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30多年前在一次首爾的印刷術起源國際會議上，結識了潘吉星先生，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是中國研究紙張發明和造紙術的最知名專家，著作等身。共同出席會議的幾天相處，不但惡補了我在書畫用紙，尤其是魏晉時期麻紙、繭紙、後來的竹紙等有歷史記錄的造紙史研究方面的知識空白，還因此而結翰墨善緣。回國不久就收到潘老賜寄仿唐麻紙兩張，2x3尺見方，扁形，毛邊。囑我題兩紙，一紙自存，另一紙寄還他。他知道我會寫題跋，還叮嚀最好寫與唐紙有關的內容，不要抄一首唐詩敷衍塞責。那時我是恭恭敬敬，沐手而書。但對唐紙考證究竟寫了哪些？已經忘了。而書寫時的感受卻至今仍有印象。仿唐麻紙不太吸水也不滲化暈漬，而且紙面並不光滑。偶見磕磕絆絆行筆未暢，有如寫包皮紙，但墨色深浸，略見反光，還是與生宣紙不同。大約這樣的唐麻紙，是孕育不出王鐸那樣的筆飛墨舞、彈跳縱橫的筆道的。材料工具決定線質甚至風格，信然。
另一個經歷，是關於繭紙。也是30多年前，在龍游路沙孟海師府上，為沙老編《沙孟海翰墨生涯》畫冊，每日騎自行車到沙府“打卡上班”。一日有安徽客人登門送來一小卷，雲是仿魏晉二王所用繭紙，依原傳記錄試驗而成。因是試驗新出品，請沙老試用並檢驗質量高下優劣。那紙約高六、七尺餘，為一條幅，紙面嵌有熠熠發光的繭絲，但並不暢滑。沙老情緒很好，特選書內容為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臨河序》，以應蘭亭集序之景。我當時看看內容大惑不解，因為語句文字有點在講蘭亭故事，但又不是《蘭亭序》本文，不敢冒失。沙老邊寫邊說，蘭亭文字是從劉孝標《臨河序》中脫胎而來。這是當時30歲的我這個年輕人未曾注意的細節。《蘭亭論辯》書中讀到過，但沒有太在意。於是因沙老書繭紙反而印象極其深刻。
據記載，上古時的造紙原料，多取植物根莖，和纖維類天然樹草材料，如亞麻、黃麻、洋麻；檀樹皮、桑皮、棉稈皮，還有竹皮；以及棉絮、破布、朽木、破漁網等等。東漢元興元年（105），有“蔡倫造紙”（其實應為改進而非創造）之說。我推測它應該有兩個含義：一是建立起標準的造紙工藝技術流程，二是很有可能從繭絲縑帛為裳為衣成為出發點，走向從繭絲材料基礎上再引出更亷價更易獲取製造材料的“紙”——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等，經過汆、搗、炒、烘等方法，從而真正完成了造紙的基本工藝流程。
潘吉星先生考證早期造紙技術工藝，有如下面一個分為十階段的表述：1、將原料浸泡；2、切碎；3、洗滌；4、浸灰水；5、舂搗和蒸煮；6、二次洗滌；7、打漿（手工或機器）；8、抄紙；9、曬紙；10、揭紙。這應該是普通麻紙、楮皮紙、檀皮紙、桑皮紙的製作過程；亦即應該是在繭絲以後的內容。而如上述供沙孟海先生所試的專制仿古繭紙，則估計更有新方法。因為古人以上等蠶繭絲抽絲織綢以為衣裳，篩汰下來的惡繭病繭劣繭則被以漂絮法提取繭絲棉，以成棉墊棉被供保暖之用。而每一次漂絮後，在篾席上必會留下殘絮，形成一層薄絲之絮，把它打入麻、檀、桑、楮、竹和人工的舊棉、碎布的原料中，以增加紙張的光潔度與潤滑度。我以為最初的紙張，應該是先從繭絲漂絮開始，其後因蠶繭數量少且不易得，這才開始大量引入農作物植物中十分易得、遍地可取的纖維質的麻、檀、桑、楮、竹、草等等，形成今天我們認知中習慣的“紙”的概念，而與布帛絲綢徹底拉開了距離。這也才是“紙”字為何在上古就先從“糹”旁的根源。
倘若這一推理成立，那麼沙孟海先生試的繭紙，是一種特殊的以繭絲佔最大比例的專門製紙法：繭絲不再是點綴和陪襯，而是取代“麻”“檀”“桑”“楮”“竹”普通常見植物材料作為主體造紙原料的一種反向新制法。而有了這樣的推測，我們也就可以做這樣一組假設：
