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相逢
南方游擊隊完成整編，陳毅擔任第一支隊司令員，不久就開赴蘇浙抗日前線，開展抵禦外敵入侵的民族戰爭。1939年冬，經朱克靖介紹，與本支隊戰地服務團的演員張茜結為夫妻。
在陳毅的心裡，一直有個懷疑：賴月明不在人世的消息都是聽說，沒有一個人可以確定，他堅持“活要見人，死要見屍”。1949年11月初·，中共吉安地委組織部副部長賀怡到贛南尋找姐姐與毛澤東的孩子“毛毛”。陳毅得知，囑託她們協助尋找賴月明，弄清她的準確下落。不幸的是，11月21日，賀怡從贛南返回吉安的途中，發生“豐塘橋車禍”，車毀人亡。
第二年，危秀英當上了江西省婦委書記，聽說賴月明還健在，是被父親強迫嫁到于都去了，隨即組織人員尋找賴月明。
危秀英坐上小車趕往贛南，車窗外，道路兩邊的樹木枝繁葉茂，廣袤的田野翻身的農民在幸福的歌唱，繁榮的城鎮蓋滿了新房，她想，這些幸福生活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換來的呀！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曾經為建立新中國做出貢獻的所有的同志們，包括犧牲了的同志，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了與組織聯繫的同志。對於失散了的同志，作為組織應該關心他們，尋找他們，讓他們共同享受新中國的偉大成果。
南昌至贛州，路途遙遠，危秀英傍晚才進入這座宋代古城。她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說明，這次去于都是專為尋找陳毅在蘇區時期的妻子賴月明。當時贛南山區土匪武裝沒有肅清，有的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與人民為敵，經常製造恐怖活動，陰謀推翻新生政權。為了安全，軍管會首長選派六個全副武裝的戰士護送。
到達于都，危秀英一行下榻在潭頭圩一家旅館。她每天派出兩組人員，分別向東西兩個方向尋找。幾天來，沒有任何消息。第四天的後半夜，一個地痞爬窗圖謀不軌，危秀英揮起手槍將其一槍擊斃。第二天得到通知，軍分區首長要求她們迅速撤離。回到贛州得知，一名戰功顯赫的師長回家探親，途徑會昌與于都交界的柯樹崬，遭到土匪“鯉魚嘴”的伏擊，師長和一個警衛排的戰士全部犧牲。從危秀英她們安全考慮，決定暫時擱置尋找。
1959年9月，全國人民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危秀英在北京參加慶祝活動。9月30日晚，盛大宴會。陳毅副總理敬完外賓的酒後，端著酒杯來到老戰友危秀英跟前，非常認真地說：“秀英，我上次在上海交給你的任務，還沒有下文囉！”
危秀英明白這個任務是什麼，帶著歉意地說：“陳老總，對不起！我離開于都後，一直讓人幫助找。這幾年工作忙，就把這事給耽擱了！” 她沒有停止找賴月明的工作。有贛南來的同志，她總要前去打聽，身邊有去贛南出差的同志，都讓他們帶上一項特別任務：尋找賴月明。
可是，二十幾年過去了，于都、興國、寧都，幾乎都找遍了，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
真的沒有找到嗎？有一次機會，但被方良松隱瞞了。
1955年冬，仙下洋田村成立農業合作初級社，每一位社員要配一本《勞動手冊》，就是記錄社員出工的小本子。隔壁鄰居方林生是記工員，有一天他找到正在地裡勞動的賴月明，說：“崬背奶奶，你有沒有大名呀，記工本上要寫上名字，怎麼寫？”
賴月明笑著說：“鬼崽子，怎麼沒有？！我尊姓賴，大名叫月明，月亮的月，日月明的明！”
聽到“賴月明”三個字，方林生驚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說：“解放的第二年，有兩個騎著大馬、肩挎駁殼槍的解放軍來我們村裡找人，手裡拿著一張紙片，上面寫的就是‘賴月明’三個字。來人找到當時做洋田村選區主任的良松公公，他看了看，告訴客人，這裡沒有這個人，連姓賴的人都沒有。”
