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3期，原文標題《 歐洲戰疫：且戰且調整》，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大流感》的作者約翰·巴里告訴本刊，新冠病毒之可怕並不在於其烈性，它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麻煩恰恰在於：一個不過分高也不過分低的死亡率——既會造成麻煩又留下足夠的猶豫空間；與已知疾病類似的症狀——讓人們誤認並混淆；高傳播性——利用為自己爭取到的寶貴時間擴散開來。

記者/劉周巖 郜超 實習記者/張佳婧

3 月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防疫人員在週五禮拜前為清真寺消毒

陌生的世界

3月14日，美國人扎克·埃德勒（Zach Edler）和一群愛好戶外運動的朋友們結束科羅拉多河的漂流旅行，前往接駁點。他們每年都會像這樣在荒野中待上一段時間，上一次在有網絡信號的地方是25天以前。前來迎接他們的工作人員布萊恩（Blane）面對著這群從“2月19日世界”徑直而來的人，一五一十地簡要介紹了最近的新聞：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大暴發、意大利進入危急時刻、股市熔斷多次、一個個大都市相繼停擺。

扎克說，戶外圈的一種常見玩笑，就是在有人剛剛返回“文明世界”時，騙他們世界已經變了樣。據他回憶，當時一半的人覺得布萊恩的玩笑太拙劣了——信息編造得太誇張了，一半的人半信半疑，因為布萊恩說話的樣子沉重而真實。團隊成員梅森·托馬斯（Mason Thomas）臨走前就很關心新冠病毒，“我臨走前最後的想法是，反正我也做不了什麼，等我回來應該也不會怎麼樣。最壞不過我們多洗幾次手。”一路無話，直到返回最近的有網絡的小鎮上，扎克回憶，信息“像颶風一樣，把所有人吹了個七零八落。”小鎮旅館中，老闆娘告誡他們不要偷廁紙，電視裡放著80年代的體育賽事，因為現在的都取消了。

25天時間，世界已經足夠天翻地覆。2月19日扎克走進峽谷時，意大利的報告確診病例數僅為3例，這場疫情看上去不過是以遙遠的亞洲大陸為主的一個小小風波。如今世界上近10億人處於行動受限的隔離之中，多個國家宣佈進入“戰時狀態”，歐盟內部各國罕見地關閉了邊境。奢侈品集團LVMH用香水生產線生產消毒液，法拉利嘗試將汽車生產線改產呼吸機，全社會都進入了動員狀態，喬治·斯坦納在《歐洲的概念》中所說的那種“咖啡館式”和屬於“城市步行者”的歐洲，已經暫時隱匿。

3月22日，意大利羅馬某公交站點旁，一名戴著口罩處於昏迷狀態的患者被醫護人員抬走

意大利人費德麗卡（Federica）居住在疫情最為嚴重的北部城市貝加莫，3月12日本刊第一次聯繫她時，她認為整個城市“一切還在掌控之中”，大家初次體驗著隔離的生活，開始線上購物。3月20日第二次聯繫時，貝加莫的情況已加劇惡化，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因新冠肺炎入院或去世的親友。費德麗卡的朋友便經歷了與親人永別的痛苦。朋友的父親連續兩週來都在咳嗽與發熱，但家庭醫生和他本人都以為是普通的流感。3月11日晚上，這位老人忽然因為呼吸困難而暈倒，病情加重，這才住院。連續兩天，兒女打來電話時，老人都表示，我沒事，醫護人員在為我進行治療。3月14日早上，兒女們沒有再等來父親的電話，只等來醫院的通知——你的父親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並且已經去世。

在尋常，按照意大利的傳統，逝者入殮以後，棺材停放在家中兩日，親朋好友相繼前往哀悼。而後，棺材會被送往教堂，舉行公開的葬禮，神父為其祈禱，小鎮上的鄰里前來追送。疫情暴發以後，新冠死者的遺體也有傳染的風險，連家人也無法和他們見上最後一面。根據意大利《共和報》對倫巴第大區的殯葬業者的報道，殯葬業者將代替家人與神父的角色，為新冠死者祝福、祈禱。往日，殯葬業者會為死者整理儀容、化好裝。但現在，他們被要求不得接觸遺體。這讓不少殯葬業者感到難過，在病毒面前，似乎人與人之間最後的聯接都被切斷了。