一，最早是純繭絲織就的布匹（絹帛絲幅），為裳服衣裙之用。
二，絲絹平整光潔，可以用來書寫重要文字內容。於是就有了馬王堆帛書這樣的珍貴古蹟傳世。但竹木簡牘易獲，絹帛則難得。故帛書靈光一現，出於偶然，無法作為書寫材料的主力構成一個時代。
三，絹絲縑帛名貴不易得，笨重的竹木簡牘還是日常的書寫材料。但仍因不便，於是就有了改革的慾望：改良名貴的絲帛，讓它在書寫材料上儘可能更大眾化，於是有了蔡倫造紙——“紙”終於正式登場。成為大宗日常書寫材料的主角。但它起源於繭絲，故“紙”字仍取“糹”旁以明其屬。
四，蔡倫時的紙，工藝技術成熟，已經很少用繭絲。故而“繭紙”在東晉時，應該是一種造紙術的迴光返照，因為這時絹帛與紙已經分道揚鑣、各領其屬了。於是，“繭（絲）”“紙”合一，反而屬於一種別出心裁的創意，成了稀罕物，這才有了沙孟海先師所書的繭紙墨寶即劉孝標《臨河序》大作。
沙孟海《臨河序》
亦即是說，紙張的製造，是先從繭絲織物初為書寫材料即“帛書”開始、以對應於日常的竹木簡牘的。其後，又因為還要趨於簡便易制以應付日益增長的大量日常文書書寫，又取楮紙、麻紙等易制又便於光滑書寫，遂大行於天下。這時，繭紙應該是作為大眾使用麻紙的同一歷史時期的“豪華版”“升級版”而存在。但早期歷史都已湮滅，我們每天在唸叨的四大發明之一蔡倫造紙的故事，是先從已成形的“紙”開始，本來沒有繭絲絹帛什麼事。但正是拜沙師孟海“繭紙”話題之所賜，因為繭絲入紙的啟發，才讓我們恍然大悟，為什麼“紙”字從“絲”？正是因為在上古時代，早已有養繭取絲風氣。衣著的縑帛是貴族高官裳服專享，而平民則以衣粗麻為普通風氣；但另一方面，繭絲材料作為一種主體材料（繭紙），又可以作為麻、楮、檀、桑、竹之方便易得材料中的精加工角色和特殊配屬角色（麻紙中的稍入繭絲），兩者之間，正構成了中國古代造紙史初始階段的四部曲：1、衣帛縑素；2、帛書；3、以絲帛造繭紙；4、麻檀桑竹紙之製造但特意取“糹”旁以明其屬。
【下篇】
關於造紙和紙張研究，還可以有一個事關文物書畫鑑定的非常奇特的立場。在鑑定過程中，材料的鑑定如紙張、墨色、印泥等留存物，是比風格、流派、筆墨更可靠的斷代依據。比如，紙張如果是新紙，若說畫作是明代，當然是荒謬不足論；又比如，長匹大絹丈二巨幛產生於明末，若說誰藏有魏晉王羲之王獻之中堂大軸的傳世絹本墨跡，顯系騙局。更進而論之，如果是康熙時的王時敏畫，用的卻是乾隆時的紙，那當然也是必假無疑。於是，關於紙的傳奇，也就一直成為書畫界熱門話題。
許多拍賣行的老總也很意外，書畫市場的看漲看跌，從千萬時代到億元時代再到十億時代，是幾年一個臺階、一輪創記錄。從1992年文物交易開放，到藝術品拍賣業興起，不過二十多年，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軌跡。更以在世紀之交前後，所謂的億元時代十億時代，過去都是對一場整場拍賣成交額而言；現在卻是對一件重要拍品的成交價而言。而在這個過程中，老紙拍賣，也悄無聲息地漸漸崛起。在二十世紀末即1995—2000年之間，稍有規格的大型書畫拍賣會，拍印章、拍碑帖拓本、拍古籍印譜、拍硯臺文玩，都是所謂的“邊角料”，關注度不高，問津者稀。而宣紙拍賣尤其是宮廷用紙拍賣，第一是沒有，第二是屬文房材料，本身不是藝術品，更不會上拍賣目錄。
但在新世紀之初，紙張拍賣卻成為一個受輿論關注的話題焦點。我們一般認為，買入整刀整卷老紙，是名畫家自詡高貴自高身價的擺譜耍腔調；結果仔細一研究，才發現完全不是這麼會事，其中大有玄機在焉。