賴月明一聽，臉色一下變得發青，急匆匆回到家，突然變得兇狠，一手抓住方良松的頭髮，一手抓住衣領，嘴裡說：“你這個廟老子（客家方言，看寺廟的孤老頭子），這麼多年沒看出來，怎麼這麼惡？”她抓住方良松就不放手，任何人勸說都沒有用，樣子很難看，圍觀的鄰居都看到害怕。幾個小孩抱著母親的腳，哭成一片。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賴月明才鬆開丈夫，一個人跑進房間，伏在床上大哭，家裡人不知道她這次怎麼哭的這麼傷心，周圍鄰居家裡都能聽得見。哭了好長時間，還是氣憤不過，賴月明背起最小的兒子，回孃家去了，十幾天都不想回來，家裡的孩子都吵著要媽媽！
百回尋覓
陳毅、蔡大姐、危秀英千方百計尋找賴月明，她又何嘗不找陳毅他們呢？！
1949年4月，大地春風暖，山野飄來百花的芬芳。陳毅率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國解放指日可待。消息傳來，賴月明欣喜萬分，她認為與陳毅相見的日子不遠了。
陳毅當上了上海軍管會主任、市長，這消息傳到彭生相那裡。1934年初，由李伯釗建議，江西省軍區文藝隊改組成江西省軍區劇團，全團30多人，分為演戲組、樂器組和事務組，陳毅把彭生相派往劇團負責，因為後來轉向游擊戰，劇團所有同志按照中央政府辦事處的指令疏散到地方，彭生相也回到了老家興國。
彭生相打聽到賴月明在於都仙下，主動邀約她一起去上海，見見老首長，同時讓首長證明自己的身份，接受組織新的任務安排，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工作。彭生相主動說，去上海的路費由他負責籌措。
半個月過去了，相約的時間到了，卻不見彭生相回話，也沒有他的人影，賴月明又一次失望了。
哪裡有錢？彭生相回到家裡苦思冥想，家裡幾個孩子，全家的生活主要靠農業收入，要籌措一筆去上海的費用談何容易。想了幾天沒有辦法，竟到國營倉庫偷糧。剛把糧食挑出準備去賣時被群眾發現，結果被逼挑糧遊街示眾。彭生相走在遊街的路上，悔恨自己。作為一個老革命、老黨員，竟然做出這等醜事，實在不好意思再見人。
全國大陸解放，賴月明也在尋找黨的組織，堅信找到組織就能找到陳毅。她來到興國縣城，凡是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與組織失去聯繫二十幾年了，談何容易。她又飢又渴，朝一家茶水店走去。
“站住，哪裡逃，把手舉起來！”一個奇怪的聲音叫道，賴月明慢慢轉過身來，原來是江西省軍區劇團的演員呂繼鸞，故意學著男人說話，粗聲粗氣。呂繼鸞是當時團裡比較有名的演員，很多人都認得她。主力紅軍走後，1935年春節，江西省軍區劇團在於都井塘進行了最後一場演出就宣佈解散。呂繼鸞回到了興國農村。
這次邂逅，兩人約定：分頭尋找黨的組織，誰先有消息，誰先告知對方。
分手不久，呂繼鸞來到贛州。城內車水馬龍，到處是歡樂的勞動場面，翻身的人們掛著幸福的微笑。她找到了駐軍團長，後來得知是四十八軍一四四師四三〇團。向團長說明自己的身份和來意，並說陳毅和蔡暢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恰好一個當年在蘇區工作的地方領導認得她，結果留下了，分在軍管會工作。她高興地給賴月明寫信：儘快來贛州一敘。
賴月明高興得手舞足蹈，兩眼閃著幸福的淚花。丈夫老方見她如此興奮，奇怪地問：“什麼好事？”
“天大的好事！”賴月明把信遞給老方。
老方看罷，臉色由晴轉陰，幾下把信撕得粉碎，丟下一句重重的話：“你們興勝縣委只剩下你一個人了，難道組織就不會懷疑是你出賣的同志？你不知道共產黨是怎樣對付叛徒的嗎，你不怕他們把你當叛徒給槍斃了嗎？哪裡也不能去！”