3月18日晚，70輛軍車開進貝加莫，帶走市內公墓和殯葬業再無力承擔後事的新冠死者遺體，帶他們去往他鄉安葬或火化。“在死寂的黑夜裡，軍車緩緩穿行於市內大道上時，兩側房屋窗戶裡用手機拍下這一切的市民告別的或許就是他們的親人、朋友或同事，他們在目睹一場未命名的國葬。”在意大利生活多年的文學譯者汪瑋如此記錄下貝加莫小城這個悲傷而肅穆的夜晚。費德麗卡則說，意大利的白天同樣難熬，春天已經來了，最近天氣好得出奇，可街道上空無一人，給人強烈的不真實感。費德麗卡不免想起了自己的祖父母，小時候，祖父母同她講述二戰時期的故事，降落在小鎮上的炸彈帶走了同胞的生命，“現在，我們好像也生活在戰爭中，被迫面對病毒這個無形卻強大的敵人”。

人類將要面臨傳染病大流行，這不是什麼新聞。新冠疫情發生後，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被人們反覆傳看：“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最擔心的災難是核戰。”“但今天，如果有任何會在接下來幾十年時間裡殺死超過1000萬人的東西的話，最可能的不是戰爭，而是傳染性很強的病毒。”蓋茨篤定地說：“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告訴本刊，蓋茨當年的那次演講以及此後多次發出的“預言”，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反思。“很難說當時人類‘戰勝’了埃博拉，只能說我們‘幸運’。埃博拉雖然致死率高，但它不像呼吸系統傳染病——只要病人呼吸或咳嗽就可能把疾病傳染給別人。而現在的新冠病毒不僅可以通過空氣傳播，更因為它是一種未知的新病毒，所以是真正可怕的疾病。而現在，它來了。”李一諾說。

不只是埃博拉，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2011年至2017年期間，全球總共發生了1307例流行病事件，分佈在172個國家。世衛組織由此提出，21世紀的一大主要任務是應對新發傳染病威脅。

如今重看以免疫學聞名的澳大利亞病毒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伯內特爵士（Sir McFarland Burnett）在1962年的結論：“二戰結束的時候，幾乎所有傳染病的實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難免惹人唏噓。20世紀醫學的重大突破給了人類自信，21世紀，才發現“潘多拉魔盒”一直敞開。既然早有預感，又為何如此措手不及？

2月14日，乘坐地鐵通勤的倫敦民眾

大流行的警報

在米蘭的姜姝含告訴本刊，二月份時意大利華人和本地人對疫情的反應很不相同。2月24日當地病例一出現，姜姝含男友開的餐廳當即休店，其他唐人街的餐廳幾乎全部停業。“不是因為本地顧客不來消費了，而是華人擔心自己的安全，主動關門的。”姜姝含說。熱鬧的城市與空蕩的唐人街，形成鮮明對照。華人在意大利疫情尚未暴發時，就能痛下決心犧牲經濟利益閉店，背後是他們對一月下旬中國疫情的重視。

1月23日武漢“封城”，中國以行動向世界發出了明確信號——封鎖一座千萬人口的都市，這是現代防疫史上從未有過的舉措。同一個信號卻得到了不同的解讀。和中國內地交往密切的東亞其他地區最早做出反應，經歷過SARS的香港醫生許樹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封城”讓他意識到事情前所未有的嚴重性。

醫學史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劉士永告訴本刊，武漢封城在西方獲得了不同的反應，主流媒體均有報道，雖然“震驚”，但相當程度上無動於衷。社會心態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過去近百年西方醫學科學的進步，讓歐洲充滿信心去抵禦這又一場‘別人的災難’——像以往的傳染病，不過是又一次發生在不夠現代、不夠衛生的發展中地區的事件而已。一月末，即便是和中國斷航的歐洲國家，也只是把中國人或到過中國的人判定為潛在傳染源，自身內部並沒有採取太緊張的措施。”劉士永說。

