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工人不顾宵禁回家
据BBC报道，整个印度，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正逃离封锁的城市，徒步返回他们的家乡。
在日益炎热的天气里，古塔姆·拉尔·米纳（Goutam Lal Meena）穿着凉鞋在碎石路上走了大约300公里（186英里）。他说他靠水和饼干生存了下来。
当记者和他通电话时，他刚从临近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回到拉贾斯坦邦北部的村庄，在古吉拉特邦他从事着木匠工作。在古吉拉特邦，米纳一天的收入高达400卢比（5.34美元；4.29英镑），并将大部分收入汇回家。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印度提前4小时发出通知，将在3月24日午夜之后开始实行为期21天的封锁，之后，米纳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
米纳先生用他沙哑而紧张的声音告诉记者，他白天在赶路，晚上还在赶路，他几乎没有钱，也几乎没有食物，除此之外没有选择。
他并不是个例。
整个印度，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正逃离封锁的城市，徒步返回他们的家乡。
这些非正规工人是大城市经济的中坚力量，他们建房、做饭、在餐馆服务、送外卖、在沙龙理发、制造汽车、给厕所装管道、送报纸等等。他们中估计有1亿人逃离了村庄的贫困，大多数人住在城市中拥挤的贫民区肮脏的住房里，渴望向上一个阶层流动。
上周的封锁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难民。他们的工作场所被关闭了，大多数给他们支付工资的雇员和承包商都消失了。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四散在一起开始了他们日以夜继的行程。他们用廉价的仿造皮包和布袋装着他们微不足道的东西——大多是食物、水和衣服。青年男子背着破旧背包。当孩子累的走不动时，他们的父母把他们扛在肩上。
他们顶着烈阳、披星戴月行走在路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已经没有钱了并且害怕将要挨饿。印度快报的头条写道：印度正在走回家。
令人震惊的人口外流让人想起1947年血腥分治期间难民的逃亡。数百万衣衫褴褛的难民徒步前往巴基斯坦东部和西部，造成1500万人流离失所。
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顾一切地试图回到自己的家乡。与饥饿和疲劳作斗争，他们被一种共有的意愿所牵引，不知为何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他们表示，村庄里的家保证了食物会有一种家庭的舒适感。显而易见，为了避免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而采取的封锁措施正在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在被封锁的难民中，有一位90岁的妇女，她的家人在德里郊外的红绿灯处出售廉价玩具。
卡乔迪(Kajodi)正和她的家人一起前往他们100公里（62英里）外的家乡拉贾斯坦邦。他们吃着饼干，抽着传统的手卷香烟，以消除饥饿感。当记者萨利克·艾哈迈德（Salik Ahmed）遇见她时，她已经拄着拐杖走了三个小时。从城里丢脸地逃走并没有夺走她的自尊，她告诉记者，如果还有交通工具运行的话，她会买张票回家。
道路上还有一名5岁的男孩子，他与建筑工父亲从德里步行到700公里（434英里）外位于印度中部中央邦的家中。父亲告诉记者巴克哈·杜特（Barkha Dutt），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会停下来睡觉。另一名妇女和丈夫以及两岁半的女儿行走，这名妇女的包里塞满了食物、衣服和水，她透露道，他们虽然有地方住，但是没有钱买食物。
名叫拉杰尼什（ Rajneesh）的一个26岁的汽车工人步行250公里（155英里）到邻近北方邦的村庄。这将要花去他4天的时间。这名男子告诉记者："在新型冠状病毒袭击我们之前，我们将死于走路。"
他没有夸大其词。
上周，一名39岁男子在从德里到中央邦的300公里（186英里）长途跋涉中，因胸痛和筋疲力尽而死亡；一名62岁男子从古吉拉特邦一家医院步行返回，在屋外昏倒身亡。另外有四个人在从古吉拉特邦前往拉贾斯坦邦的途中，在一条黑暗的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
随着危机的恶化，各州政府争相安排交通、住房和食品。
但是试图把他们运送回他们的家乡却很快变成了另一场噩梦。在德里的一个大型公共汽车站，当公共汽车纷纷行驶进站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工人挤在一起。
德里首席部长阿文德·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恳求工人们不要离开首都。他要求工人们"待在你所在的地方，因为在大型集会中，你也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他表示他的政府将支付工人们的房租，并宣布在首都开设568个食品配送中心。
莫迪总理对这次封锁表示歉意，"这给你们的生活，特别是穷人带来了困难"，并补充说"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来赢得这场战斗。"不管是什么原因，莫迪和各邦政府似乎都没能预料到这次人口外流。
总理莫迪对滞留海外的印度流动工人的困境做出了极其积极的回应：数百名印度工人乘坐专机回国。但是，工人家里的困境却让人不安。
The Print报刊创办人兼编辑哈尔·古普塔（Shekhar Gupta）在推特上表示，"危机中的人们想要回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如果滞留海外的印度学生、游客、朝圣者希望回国，那么大城市里的劳工也希望回国。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村庄。我们不能派费劲带一批回家，却让另一批步行回家。"
《印度移民：移民史》一书的作者钦美·通贝（Chinmay Tumbe）说，这座城市为贫穷的移民提供了经济保障，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就在他们的村庄，在那里他们有保障的食物和住宿。随着工作的停止和工作的消失，他们现在正在寻找社会保障，并试图回家。此外，在危机期间，流动工人外逃也有很多先例——2005年孟买的洪水见证了许多工人逃离城市。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后，孟买一半的人口，主要是流动工人，也逃离了城市。
1994年印度西部爆发瘟疫时，历史学家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在其著作《流行病与社会》（epidiosis and Society）中写道："几十万人从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苏拉特（Surat）这个工业城市逃离，堪比圣经的出埃及记。"
在1896年的一次瘟疫流行期间，孟买一半的人口离开了这个城市。斯诺登博士写道，英国统治者实施的严厉的反瘟疫措施，结果证明是一种"钝的大锤，而不是一种精密的手术器械"。他们帮助孟买在疫情中幸存下来，但"逃亡的居民携带着疾病，从而传播了疾病。"
一个多世纪后，同样的恐惧困扰着今天的印度。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最终将通过步行或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回家。在那里，他们将住进共同的房子，通常是与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印度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9个邦的约56个区占了男性工人邦际流动的一半。随着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返回家园，这些可能成为新冠病毒潜在的热点地区。
逃亡的流动工人可能把疾病传播到全国各地
德里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塔·穆霍帕德海伊（Partha Mukhopadhyay）建议，这56个潜在敏感地区的3.5万个村委会应参与对返乡工人进行病毒检测，并在当地采用设施隔离感染者。
印度在实施封锁以及确保穷人和流离失所者不受致命伤害方面，正面临着令人望而生畏和可预见的挑战。斯诺登博士表示，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取决于封锁战略的经济和生活后果是否得到认真管理，以及是否赢得了人民的同意。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困难、社会紧张和抵抗。迄今，印度已经宣布了一项22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救助那些受到封锁影响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将决定各邦是否有能力把这些工人送回家，或者把他们留在城市里，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资金。著名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的尼廷•派（Nitin Pai）表示："人们正在忘记封锁后果的戏剧性：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同样，受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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