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1954年11月的一天，賴月明揹著剛五歲的兒子方軍壽走進仙下百貨商店，為孩子買粒子糖。農村的孩子能吃上粒子糖是件高興的事情，賴月明總是以這種辦法獎勵聽話的孩子。突然，她一把抓過櫃檯上的一張報紙，上面寫著一行粗黑的大字“陳毅副總理接見外賓”，再看下面的一張照片，那個與外賓站在一起的不正是她日夜思念的郎君陳毅嗎？她把那張報紙拿走，一路反覆地看，以為在做夢，嘴裡念著陳毅的名字。回到家裡，她跟丈夫方良松細說了與陳毅的前後姻緣。老方聽了大吃一驚，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曾經是蘇區時期的革命幹部，是一個老黨員，為革命做過很多的事情，但與陳毅結過婚的事情是頭一次聽說，莫不是妻子想恢復黨員身份想得神經出了問題。當賴月明又把事情重複一遍的時候，老方信了，但信得很不自然：“陳毅是你以前的老公，你為什麼不早說？如果你以前說出來，我就不會跟你結婚。現在我們有了幾個孩子，你走了，家就散了，孩子怎麼辦，我一個殘疾人怎麼辦？”
六七個孩子，大大小小圍著媽媽，有的抱腿，有的扯著衣角，哭成一團：“媽媽，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孩子們最怕失去母親，有母親在身邊覺得幸福和安全。望著可憐的孩子，大的十幾歲，小的不到兩歲，個個哭得淚人一般。賴月明心軟了，飲下了這杯又苦又澀的酒。
轉眼時間到了1962年5月。南方這個季節天氣最宜人，太陽不溫不火，樹木蒼翠欲滴，禾苗生長在田野綠油油的，山中的鷓鴣不停地發出“咕——咕——咕”的叫聲，聲音抑揚頓挫，聽起來像一首歌。
呂繼鸞又來信了：我恢復黨籍之後，滿腔熱情地投身火熱的革命和生產工作，得到同事們的讚譽和領導的認可。我剛剛任命為贛縣人民政府副縣長。自從上次分手，我們姐妹又十幾年沒見面了。月明，你一定要來贛州。
這一次賴月明收到信，沒有任何的考慮就放棄了。原因是在這之前探親時，在興國老家聽說這麼一則故事：
某位廳級幹部，是第五次反“圍剿”前“擴大十萬鐵的紅軍”活動中參加革命隊伍的。1934年10月初，他所在的部隊在廣昌保衛戰失利之後，部隊奉命到于都集中。隊伍途徑銀坑鎮時，家中老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得知，急趕三十里來送別親人。戰士在前線打仗受了風寒，連續幾天鬧肚子，身體非常虛弱。兒子就要遠行，母親心疼，不捨地說：“兒呀，這次離開家鄉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媽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孩子，你想吃什麼，媽回去給你做！”
戰士回答：“我就想吃母親親自做的醃菜！”
母親和懷著身孕的妻子立即順原路返回。望著母親和妻子遠去的背影，戰士後悔了，這一去一回，就是九十里，我怎麼能夠這樣呢？
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集合號吹響，部隊就要開拔。戰士不時回頭張望。前面的部隊已經在前進了，這時兩個女人跑過來，一老一少，真是母親她們。
“孩子，來不及了，帶在路上吃。另外，這是你父親生前穿過的蓑衣，也帶在路上遮風擋雨！”母親粗糙的雙手捧過。
“我們的孩子就叫盼新吧！盼望新的幸福生活，盼望他爸早點回家！”妻子懷著不盡的眷戀說道。
解放後，這位曾經的戰士，帶著戰爭傷疤的師長回到本省工作，任命為某廳廳長。幾年後，這位廳長回到家鄉，看望老母和妻子。家人這些年一直在尋找，解放都幾年了，怎麼還沒有親人的消息，以為他犧牲了。在紅軍主力走後，反動派兇狠報復，母親被“還鄉團”刺瞎了雙眼，妻子帶著孩子，頑強地支撐這個家，熬過了一個個春夏秋冬，度過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就是堅信丈夫一定能夠回來。今天見到親人，一家人怎不高興？母親用佈滿老繭的手，抖抖嗖嗖地撫摸兒子的臉，說：“阿貴，這次回來就不要走了！”妻子含情脈脈望著，等待丈夫的答覆。
