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
若問中國士大夫和工農兵為什麼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為此難題，近年來臺灣基督教會在一些傑出領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聯華、林治平諸先生策畫之下，籌有鉅款，設立專門計畫來加以研究。
據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國人未嘗反對耶教也。只是耶教教義與中國倫理傳統互異，二者交流乃發生嚴重的文化衝突。這種文化衝突不解決，則中國人就難於接 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神學史均有深入的研究。舉例以明之，李君就認為曾在《聖經．舊約》中出現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華 (Yahveh)就不是「中國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對耶和華的討論：
耶和華是一位很特別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腳，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說話，有聲音，他能夠種樹，也能夠縫衣，他是男性， 是父親，有兒子，他能教訓，也能咒詛，他能記憶，也能忘記，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樂、愛、惡、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 是他又時常奔走，「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幕到那帳幕。」（上，第十七章第六節）第二，他是一個恐 怖(Terriable)的神。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聖經譯作「應受敬畏」。「耶和華因為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 野把他們殺了。」（第十四章第十六節）「我是耶和華，不輕易發怒。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到第 三、第四代。」（第十四章第十九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陶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與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指小 童）凡沒有出嫁的（原文作沒有與男子性交過的），你們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姦淫〕）。」（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節）「耶和華是一位 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第三十四章第十四節）「嫉忌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節）。在舊聖經我們可以處處看到，耶和華是 一位戰神，是一位猶太人的神。
湜源認為耶和華是一位猶太人的神，是一位戰神。吾人授中東文化史，固知所有發源於中東的宗教，都是戰鬥的宗教；在中東寄居或過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戰神」。因為中東地區，自古便是四戰之區，人民不好戰便不能生存；為戰爭而激發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戰神了。
戰沒什麼不好。不過他與宣傳反戰的儒佛兩教，也是教義不投的。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紀中國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為教會能夠赦罪」。但是教義裡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惡」的罪(crime)，而是「過錯」的罪 (sin)。那時中國教民受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洋教士的庇護。「中國人犯了罪就參加教會，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參加教會要付相當的價錢。」當年教會辦的刊物， 就記載過一則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傳教士在渡船裡聽到兩位中國人磋商購買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某個中國城市，中國傳道人要定下普通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見《教務雜誌》一九一０年三月，頁二０九。）
李教授也對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義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說：
東方是異教的大本營。我們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紮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異教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向他們積極挑戰……。
湜源又說：
章先生勸告中國人，大徹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驕氣與多欲、色態與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 文主義批判》，頁四）〔見李湜源著，載《文藝復興月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頁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還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位篤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辭之一邊倒，和他反華衛教態度之絕決尚且如此；我們可猜想庚子年間，那些享有「知 府」、「知縣」地位的西方傳教士，其衛教反華的態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們也可瞭解當年所謂「民教衝突」的因素是多麼複雜。
其罪可赦而養兒不能防老
須知當年的中國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與「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別。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日懺悔有罪，時時在上帝之前思圖自贖。
老來篤信基督的張學良將軍夫婦，便是一對標準的良心教徒。前年張將軍在其九十壽誕致辭時，劈頭一句便說：「我是個罪人！」當時曾使全場大驚。或謂少帥當年 在李烈鈞庭長之前都沒有認罪。這一下被關了五十年，反而認罪懺悔起來，亦見軍事委員會「管教」之有方也。其實張氏所講的只是基督教義裡的一個術語，他所 「認」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變時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國民黨的傳統之中，黨魁之外，教民寥寥。聽眾之中，通基督教義者，小 貓三隻四隻而已。所以大家就錯把馮京作馬涼，以為少帥對西安事變這項「罪惡」，懺悔了，認罪了。因此全場大鼓其掌，亦民國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帥之sin當crime來曲解，小事也。最多讓後世史家上錯一筆帳，也使把少帥看成「千古功臣」的□□黨人稍感惶惑罷了。可是對基督其它教義（如「赦 罪」）的誤解，那關係就大了。根據教義「罪」既可「赦」，則又有何罪不可「犯」呢？－－這就對「吃教教徒」為非作歹，大開方便之門了。
抑有進者，縱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誠的良心教徒，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有時也可製造出極嚴重的社會矛盾。舉例以明之：當時所有的基督教會都是以「反孝」甚 或「仇孝」作號召的。他們認為人只能向上帝盡孝，不應向父母盡孝。筆者便有一位在中國出生，說得一口京片子國語的傳教士好友。她當年在北京對一位搞「晨昏 三叩首」形式主義的滿族「孝子」，印象太壞了。所以她一輩子堅持她的格言：「孝順」就是「笑話」。
清末在中國傳教最有成績也最有見識的美國傳教士，後來又做到中國「同文館」乃至「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也堅持相同的意見。他認為人對上帝的孝順，不應被人對父母的孝順所阻隔。
基督教這種上帝獨大的「反孝」立場，因此與當時「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倫理，便針鋒相對了。我們如把十九世紀末年來華的傳教士與十六、七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相對比，則後來者就顯得武斷專橫多矣。
筆者不學，亦嘗讀佈道諸子之書，對他們處理如「孝道」這類的社會問題之輕率自信，就時感駭然。姑不論其道德價值如何，「孝」的本身卻是一種「社會經濟制 度」(a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個缺乏「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會保險，沒有退休金、養老金的中國傳統（今日仍然如此）的社會里，「養兒防老」，豈只「道德」而已哉？社會經濟之必需也！
設有男子，受了上帝影響，或經濟和老婆的壓力而置父母飢寒於不顧，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虧，為親友鄉黨所不齒，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個「刑事犯」，要被捉將官裡去的。
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只是個「吃教」的騙子。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篤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們，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滿清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寧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並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這些中國倫理 範疇內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是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輿論的指摘。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 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內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
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 師，問題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義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 藏了。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只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闖入中國內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 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輒頤指氣使。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於民；民 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如此惡性循環，治絲益棼。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癱成患，為無知昏聵 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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