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點高校改革

今年的諾貝爾獎的頒發已經來到了。從結果來看，今年我國無人站在領獎臺上。據此，按照以往的“慣例”，我國從媒體到網友又出現了對我國教育的質疑以及對比評價，這個高潮在諾貝爾獎頒發以後出現，然後隨著時間的流逝或者出現其他足以轉移公眾注意力的事件，對我國教育的關注度迅速下降。

對諾貝爾獎的關注，進而把矛頭瞄向我國教育，也說明大家對我國教育是關注的。但這種關注以及把教育與是否得到諾貝爾獎掛上鉤，也正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為什麼得不到諾貝爾獎。好像在一部分人的觀念中，教育的好壞是以是否得到諾貝爾獎來衡量的。誠然，如果我國的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中年年有人得到諾貝爾獎，也正是說明我國教育是可以的，相關研究機構成績是非常出色的。但這好像偏離教育的始終了。如果我們的教育沒有培養出可以得到諾貝爾獎的人，那麼也不能說明我們的教育是有問題的。教育以是否得到諾貝爾獎來衡量其好壞，這本身就是功利性的，而功利性正是應試教育的核心內涵，正是社會浮躁在教育領域上的反映。教育是授人以漁的過程，不是授人以魚的結果。我們不能拿是否得到諾貝爾獎來衡量教育，雖然我們批評沒得到諾貝爾獎的教育可以從側面刺激教育，但以功利對功利也是不能回答“錢學森之問”的。

我們從上個世紀就開始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可到了今天我們仍然是在這樣說，這說明我們還沒有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

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們也對教育進行了改革，尤其是高校改革。但在我看來，高校的改革成效不大。比如高校改革的組成部分是高校去行政化或者說高校行政改革，而我國高校的行政如何改革呢？前段時間看到國內某名牌大學的高校行政改革，它請來一個外國人——好像他是美國人——在該校擔任了一個“處級幹部”。就這被某些媒體報道成該校行政改革成效顯著——這算哪門子的行政改革？算哪門子的成效顯著？把原來崗位的中國人換成一個外國人就算行政改革？如果照此推理下去，那麼如果把該校的校長換成外國人，是不是我們第二年就可以在國際學術界拿出響噹噹的成果了？我國的大學都照此改革了，是不是我們就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了？而且改來改去，還有什麼“處級幹部”。這哪是行政改革或高校去行政化？我國的男足是很糟糕的，這是國人都承認的，但我們把世界名將裡皮請了過來，我國的男足成績如何呢？這和該高校行政改革是一個思路，以為請個外國人就可以抵達成功的彼岸了。他們這種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處理或者改革方法，我看這正是他們不想改革的表現。

從我國的教育改革的現實來看，我國教育改革成效不大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各個擊破”，而不是把教育看成一個有機整體。教育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從小學到大學，都是連貫的。但在現實中，在我們改革教育時，有幾個把教育當成一個有機整體了？實行教育改革，卻是各個擊破，各幹各的，各改各的。雖然在不同的教育階段，教育有關問題的表現不一樣，實行各個擊破的改革方針，也是對症下藥的操作，但卻是沒能抓住教育問題的本質。比如高校改革，我們實行高校行政改革，其目的不在於行政本身，高校行政改革的目的在於高校，在於能夠解答“錢學森之問”的高校，行政改革只是輔助於高校改革的。我們的高校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高校行政確實是個原因，但卻不能把高校行政當做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我們的高校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主要的地方在於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我們的小學是如何培養學生的？我們的中學培養了什麼樣的學生？而這些這樣的學生如此進入高校，又在高校不恰當的行政的影響之下，能培養出傑出人才才是奇哉怪也。所以我說，教育是一個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教育問題的本質就是我們如何培養人，以及培養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多年前提出的並且現在仍然在提的給學生減負，可從實際來看，其減負的改革卻成了“減負等於加正”了？原因就在於不明白教育是用來培養人的。而培養人，就不能採取急功近利的教育方法，比如應試教育。為什麼現在人喜歡吃土雞、土雞蛋而不再喜歡吃速成雞了？因為土雞的成長是順應其自身成長規律的，而40天就可以出籠的速成雞，雖然也有肉，甚至這樣的肉比自然長成的土雞的肉看著更“飽滿”，但這就像肥胖的人和經常健身的人一樣，胖子的肉雖多，但人們更愛欣賞健身人的身材。

因此來說，高校改革要想成功地回答“錢學森之問”，一方面高校的行政必須改革，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就是從整體教育系統著眼，從小學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