第三天，天剛亮，勤勉的妻子照例早起，睜開眼，丈夫已不在身邊，枕頭上端端正正地放著五十元錢和一百斤糧票。丈夫走了，留下難以言表的苦衷。 妻子心有不甘，第二天就追來省城。好不容易找到家門，但不得進，只能和丈夫樓上與樓下的對話，近在咫尺，卻天隔一方。他，另有妻室，據說那人還很厲害。
賴月明每每想到這個故事，心裡就害怕。自己能去嗎，陳毅會見我嗎，這樣去了會不會影響陳毅的形象呢？真愛一個人，就是為他好，就是始終想著對方，不管結果對自己會是怎樣！
香爐輕煙
1966年5月，我國開始經歷一場持續十年的浩劫，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種種原因離開革命隊伍、當年失散人員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賴月明擔心自己被打倒，更擔心陳毅會受到錯誤地批判，他的性格作為賴月明是清楚的。她讓兒子軍壽代筆給縣委、地委和省委寫信，也把信發往北京，希望能恢復自己的身份，希望關鍵的時候，能有一個公道的待遇，希望陳毅能夠平安地度過這場風雨，他們能有一次見面的機會。
信寄出沒有幾天，賴月明就三天兩頭跑郵局。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過去了，沒有一點回應。
時間不管世間發生了什麼，它不會停止前進的腳步。1968年春，賴月明要求軍壽再寫一封信，直接寄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
又過去了一個月。一輛轎車卷著煙塵駛進仙下公社院子，仙下毗鄰寧都，是通往省城南昌的必經之路，那條砂石鋪成的國道上，人們時常能夠看到轎車從此駛過，但是轎車進公社院子還是頭一回見。公社書記羅華倫見的世面太少，以為出了什麼事，驚動了大領導，一時不知所措。
車上走下兩個人，衣著講究，舉止溫文爾雅，陪同的縣委辦主任介紹：“這兩位領導是程世清主任派來的，來找一個人，賴月明！”
羅華倫把客人領到洋田大隊，大隊書記方奕梯見到遠道而來的客人，笑容可掬地迎上去。當得知他們的來意時，卻不容置疑地說：“我們大隊沒有這個人！”客人要求仔細查找，方奕梯拿出戶口本逐戶逐頁查對，真有此人，是老紅軍方良松的妻子。
來訪的客人與賴月明見了面，詳細詢問了她的過去和現在，看了看住的房子，打量了一家人，說：“你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子孫滿堂，生活美滿。陳毅同志也另有妻室，也是個幸福的家庭。我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仍然是孤身一人，我們可以把你接走，按照規定安排你的生活。現在看來，你就不要去北京了。你去了，對雙方的家庭可能不好！”停頓一會，壓低聲音說：“陳毅現在的日子也不好過！”
賴月明聽後一片茫然。過了一會提出要求，希望陳毅能夠安排時間見見她或親自給回個信，以了卻多年的願望。
幾年過去了，沒有任何的音訊。陳毅出什麼事了？此時，她更為陳毅擔憂。
文化大革命，陰霾籠罩，烏雲壓城，老幹部們慘遭迫害，有的失去了自由，甚至身陷囹圄，有的下放到工廠勞動改造，有的被秘密疏散地邊緣山區。賴月明寄給陳毅、李富春和蔡大姐的信是收不到的。他們哪裡知道賴月明還活著，還在苦苦找尋？
1972年1月，寒風裹著細雨，霧氣瀰漫群山，村莊周圍的水田泛著冷光，透著陣陣寒氣。通往圩鎮的田間泥濘小道上，走來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寒風吹亂了她的白髮，凍紅了她佈滿皺紋的臉龐。二十多分鐘後，她來到街上。
“.......陳毅同志，因患腸癌，醫治無效，於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高音喇叭傳出播音員低沉的聲音。