情況未明時貿然進行社會管制，有著極大的成本，但同樣在社會管制上非常慎重的韓國和新加坡，立即開展了對新冠病毒嚴格的監測工作——韓國比意大利更早暴發疫情，目前控制程度較好，成為新的世界榜樣。歐洲對疫情信號明顯遲滯，已成公論。

回到一月末的時間點上，世界究竟知道多少信息？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撰文回顧，1月23日武漢封城，24日中國科學家就在《柳葉刀》上發表了論文——當時歐洲剛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文章分析的41個病例中，三分之一的人發展成重症，一半死亡，作者們極力強調了這種新型疾病的嚴重性和“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霍頓認為，中國科學家團隊盡其所能給出了“迅速且嚴格”的科學信息。“但是出於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團隊只是觀察、等待。”霍頓寫道。

如果說大量信息中難免“噪聲”太多，單一國家為避免假警報頻繁拉響而按兵不動情有可原——不能因為地球另一端有幾個人不明原因發燒就關停自己的城市。誰又該承擔起識別關鍵威脅、並以權威聲音告知各國做出何種程度應對的職責？

3月11日，意大利羅馬一雜貨店店主戴上口罩、手套準備開門營業

湯勝藍曾在WHO總部工作並任WHO駐華代表處高級項目官員，參與執筆WHO對中國醫改的建議書，目前是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講席教授。WHO宣佈為新冠病毒疫情為“大流行”，是3月11日，當時已有114個國家和地區報告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湯勝藍說，“大流行”本身缺乏明確的定量標準——相比之下，2009年H1N1豬流感疫情，當時有70多個國家出現確診病例、不到10個國家出現死亡病例時便宣佈了“大流行”，此外對新冠肺炎是否“人傳人”以及對各國的旅行限制建議等問題上，今天回看，湯勝藍認為，科學證據之外的各種因素對WHO的早期建議影響較大。

湯勝藍回憶，SARS過後，他在WHO駐中國辦事處工作時，國際官員有10人左右，而目前中國辦事處做業務的國際官員僅有三四個人。“這不是WHO中國辦事處獨有的問題，WHO在許多國家的代表處可能都有類似的現象。影響力下降的原因是多重的，財政資源的減少、其他國際組織對WHO的削弱、缺少國際間協調機制等等。”

一些國際組織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就像埃博拉病毒暴發的時候，是‘無國界醫生’第一個在國際社會發聲，揭露了西非疫情已經很嚴重的事實。”湯勝藍說。但他同時也認為，WHO作為一個政府間組織，基金會等各類民間機構無法完全取代。

至於單個國家政府能否肩負起領導責任？美國正在遠離問題的答案。特朗普計劃在2020年將美國給予WHO的經費減少53%，劉士永教授從歷史的角度說明，WHO的鼎盛時期恰與冷戰經驗重疊，今天WHO的境況不過是單極世界衰落的一個表徵，“WHO有影響的時期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80年代前期，背後有美國的全面支配”。如今，新的國際秩序尚在形成之中，《未來簡史》作者赫拉利將今天稱之為一個“領導者缺失的世界”。他寫道：“美國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補。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義和不信任是現在大多數國際體系的特徵。”

2月22日，米蘭一家藥店的藥師戴著口罩接待顧客

迎戰未知

2月14日，38歲的馬蒂亞感到身體不適，第一次尋求治療，他去看了家庭醫生。在意大利生活12年的王翀告訴本刊，凡是本地常住居民，都會有指派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或指定診所，“平常有什麼事都先去找家庭醫生，他會有你所有的歷史病例，有小病就直接看，給你開處方，如果是看不了的，他會再開單子把你轉去其他醫療機構檢測或治療”。馬蒂亞完全遵循了正常的醫療流程。根據他的症狀，這位家庭醫生對他按照流感開了藥。2月16日，馬蒂亞症狀加劇，第二次就醫後仍被允許回家。事後，該醫院解釋稱這是因為他本人近期沒有到過中國或與中國人接觸，所以沒有對其進行新冠病毒相關方面的推想，只是按照一般的肺炎進行診治。

