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是在類型片領域最成功的當代導演之一，從《大白鯊》、《E.T. 外星人》開始，斯皮爾伯格一直走在現代類型電影的前沿，而在其導演生涯中除卻這些商業片，嚴肅題材也是廣受讚譽的，《辛德勒的名單》與《拯救大兵瑞恩》也兩度為其拿下奧斯卡的最佳導演。

《紫色》作為斯皮爾伯格由商業上的成功轉向戰爭反思、族裔抗爭等現實性題材的突破之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皮爾伯格的創作方向。

“《紫色》對於我來說是第一部描寫人物的電影，我在這之前的影片，人物都從屬於故事。所以，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紫色》，我就沒有能力拍《辛德勒的名單》。”——斯皮爾伯格

影片改編自愛麗絲·沃克獲普利策文學獎的同名作品，將黑人女性尋找自我價值的精神成長置於種族歧視與男權生態的雙重心靈壓迫的時代背景之下，通過不同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來探討實現女性獨立的現實可能，既具有歷史紀錄意義，也具有現代的反思價值。

電影獲得了第58屆奧斯卡的10項提名，由於最佳女配角有兩位演員入圍，所以經常被誤認為提名11項，實際上僅在10個項目有提名，最終沒有任何一項獲獎，因而成了一直被影迷熱議的對象。

“紫色”：苦難掙扎中的憂鬱，自立自強後的尊嚴

色彩是理解影片的關鍵，電影並沒有用臺詞去定義、闡釋紫色的含義，但其衍生出豐富的想象空間。

首先是紫色與自然景象的關聯。紫色的花海，是一種不經人類主觀思想定義與詮釋的自然之美。人類作為自然界生命形態的一種，個人的悲歡喜怒、價值意義無需他人帶有偏見與歧視的目光去矮化、審判，而《紫色》的主人公茜莉作為黑人女性，所面對的正是自身價值來自種族歧視、女性物化所帶來的生命枷鎖。

其次是色彩與音樂的交融。斯皮爾伯格沒有選擇與黃金搭檔作曲家約翰·威廉姆斯進行合作，擔任配樂的是在靈魂樂、藍調等方面頗有建樹的黑人音樂家昆西·瓊斯。而影片的插曲《茜莉小姐的布魯斯》（Blues“藍調”又同時兼有“憂傷”的意思）則將主人公茜莉的命運用一種藍色所象徵的情緒作為註解——憂鬱、悲慼、孤寂、落寞的人生，險象環生的生活之路，而苦難掙扎的壓抑與扭曲又讓影片的三位女性建立起精神共鳴。

色彩構成了影片的敘事線索與情感色譜：因“黑色”皮膚受到歧視與壓迫，陷入“藍色”的憂鬱與沮喪，尋找“紫色”的尊嚴與獨立人格。因為相貌平平，茜莉得不到繼父、丈夫的尊重，無法穿上心愛的紫色衣服，只得以黯淡的僕人裝進行自我矮化，“紫色”的缺位意味著茜莉自我人格的壓抑與話語權的失語。而最終茜莉通過建立起自己的裁縫店獲得了經濟獨立與個人尊嚴，她穿上心儀的紫色衣服與幾十年被迫分離的妹妹團聚，結尾紫色的花海、紫色的衣服、紫色的字幕在夕陽下完美交融共同達成了一種自立自強的象徵。

不偏不倚的女性主義視角：互為鏡像的“四女性”

之所以用“不偏不倚”形容影片的女性主義視角，是因為影片沒有淪入常見的概念先行的誤區與套路：刻意煽動男性與女性對立標榜一種瘋魔、癲狂、病態的歪曲女權，而是致力於展現出真實時代環境下的女性精神面貌。

影片中“互為鏡像”的位四主要女性角色，她們性格各異、相互尊重又相互勉勵，她們彼此的人生形成對照與互補。而影片又詳細地正面刻畫了三位女性，女主人公茜莉的妹妹南蒂更多地是採取書信方式交代。

01.茜莉——由順從到抗爭，姐妹情誼成了女性覺醒的精神動力

茜莉是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不僅僅是因為佔據最多的篇幅，更在於她的生存困境最具有普遍意義。由順從（“我不知道如何反抗，我只知道如何生存”）到抗爭的過程，具備完整的成長弧光、蛻變的過程也具有啟發意義。

茜莉的困境，是底層黑人女性所需要面對的一切磨難。在20世紀初的南方佐治亞州，黑人男性因為在白人佔據話語權與經濟主流地位而倍感壓抑，他們因為沒有辦法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將自己的憋屈感轉嫁到女性身上。茜莉是繼父與丈夫暴力宣洩的工具，他們將茜莉視作牲口，剝奪了茜莉教育、交流的一切權力，淪為處理家務農活的工具、牲口般的奴隸與奴僕

茜莉的性格具有逆來順受的懦弱性，她懈於反抗，縱有憋屈仍舊委曲求全。她習慣了依附丈夫、淪為丈夫意志強迫與精神踐踏的附屬品。

妹妹南蒂是其內心深處最大的精神之源，因此姐妹之情、血濃於水的情感紐帶，成了茜莉生命中最為珍視的情誼。素日忍受的尊嚴踐踏與精神輕視都無法促使她爆發，當她發現妹妹的來信被丈夫艾伯特剋扣並藏匿，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淨土遭到了侵染，所以她的觸底反彈才具有摧枯拉朽的震懾力