是他，是他！猶如晴天霹靂，驀然間賴月明腦子一陣空白，一個趔趄，差一點倒在地上，她頑強支撐著。山在移動，水在倒流，她踉踉蹌蹌本能地朝家走去。
38年了，天天等，夜夜盼，沒想到等到的竟是一個不幸的消息，令她心碎的不幸消息，一個永遠陰陽兩隔的消息！她沒有直接進家門，而是坐在門前的石板上，眼睛眺望遠山，仰望白色浮雲，淚在心頭。
陳毅逝世的消息把賴月明擊倒了，躺倒在床上，眼窩現了出來。她有氣無力地把丈夫老方叫到床邊：“老方，擺個香爐，點上香，就算是我對陳毅最後的一點心意吧！”
老方理解她，幫她拭去眼角的淚水，照辦了。兒子軍壽當即給張茜寫信，遙寄來自小山村的問候。
賴月明病倒了，一病就是一年多。病重期間，她強撐瘦弱的身子，每天都點上三支香，小心翼翼地插在香爐上。縷縷輕煙啊，你是否能帶上我的思念飄向遠方。陳毅啊，你是否知道我的心痛？
這個香爐賴月明一直珍藏著，先是在老房子的樓上，後來家裡在鎮上蓋了新房子，又把它移到新房子的閣樓，每到陳毅的祭日，賴月明都會點上三支香火，默默佇立許久。香爐前沒有神位，具體什麼時間放在閣樓的，就像她對陳毅的愛，只有她自己知道。
寫信大姐
1954年危秀英去北京開會，會間抽空去看望自己“革命大學的恩師”蔡暢大姐。許多年沒有見面了，倆人擁抱在一起，止不住眼淚落下來。這次，大姐當面鄭重地交給一個任務，說：“自從離開中央蘇區後，就再也沒有月明的消息了，之前派了許多人打聽，卻沒有確切的下落。她是蘇區時期優秀的婦女幹部，我們一起共事過，我很想念她。你這次回去，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找到她。如果犧牲了，就替我在她的墳頭放上一個花圈！”
粉碎“四人幫”，驅散了籠罩神州天空的烏雲，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失去自由的蔡暢大姐恢復了工作，大姐又想起了尋找賴月明這件讓她久久牽掛的心事，要危秀英想盡一切辦法尋找。
在交通和通訊不發達的年代，書信是聯繫的最好方式。1985年元月6日，賴月明讓在江西永修二輕局工作的二兒子方斌代筆，發出兩封信，一封寄往《中國婦女》雜誌，一封寄往全國婦聯蔡大姐親收。信的結尾特地寫上一句話“希望我的第三次寄出的書信不再是石沉大海”，這是一位革命老人發自內心深處的大聲呼喚！編輯部的副總編收到這封信，覺得很沉。他正好與蔡暢大姐的秘書蔡阿松同住一個四合院，當天秘書得到了這封信。
與此同時，蔡大姐也收到了同樣內容的信。信寫得很長，是賴月明半個世紀的回顧，我們摘取所要吧：
與陳毅灑淚分別後，我回到興國老家組織群眾繼續鬥爭，我相信自己的出色工作能幫助主力轉移贏得更多的時間。
由於叛徒的出賣，興勝縣委遭到敵人的徹底破壞，我成了縣委唯一的倖存者。
我曾無數次想尋找黨的組織、尋找陳毅，甚至想過去追趕你們大部隊，但都失敗了。一個人的戰鬥，一次次困難，絲毫沒有摧垮我的革命意志；一次次身陷險境，絲毫沒有讓我放棄革命信仰和對革命最終勝利的信心。
1949年革命取得勝利，得知陳毅的消息，也得到一些曾經在蘇區時期戰友的消息，我要求出來為黨和人民工作。但有人說，要證明自己的身份，要恢復黨籍，重要的是要有當時的證明材料和證明人，是要經得起組織考察的。我想到了留在堂嬸家中的小包裹。
我頂著烈日，翻山越嶺，連走幾十裡。
堂嬸搬來梯子，我不顧勞累，自己爬上去，裡邊空空的。
堂嬸不相信的樣子，自己找，手在樓板上碰得砰砰響，結果也是沒有，我心涼涼的，責問堂嬸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東西不幫我保護好，黨證就是我的命哪！我急得大哭，真想把她的房子徹底拆了。
她告訴我，包裹寄放不久，發現天井架漏雨，擔心包裹淋溼，請來一位泥瓦匠修補，把它轉到一根大梁下。但大梁下只有一個大洞，並沒有發現任何東西。後來又說，有一件事情奇怪，泥瓦匠幹了不到一個時辰就說肚子痛，沒有吃午飯就走了，以後也沒有再來，會不是泥瓦匠偷了？