新冠病毒引發的症狀與流感、肺炎的混淆同樣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孟喬告訴本刊，“前期荷蘭宣傳新冠肺炎就是重一點的感冒，很多人都不在乎”。孟喬來荷蘭前是廣州一知名三甲醫院的放射科醫生，目前在荷蘭萊頓大學醫學中心進修，攻讀放射科博士，這是荷蘭93所醫院中8家水平最高的大學醫學中心之一。孟喬給導師推薦文章，向他解釋為什麼新冠不是流感，第二天兩人一起錄了播客提醒其他同事注意，這時已經是2月27日。而此前，二月中旬醫院曾給放射科發了學習材料和遇到新冠肺炎病人的應對方案，例如如何穿防護服、消毒等，但孟喬沒有看到其他更多的措施，醫務人員上班時也沒有額外佩戴口罩。

2月19日凌晨三點，意大利人馬蒂亞的情況惡化，呼吸困難，送入急救，這也是他第三次尋求醫療救助。在一位資深麻醉師的追問下，他的妻子回想起馬蒂亞和一位近期從中國回來的經理人曾經一同就餐，但是這名中國經理人的核酸檢測是陰性的，院方這才開始懷疑馬蒂亞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然而各方聯繫、協調之後，足足過了一天半，直到20日下午四點，馬蒂亞才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核酸檢測，這被意大利媒體稱為“失去的36小時”。

馬蒂亞檢測結果呈陽性，僅三次就醫過程，他直接感染了自己的家庭醫生，就診醫院內的多名醫務工作人員，一位77歲的病人——後來成為意大利第二例死亡病例，此外他還感染了自己的妻子、多位朋友以及不可追蹤的此前參加馬拉松比賽時的人群等等，社區傳播大範圍擴散。事後，意大利總理孔特承認接收馬蒂亞的醫院早期工作出現失誤。

3月22日，德國埃克倫茨消防站的士兵和消防員搬運防疫物資

《大流感》一書作者、對歷史上的傳染病有深入研究的約翰·巴里（John Barry）教授告訴本刊，疫情之所以首先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暴發，他認為偶然因素很大，如果馬蒂出現在其他歐洲國家，恐怕結果類似。

孟喬所在的荷蘭萊頓大學醫學中心，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同樣是逐漸產生。2月27日在荷蘭錄過新冠肺炎播客後，放射科主任跟其他同行開會，把孟喬叫過去了解情況，這才詳細瞭解到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很強。“我跟他們講科室要設置專用CT，只掃描新冠病人，還要分好汙染區、半汙染區、清潔區，他們之前都沒有這個概念。這幾位主任是很敬畏的，他們說中國有應對SARS的經驗，但荷蘭什麼相關經驗都沒有，所以要虛心學習。”巧合的是，當天晚上孟喬所在的城市萊頓就出現了第一例確診病例。

對於孟喬的警醒，醫院內部的反應各不相同。放射科的幾位領導快速採納孟喬的建議，發現科室分區不易實現，於是專門購買了移動CT，作為新冠疑似病人的專用CT，預防交叉感染，還邀請她一起給衛生部寫信、翻譯中國的相關材料，爭取將CT檢查納入荷蘭的新冠診斷標準——目前還沒有得到荷蘭政府的確切回信。醫院感染科主任和病毒學家則有不同學術觀點，“3月2日開完會我挺失望的，因為萊頓大學醫學中心的病毒學專家堅持認為無症狀的患者沒有傳染性。我當時拿著國內第六版診療指南，跟他們說一定要檢測無症狀的人，要隔離疑似患者，要做CT，即使不發燒CT也有可能顯示有問題，病人也有傳染性，但很遺憾，沒能說服。”後續隨著孟喬發過去更多學術證據，感染科主任接受了CT的診斷價值。

