廢物回收的龐大網絡的建設。維多利亞時代的衛生革命發生在古典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當時人們認為公共衛生是指必須適用於整個社區的措施，而不是預防活動，例如反對所謂的兒童肥胖流行病的運動。一場真正的流行病，在幾周內以幾何級數在全球蔓延，顯示出這種"流行病"的虛假性
同樣地，今天的冠狀病毒大流行也從某種角度考慮了已經持續了32年的氣候緊急狀況。1988年6月首次宣佈了氣候緊急情況。多倫多氣候會議在那個月宣佈："人類正在進行一場意料之外的、不受控制的、全球普遍的試驗，其最終後果可能僅次於全球核戰爭。"。
評估具有重大政策影響的科學體系可靠性的一種方法是，該領域的專家是否容易過度預測問題的嚴重性。以吸菸為例：1953年，發現吸菸與肺癌之間聯繫的先驅流行病學家之一理查德·多爾預測，1973年，英國死於肺癌的人數將高達25000人。實際數字是26000。多爾的預言通過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相比之下，多倫多氣候大會預測，到20世紀30年代，全球氣溫將上升1.5到4.5攝氏度（2.7到8.1華氏度）。自1988年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以每十年0.177攝氏度（0.32華氏度）的速度上升，不到2030年1.5攝氏度上升所暗示的每十年0.36攝氏度（0.65華氏度）的一半，只有六分之一上升4.5攝氏度的速度。如果有一個主流的氣候科學家低估了全球變暖的預測，那麼他或她一定採取了相當於特拉普主義者的沉默誓言。
最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主要作者邁爾斯艾倫（Myles Allen）承認，與實際氣候相比，氣候計算機模型運行得太熱了。艾倫在2017年9月接受《倫敦時報》採訪時說："2000年後，我們還沒有看到模型中出現的升溫速度過快。"。
冠狀病毒大流行顯示出真正的危機是什麼樣子。沒有人一定要把它搞砸，事實說明一切。誘發恐懼和恐慌是適得其反的。
全球變暖是不同的。30多年來，氣候變化一直是一場剛剛過去的災難。它以冰河般的速度移動；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它。人類是地球上最具適應能力的物種，自從第一次穿上動物皮取暖以來，就一直在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自1988年出生的一代人經歷過任何接近全球核戰爭的事情，這種想法是荒謬的。即使是去年澳大利亞的破壞性野火也受到了綠色政策的推動，這些政策阻止了受控火災的發生。
有一件事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為了政治目的破壞氣候變化。在1987年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只有25名主要與會者參加，導致了IPCC的成立，會議承認氣候變化必須是災難性的，以說服政治家們，他們應該著手進行破壞性的減排。本月早些時候，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抱怨人們對COVID-19的關注："雖然預計該疾病是暫時性的，但多年來氣候變化一直是一種現象，將與我們同在數十年，需要不斷採取行動。"
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病中，無法區分真正的危機和想象的危機，是一種集體心理紊亂的表現。
但可以吸取兩個教訓。第一，各國政府和負責任的國際機構必須關注真正的威脅，這些威脅可能迅速壓倒我們處理這些威脅的能力。當協調應對全球流行病的牽頭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乘風破浪，將《巴黎協定》稱為"可能是本世紀最強有力的衛生協定"，並將氣候變化列為全球衛生的頭號威脅時，這好像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二是韌性。較富裕的社會比較貧窮的社會更能應對流行病。2003年非典爆發後，新加坡專門投資建設了一個國家傳染病中心。在規模較大的經濟體中，韓國的應對措施迄今為止最為成功；與新加坡一樣，韓國有能力做好準備，因為韓國經濟強勁，反映在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飆升。自1992年以來，韓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一倍多，並計劃根據巴黎協議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韓國無意在氣候變化的聖壇上犧牲自己的經濟。美國也不打算，那麼誰來關注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到底有多緊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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