02.索菲亞——對“白人救世主”偽善行為的抗拒，對男性意志枷鎖的衝擊

索菲亞是影片中最具個性鋒芒的角色。她擁有異於常人的力量，性情剛烈、強悍、凌厲的她，所展現出的是不同於茜莉等傳統黑人女性的獨立、自主意識。這種反叛首先是在家庭層面，她“以暴制暴”，面對丈夫的暴力進行勇敢對抗，她敢於離開家庭、直接挑戰傳統男權形態的陳規陋習、精神桎梏。

索菲亞的反抗侷限性在於，她用個體的力量捍衛著自我尊嚴，但無法打破黑人群體之餘白人的弱勢地位，亦無法讓女性獲得與男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以市長夫人為代表的偽善權貴，假裝對有色人種的關愛與撫慰來標榜著自己的博愛、善良、正義，實則根深蒂固地歧視黑人，她傲慢並刻薄地要求索菲亞去作她的女僕。當她揮拳捍衛自己的尊嚴同時，也無可避免地落入一場牢獄之災。

03.夏戈——獨立與包容的現代女性意識

如果說索菲亞的反抗是一種最原始、直接的暴力反抗，夏戈的反抗則更接近於現代女性的準則，她們不刻意地做出無謂的反抗，而是將這種獨立人格、自強的品質內化於心。她沒有去與任何男性發生直接的口角與肢體衝突，卻沒有受到任何男性的精神控制，她自主地選擇自己的事業、愛情、婚戀。

儘管這種走向獨立自強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複製性。因為她的美貌才華可以輕易獲取男性的尊重與保護，這是茜莉與索菲亞等一般的黑人女性所不具備的。

但夏戈對女性自我實現的困境是感同身受的，她一直默默地鼓勵茜莉堅定自我、發掘自己的美、反抗艾伯特的暴行，對一切女性的處境抱以包容與共情。最為重要的是，她竭盡全力維護茜莉與妹妹的交流空間，她帶領茜莉找到了其與妹妹南蒂之間被剋扣的信件。

《紫色》中正面描寫的三位女性茜莉、夏戈、索菲亞與書信中所暗寫的茜莉妹妹南蒂，四位女性彼此之間也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女性群像。影片的開頭，索菲亞對家庭暴力的反抗無法得到其他女性的支持，因而她反抗未果後開始了意志消沉、精神頹喪，當飯桌上的茜莉忍無可忍、迎來最終的逆反，索菲亞的反抗意識也被同時喚醒。

而當最後，茜莉的裁縫店大獲成功，經濟上的獨立意味著她們可以實現根本上的人格獨立，而此時茜莉的丈夫卻感到羞愧難當，終究無法直面過去。結尾處，茜莉姐妹的久別重逢，也昭示著影片以四女性為代表的女性群像通過各自的方式，實現了一種個性的解放與自我的迴歸。

“精緻華麗”還是“保守取巧”？斯式電影引發的思考

作為好萊塢歷史上在商業票房與獎項口碑上最成功的導演之一，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也一直引發不同觀眾的熱議與爭論。

一方面，在訊息尚且不發達的上世紀80、90年代，《奪寶奇兵》、《侏羅紀公園》等影片，用一種滿足大眾觀影需求的夢幻、愜意、童趣、信念，為觀眾構建了一個溫馨、安穩的理想港灣，因此傳統的主流評價中，斯皮爾伯格的名字就意味著完整縝密的故事、浪漫與美好交織的夢想之地、華麗多彩的視聽盛宴、發人深思的社會反思與人性叩問。

另一方面，斯皮爾伯格電影製作上囿於好萊塢主流模式的“工整精細”，在故事內容、視聽形式、傳播策略上面面俱到、精於設計，對於喜愛追求“作者化”、“風格化”的現代觀眾而言過於“保守”與“平穩”，喪失了更為個性化的細節趣味與人性考量。因此，被部分觀眾認為是滿足主流中產價值取向——自由、平等、人性、權利而包裝出的一種理想化文化產品。

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是針對於斯皮爾伯格，對於在奧斯卡構建的主流影視話語下的電影是普遍存在的。無論是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二度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的李安、還是墨西哥電影名導阿方索·卡隆（代表作《地心引力》與《羅馬》），在融入好萊塢的工業體系後，都會產生類似的問題：當他們更純熟地通過好萊塢手段指導出更具商業市場的影視作品，他們的個人風格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限制。

迴歸到斯皮爾伯格的《紫色》，儘管影片仍舊帶有濃厚的斯式烙印，但影片仍然具有不同於導演其他作品的個性色彩。除了前文提到的在色彩與配樂、光影構圖上的魅力，影片的整體基調上十分接近《金色池塘》、《怒河春醒》等80年代同期電影的“田園詩”風格，它們崇尚自然、力求返璞歸真、追求一種寧靜安逸、質樸祥和的感受與精神港灣，是與當代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山水風景畫——縱使閉塞與荒僻帶來了落寞與壓抑，但自然與泥土的芬芳所孕育的純正與韌性仍舊給了生活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與堅定信念。

而《紫色》的魅力也正在於它用一種不溫不火、不偏不倚的方式展現了女性抗爭與成長中的不卑不亢，儘管當年的奧斯卡最佳電影輸給了《走出非洲》、10項提名最終鎩羽而歸，但影片的價值恰恰在於給後世觀眾帶來更多的思考維度與解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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