與醫院應對方案逐步推進對應的，是各國的社會管控措施在矛盾中調整。原本米蘭在2月24日宣佈了宵禁的措施，3天后又迫於行業、居民等多方壓力而取消。米蘭市長朱塞佩·薩拉（Giuseppe Sala）甚至在網絡上發起了#Milanononsiferma（Milan Doesnt Stop米蘭不停歇）的活動，意大利民主黨領袖、拉齊奧大區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在內的多名高級官員應薩拉之邀，和年輕人在米蘭的街頭喝酒、吃比薩，以彰顯米蘭非常“安全”——如今津加雷蒂被確認感染新冠病毒，面對這樣的尷尬情形，他只得在視頻中說會遵醫囑隔離治療，繼續嘗試著給大家做“不要恐慌”的榜樣。在意大利的訪問學者劉宇菲告訴本刊，疫情開始前正好是威尼斯狂歡節，當時已經持續了2周，她也去參加了一些活動，“有活動的時候威尼斯被擠得水洩不通，因疫情停課前兩天我還去看了一場演出。後來想起來很危險，病毒已經在傳播了。”威尼斯狂歡節的最後兩天，被臨時叫停。

意大利作家貝佩·塞韋爾尼尼（Beppe Severgnini）寫文章稱，如果用一個詞形容大多數意大利人初識新冠一個月的心情，不是恐懼、不是悲傷，而是：困惑。“家家戶戶的晚餐桌上的情緒和觀點搖擺著：我們究竟是對一個有點惱人的大號流感過度敏感了，還是在面對嚴重傳染病大流行，有足夠的理由去擔心？”科學界同樣在進行著爭辯，以米蘭薩科醫院的病毒學實驗室主任瑪利亞·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為代表的“大號流感”派，一度相當有影響力，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政府主席阿提里奧·豐塔納（Attilio Fontana），在2月25日還曾公開描述新冠肺炎“比一般的流感稍微嚴重一點”。意大利家喻戶曉的學術明星、病毒學家羅伯特·布里奧尼（Roberto Burioni）則對吉斯蒙多進行了駁斥，認為她錯誤解讀了重症和死亡數據，給出了具有高度誤導性的言論。

3月19日，疫情期間，意大利倫巴第大區的一家皮具工作坊轉變成了口罩工廠

如今已經不需要再辯論新冠肺炎是否等同於流感，但猶豫的幾周讓病毒擴散開來。約翰·巴里告訴本刊，新冠病毒之可怕並不在於其烈性，它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麻煩恰恰在於：一個不過分高也不過分低的死亡率——既會造成麻煩又留下足夠的猶豫空間；與已知疾病類似的症狀——讓人們誤認並混淆；高傳播性——利用為自己爭取到的寶貴時間擴散開來。

劉士永認為，歐洲的醫療系統之所以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與近幾十年間“重預防醫學，輕公共衛生”的趨勢有關。“上世紀80年代以後，預防醫學進步非常快，歐洲政府大量投資。但相比於傳統的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有效的前提是需要知道敵人是誰——我們從小接種的那麼多疫苗，這麼多藥物、病毒學研究，都是針對已知傳染病。而一旦遭遇未知疾病，預防醫學的遲緩性和風險性就非常高。公共衛生的一些基本手段，例如對水質、食品、衛生習慣等的管理和培養，則是沒有特定敵人的，這第一道防線不能丟。至於美國，更是預防醫學佔有主要資源。”

疫情發生後，美國的兩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與拜登發生了一場辯論。桑德斯批評美國的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呼籲實施全民健保，拜登則表示，意大利就是最好的反例——免費醫療照樣崩潰。美國與意大利，分別是醫療資源較好的發達國家中市場化醫療與全民健保的典型代表，同時陷入困境，指示問題不在簡單的醫療資源“充沛”與否，或是運營方式，而是關乎整體醫療思路和體系建設。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會會長陳希告訴本刊，過去十年，各國的疾控和防疫投資不斷減少，美國尤其嚴重。2018年6月，特朗普提議將公共衛生部隊——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削減40%，被國會阻撓後，轉為不再補充退役軍官留下的空缺。這支6000多人的部隊曾為奧巴馬政府阻擊H1N1疫情立下汗馬功勞。2017年以來，美國至少3次大規模縮減CDC經費比例達10%以上。至今年二月，美國為此付出代價，在新冠病毒檢測試紙的研發、生產和人員培訓等各環節捉襟見肘。陳希認為：“公共衛生是一個‘自己革自己命’的領域，做得越完善，各方越認為對其投入過多，繼而縮減經費。

隨著疫情不斷擴大，3月11號，WHO宣佈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各國紛紛出臺自己的抗疫政策。英國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提法一出，立即引發軒然大波，人們擔心，政府已經“放棄”，計劃讓60%的人感染病毒再嘗試自愈獲得抗體，以構成阻礙傳播的“人肉屏障”。