我們又趕了十幾裡的山路。泥瓦匠矢口否認，自己沒有見過什麼包裹，也從不會偷東家的東西。我要求，衣服、銀元可以不要，黨證和黨校的書籍一定要還我。泥瓦匠生氣了：告訴你，我沒有見過。我不偷東家的東西，這是我們這一行的規矩，我不會壞自己的規矩。分不清誰說了假話，但能證明我身份的所有物件不見了蹤影。我坐在堂嬸的門檻，哭了整整一個下午，把眼淚流乾了。
雖然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但這些年我始終以黨員的身份要求自己，走在革命和生產的前列，熱心公共事業。我始終堅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月照例交“黨費”，把一角錢放進我的梳妝盒裡，數十年如此。
1954年，農村改革，成立初級合作社，村民選方良松當社長，丈夫擔心幹不好，自己又是殘疾人，下地幹農活不方便。我耐心說服他，給他吃定心丸，有什麼困難夫妻一起扛。大家齊心協力，當年獲得好收成，家家喜氣洋洋過幸福年。
1956年，三大改造，我把自家經營多年的飲食店停了，碗筷、桌椅和其他設備，無償送到合作飯店，第一個響應公私合營工商業改造，帶動了當地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
家鄉解放，各地辦起了學校，當地蓋起了小學，一個幾千人的村子就是沒有一所幼兒園。1959年，我積極配合公社婦聯，帶頭捐資捐物，建起了新圩幼兒園和託兒所，也是我縣第一個基層幼托機構。家長們安心生產，學生們安心讀書，孩子們開心玩耍；
1966年，“四清”運動，那時任洋田大隊支部書記的繼子方文津被人舉報有公款吃喝的問題。他想不通，自己沒有多吃多佔，完全是因為工作關係接待上面來的人。我苦口婆心做他的工作，幹部不論何種原因，公款吃喝就是不對。隨後，將養了一年多的大肥豬殺了，交給他去退賠。這在當時對我們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錢哪！
1971年，文化大革命動盪年代，“抓革命，促生產”，天天忙於階級鬥爭，幹部群眾生活艱苦，一年到頭沒有幾頓肉吃，我建議必須多種經營，冒著割“資本主義尾巴”、戴“修正主義分子”帽子的危險，將生產隊的戶外廁所改造成豬圈，用自己的平時積蓄買了幾頭母豬送給生產隊，辦起了養豬場。從那年起，過年過節，社員們也能吃上油花花的豬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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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經有放棄尋找陳毅的想法。我們為了革命、為了愛，結成夫妻。同樣也是因為革命、因為愛，我們夫妻分離。又因為沒有彼此的信息，重新組建了家庭，就應該尊重歷史，尊重對方。
我的第二次婚姻完全是父親和後媽一手策劃的。第三次婚姻，現在的丈夫老方也為新中國的建立流過血，他為人正直、厚道、本份，身有殘疾但勤勉地為集體和社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們家共有七個孩子，因為丈夫身體原因，孩子的成長、一家人生活的重擔，大部分落在我的肩上，我走了，那家後來又辦起的小小酒店誰來打理，丈夫和孩子們怎麼生活？
在革命的路上道一聲“珍重”吧，這是最好的愛。
現在，我已是70歲的老人，農村的清貧生活我毫無怨言，我也不想得到和其他同志一樣的待遇，我只希望，在風燭殘年，能見見蔡暢大姐，能讓我見見陳毅同志的親人，年歲越大，思念戰友和同志，思念親人，心情越來越急切，我有很多的話要說，壓在心裡幾十年，要向親人和同志傾述。
蔡大姐看完來信，這位從槍林彈雨、血雨腥風走過的堅強女性哭了。月明妹妹，終於有你的消息了，這些年，你受苦了，大姐對不住你呀！她當即口授了自己的處理意見：解放後，我沒有向中央提一個要求或解決個人問題，但這件事希望中央重視並儘快解決。言語不多，份量很重。