2005年前後，北京天津等幾家拍賣公司都有了老紙拍賣項目，但顯然不是作為文房四寶的書畫實踐用紙來對待；側面瞭解買家，也都不是書畫名家。十年以前的2010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上拍7幅康熙乾隆時的宣紙，竟拍得11.82萬元。北京保利有一疊乾隆三十年的撒金髮箋，竟以10.64萬元成交。而一般不屬於老紙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品的安徽紅星宣紙，也要兩三萬元一刀100張，近年更翻倍漲到六萬一刀。與市場對宣紙價格的定位，至少高50倍甚至100倍以上。京津地區甚至驚呼，古紙老紙“紙荒”已成現實；一紙難求，“洛陽紙貴”，復見於今日矣！
肯化如此大代價買老紙的都是些什麼人？當然不是書畫家，而多是一些仿製舊書畫的大型畫坊中人。老紙存放日久，潮浸乾燥，春伸秋縮，一則材料做工無法模仿，二則形制皆有時代標識，鑑定古代書畫之真偽測試時，紙張材料是最重要的物質依據。比筆跡墨跡，比印泥硃跡之無法提取，紙張是唯一可以些微取樣的對象。以老紙之真，不怕機器檢測，再配以乾隆嘉慶道光時墨，若有高手仿偽古之名家如拍賣會上受寵的四王、石濤八大、華新羅吳昌碩任伯年，甚至紙張若夠老，年份能到明代，那麼往上再推明代吳門四家、董其昌王鐸的造假仿偽，一贗成真，揮手之間即可百萬千萬的收益；以是看這十萬一札箋數十萬一刀紙的天價，就覺得不算什麼大事了。
專門作假畫坊的層次也有高下。有些養著一批模仿高手，有的則僱傭美術院校經過專業技法訓練的師生，也有純粹的民間畫匠群體。對於畫坊而言，模仿水平高低，只要不太離譜，有足夠的實踐積累，一般不容易露出破綻。只要有了合乎年代的老紙，後面則有一整套技術流程作為保障：從選畫開始，經過噴繪、描圖、渲染、上色、做舊再加上專人負責的題跋，落款、裝裱，流水線作業，每個人只管一個單項；完全規模化、程序化、還有高科技化，這樣的細密分工，的確很難讓買家在間起疑心。在此中，第一個檢驗的關口，就是用紙。
東晉 顧愷之 女史箴圖卷（宋摹本)全卷
39x1197 故宮博物院藏
更有一種造假，是原畫已佚，僅存畫目，據畫目進行擬畫生造。比如在宋徽宗《宣和畫譜》，米芾《書史》《畫史》，汪珂玉《珊瑚網》，張醜《清河書畫舫》，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以及清宮御製《石渠寶笈》《佩文齋書畫譜》等等，凡其中僅存著錄而無存畫流傳者，遇到內行作偽，即可無中生有，刻意新造，於是，尋找適合年代的老紙宮紙，便成了要全力以赴的第一道工序。如果它一出差錯，後面必會土崩瓦解，所以沒有畫坊會膽敢掉以輕心。
清代書畫作偽中著名者有“蘇州片”（工筆重彩手卷如借名趙伯駒、仇英作偽），“揚州片”（揚州八怪偽作），“河南造”（借名岳飛、蘇軾的偽作），“湖南貨”（仿何紹基、曾國藩左宗棠書法偽作和綾絹偽明清畫），“廣東造”（宋代佛像濃麗者）等等，但於紙絹材料例不考究。但故宮周邊的“後門造”作偽，多以宮廷御紙御絹為之，在材料上卻有條件也有眼光講究，雖不像今日作偽者的挑剔，在用紙上甚至細究乾隆紙不混同於同治紙之精密做派，一般情況下，既是宮紙，清末民國直到六十年代的鑑定家們也已經無法區分其間年份上前後的異同優劣了。這樣看來，在用紙的作偽細心周到以及鑑偽辨真方面，當代造假者遠勝於古人也遠勝於清末民初之人。此外更有一不可理喻的奇觀：作偽者的用心和知識積累還有手段的無所不用其極，已經遠遠超過即使經驗豐富的鑑真名家大師的知識、眼光與功力——非僅僅是造假時為不露破綻的專門紙張選擇；若放眼更大範圍的青銅器作偽、瓷器作偽；造假者的高科技意識和各種手段的運用，是即使知名鑑定家們也完全無法望其項背的。
這真是一個時代的“怪圈”。
閱讀更多 書法在線課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