3月17日，意大利倫巴第大區Brescia Poliambulanza醫院的新冠病毒重症監護病房內，醫護人員正在治療一名患者

科學能否拯救

英國宣佈選擇“群體免疫”的公共政策來對抗疫情，此言一出，全球譁然。未戰而退？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陳錚鳴教授告訴本刊，“群體免疫”事件是一個“表達不當”造成的溝通事故。科學家們出面解釋，“群體免疫”是可能出現的結果，而非手段。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在媒體發文：“（群體免疫）不是政策或目的。”

“如果你一定要強行壓制（suppress），疫情會反彈——在錯誤的時間反彈。”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倫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向BBC如此解釋英國初期抗疫思路的核心。背後的假設是，畢其功於一役地消滅病毒已經不可能，只能打持久戰。

王璐告訴本刊，她和家人並不擔心。王璐是英國中殿律師公會（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the Middle Temple）會員，熟悉政府冗長的立法過程，丈夫是劍橋大學數學專業畢業的英國人，夫妻二人解釋政策變化：“前期立法相對慢，也是因為各種法案細節的辯論，例如因為流行病的持續時間難以預測，法案的時效性也經歷辯論。”普通人感受到的，也並非法律的變化，而是立法通過後政府出臺的措施，“這又是一個過程。歐洲封城的時間都有點晚，我認為也是這個原因”。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大衛·賴特（David Wright）在倫敦度過了三月第一週，他告訴本刊，能察覺到倫敦遊客明顯較少，但一切正常。與此同時，意大利正處於中國以外最大的疫情暴發的最初幾周。他從自己專業的角度有所思考：“為什麼英國對COVID-19的反應與歐洲大陸國家不同？與其說是英國曆史上對瘟疫的記憶，不如說是由於英國在二戰中的經歷所產生的文化態度。英國經歷了納粹的猛烈轟炸，很多苦難和犧牲，但英國最終倖存下來並取得了勝利。戰後英國文化凸顯了‘患難與共'的重要性，不該抱怨，也不應該‘反應過度’。英國人的座右銘‘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2月11日，意大利民主黨領袖、拉齊奧大區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中）出席在羅馬舉行的政治集會

在蘇格蘭愛丁堡洛錫安區，全職物業經理伊恩照顧著一家住有60位老人的養老院。這段時間，伊恩變成了“孤獨的工作人員”，他平時的同事，都因患有慢性疾病、懷孕等原因，被劃為“易感人群”，自覺隔離。3月17日，英國公共衛生部發布“易感人群列表”以來，伊恩成為這裡僅剩的工作人員。他告訴本刊：“所幸老人們都能獨立生活，所有隔離都是自願的，所以這有賴於我的勸說。一半以上的老人非常重視，但也有人認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出門冒險。每天都有人報名‘daily wave’，就是在街上走走停停，和窗邊的老人揮手致意，緩解他們的孤獨。”

縱使英國是現代公共衛生、流行病學的主要起源地，並非所有人都能氣定神閒，緊張情緒仍在醞釀。對於家住倫敦西南的小城伯恩茅斯的張蓓來而言，物資搶購帶來的焦慮是真切的。張蓓採購了兩週的生活物資，當地英國朋友卻告訴她：“超市都在搶購，至少準備三個月吧。”張蓓催促丈夫早晨去補貨，才發現超市8點半開門，在9點半之前只招待老人。之後又有幾十人排隊。下午再去，米、油、意大利麵，都空了。

3月16日，英國一改之前淡然面對疫情的狀況，約翰遜政府在隔離、檢測、停止商業活動等一系列方面宣佈收緊政策，到3月21日，英國政府宣佈關閉所有學校。

陳錚鳴教授認為， “政策在不同時間點根據情況不斷調整，持久戰需要考慮對民生的影響，就像一個天秤的兩頭，需要不斷調找平衡點。例如關校問題，關早了怎麼辦——很多家長是醫務人員、應急工作人員，他們如果留在家裡照看孩子，同樣不利於應對疫情。英國有很好的循證決策的依據，就是要不斷地研究、調整。”