意見和來信轉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四個月後，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處理意見直飛于都縣委。原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中辦字（85）贛字142號
中共于都縣委：
你們好！我們受蔡暢同志的委託給你們寫這封信。
蔡暢同志最近接到你縣賴月明同志的信（信附上），信中所講她於1929年至1934年在中央蘇區參加革命工作，並與陳毅同志結過婚這段歷史，蔡暢同志說她是瞭解的，情況屬實。賴月明同志後來雖由於種種原因離開了革命隊伍回到了家鄉，但只要她沒有做什麼不利於革命的事，我們對她還是應給予熱情關懷，肯定她那段歷史。因此蔡暢同志希望你們抽空派人前去看望她。和她談一談，在政治和待遇方面，請按照黨的有關規定，予以研究，適當幫助她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使她感受到黨的溫暖。如果她能夠提供一些寶貴歷史資料，也請予以協助。
另，蔡暢同志因年老多病，長期住在醫院，不宜於會客，也請你們代為致歉，婉言勸她不要來京。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5月14日，信函送到了于都縣人民政府縣長的辦公桌上。
兩天後，縣委辦副主任、黨史辦主任、民政局局長一行帶上慰問品來到賴月明家中。一切都清楚了，北京來消息了，賴月明數十載緊鎖的眉頭舒展了，大姐還記得她，且還是像當年那樣關心她。黨組織也承認了她。她表示，暫時不去北京了。
5月25日，于都縣委會議室，黨政聯席會議在這裡召開，縣委書記凌會招、縣長黃日相親自主持會議，在家的黨政領導參會，與民政局、財政局和黨史辦等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共同研究落實賴月明的生活待遇。當日，形成文件專門向北京彙報。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
賴月明同志對於蔡暢大姐、中辦信訪局的關懷，對於縣委的慰問十分感動，非常感激，對蔡暢大姐、危秀英大姐、謝象晃主任的敬佩和陳毅等已故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懷念溢於言表。她表示，既然蔡大姐身體欠安，黨和政府又這樣體貼關懷她，就不準備來北京了。她希望我們轉達她對蔡暢大姐、危秀英大姐、謝象晃主任、萬香等同志的深深敬意和問候，並向他們致以良好的祝願。她請求黨能恢復她的黨組織關係，使她早日回到黨的懷抱，她希望把自己在1929年——1934年參加革命的經歷向組織彙報，並向組織提供她所知道的歷史資料。
在此之前，我縣民政局曾收到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象晃同志和興國政協負責人萬香的證明材料，證實了賴月明同志的革命經歷。民政局根據他們的證明材料，於今年四月給予賴月明同志定期補助每月8元，從85年元月起發給。
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和賴月明同志的其他情況，經縣委研究，擬從1986年元月起提高給賴月明同志的定期補助金額。今年，除現發的定期補助外，還打算在下半年發給其50元生活補助費。鑑於賴月明同志參加革命較早，且曾一度是老一輩革命家陳毅同志的伴侶，縣委要求黨史辦去徵集翔實的黨史資料。”後經研究，1986年起，政府給賴月明的生活補助，每月30元。
人逢喜事精神爽，71歲的老人走起路來，帶著一股風。
北京相見
又是兩年過去了。
一天，綠衣人給賴月明送來了已知她下落的危秀英的信。信中說：大姐近些日子病情有些加重，年歲大了，歲月不饒人，每一天都不一樣。你們寧都一別，就再也沒有見面。還是去北京見見吧，這也許是最後的機會了！
收到這封來信，賴月明的心情又一下複雜起來。如果去，前兩年已經表示不去北京，不給領導和組織添麻煩。如果不去，就有可能這輩子再也見不著了大姐。這時她想到了自己與陳毅的分別。不，這回一定要去，我不能鑄成第二次遺憾。哪怕只看上一眼，也要去！
1988年9月，正是楓葉生醉的季節，賴月明在小兒子方斌的陪同下，踏上北上的列車，晝夜兼程來到北京。到達的當天下午，就找到了錢希均的家裡。錢希均，毛澤民的妻子，蘇區時期任《紅色中華》發行科科長，解放後，在輕工業部工作，1982年離休在家。
錢希鈞得知賴月明的來意，面有難色。“月明，照理是要去看大姐的，你們太長時間沒見面了。可是大姐病了好多年，現在連說話都不方便，一般很少安排會客，醫院也不允許。前幾天大姐一個親妹妹從湖南老家來，希望能見上一面，但醫院就是不給安排，大姐也沒有同意，你去的結果可能是一樣的。”
賴月明抱定這次非見到大姐不可的決心，接著找到全國婦聯。婦聯接待的同志之前就聽說了賴月明的經歷，接待非常熱情，讓她留下電話和酒店地址，說一定設法聯繫，聯繫好後立馬通知。
又是幾天過去了，賴月明執意又來到全國婦聯，仍沒有傳來一個字。
賴月明無奈地對兒子方斌說：“買好車票，明天回去吧！”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走出大樓，賴月明回頭看了又看，心中悵然。快要走出大門了，一個工作人員追出來，“別走了，大姐秘書打來電話，答應馬上見你們。快，我們用車把你們送到北京醫院！”
兩位老姐妹終於在分別五十四年後見面了，當年風華正茂，如今均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兩人都說不出話來，淚水代表了一切。
原定半個小時的會面快要到了，五十四年與三十分鐘這是多大的不等式呀！為了不打攪大姐，賴月明正欲起身告辭。突然，蔡大姐緊緊抓住她的手。就是這雙手，領著她一步步成長，領著她在革命的大道上前進，淚水像決堤的洪水奔湧而出。兩人再次抱在一起，久久不願鬆開。還是大姐想得細緻，示意合影留念。
怎麼捨得離開大姐，賴月明哭得像淚人。秘書說：“月明同志，笑一笑吧，您這麼難過，我的手也在抖，沒辦法摁下快門！”大姐握住他的手，安慰她。
前面兩次失敗了，第三次，賴月明盡力控制情緒。快門摁下了，但賴月明沒有笑出來，她笑不出來！
1990年9月11日6時22分，蔡暢在北京醫院永遠閉上了雙眼，溘然長逝了。消息傳到仙下洋田村，賴月明擺上香爐，以農村祭奠逝者的特有方式哀悼她一直敬仰的這位大姐。
結 語
母親的往事講到這，就講完了。
那次從北京回來，她富於傳奇色彩、跌宕起伏的經歷，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其中絕大部分是黨史工作者、文學創作者、演員，還有蘇區時期的戰友和後代。不管有多忙，不管客人來自哪裡，她都熱情接待，一遍又一遍地敘述那過去的歲月。她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革命歷史不能忘，回憶是為了把今天的事做得更好！”
母親年紀漸大，但她依然是我們家的主心骨。我們家開的那家小酒店在當地小有名氣，不少鄉下來趕圩的人，常到這裡歇歇腳，喝上一碗水酒。每逢圩日，小酒店都擠滿了人。他們都說：崬背奶奶人真好，我們就是想去看看她。喝著水酒，聽她講過去的故事！
在子女看來，
母親是個執著的人，信念就是力量，不管路有多長，認定了方向就要勇往直前；
母親是個堅韌的人，不管道有多險，她都義無反顧地堅持到底；
母親是個大愛的人，愛黨、愛國家，黨和國家的利益至高無上；愛丈夫、愛子女， 為了愛，可以犧牲自己；
1995年8月11日17時02分，母親在家中去世，她的身世畫上了句號，但她的故事，依舊在家鄉廣為傳頌！（全文終）
（選自《母親往事》賴昌明、方軍壽編著；供稿：于都縣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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