“從80年代開始，英國非常重視的概念就是循證醫學，已經深入人心。”陳錚鳴認為，循證醫學的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試驗，轉化為根據證據做決策。天津中醫藥大學教授于斌告訴本刊：“在英國，循證醫學沒有留給醫生太多發揮的空間，決定權在於收集科研證據，遵循病例編纂的文獻指導，加之長期隨訪，制定針對的指徵，才做相應的抽血、CT、開出相應藥物等一系列診療。在英國行醫的方方面面都體現循證醫學的原則”。于斌曾在英國執業外科醫生多年，他還記得，有一位同事，為病人做CT檢查，但無相應指徵，這樣的案底會跟隨一生，被所有潛在僱主看見。

3月12日，一名中國乘客在法蘭克福機場候機

但于斌同時回憶，英國的醫療系統中，部分輕症甚至無症狀的病人佔用床位，醫生工作日的全班有12小時，其中有一半時間忙於文書工作，非常繁瑣。且低級醫生一年有3/7的日子無需工作，主任醫生每週只需工作20小時。于斌認為英國的醫療系統尚有潛力可挖掘。

表面上看起來歐洲各國之間策略不同，但陳錚鳴認為沒有本質的差異，都是依據模型做推演、匹配醫療資源和防疫措施，只是現階段疫情暴發情況不同而已。陳希說，“意大利率先暴發，所以不得不加入‘強行壓制’的陣營，按正常節奏，恐怕也屬於西方主流的‘軟拖派’”，打持久戰。認為已經不可能“消滅”病毒是西方科學家的普遍認識，只有且戰且調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流行病與現代世界》（Epidemics and the Morden World）一書作者米切爾·劉易斯·哈蒙德（Mitchell Lewis Hammond）向本刊解釋：“統計數字的使用，在20世紀初變得更為重要。今天我們用圖表上的曲線來顯示疾病傳播的速度。統計數字的使用，與洲際通信、疾病的細菌理論一起，共同創造了我們對流行病的現代概念。”

只不過，從來不存在著一個統一的“科學”——英國推出其策略後，英國免疫學會會長聯合多位知名學者質疑政府策略。英國的策略關鍵在於時機的細微調控，以取得收益平衡，但何為“好時機”？不同的數據模型有不同的結果。眼下，決策所仰賴的一些最基本的數據都還是不確定的，例如德國與意大利的死亡率相差達28倍，無論再怎樣消除人口老齡化、醫療水平的不同，這其中也一定有數據統計方式差別和誤差的原因。檢測方面，因為各國重點檢測對象不同，相關數據也差別較大。一些更根本的數據還沒有，陳錚鳴提出，要對社區內進行調查，英國正在嘗試將檢測範圍擴大至健康人群，因為只有把大量的感染後又自愈的人進入統計，才可能真正調查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模式。

3月18日，第二批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13人從上海浦東機場出發，準備奔赴意大利米蘭

風險社會

《大流感》的作者約翰·巴里告訴本刊，如果以新冠病毒再寫一部類似的書，他覺得最重要的章節現在還沒發生——幕布剛剛拉開。“病毒很有可能正在發展中國家悄悄蔓延，它們會以自己的方式顯現。”約翰·巴里說。對於中國和其他亞洲的發達地區——除了日本，巴里對於日本的數據十分懷疑——現在只是“開始的結束”，西方還沒到這一步，但是真正的可能災難會發生在第三世界。

現在統計上仍呈相對空白的非洲、東南亞、拉美，很可能因為檢測與統計的問題而被忽視。尤其是其中一些困境交加的國家，例如敘利亞，和疫情嚴重的伊朗和伊拉克有密切人員往來，但直到3月22日，才報告了首個確診病例。

一些國際組織開展援助，蓋茨基金會作為世界上資產規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會，承諾最高出資一億美元，主要用於加快疫苗、藥物和診斷方法的研發工作，以及加強對全球弱勢人群的保護。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告訴本刊，欠發達國家薄弱的醫療體系會是傳染病防治的巨大挑戰，基金會最擔心的也是非洲。“疫情在欠發達國家的暴發是肯定的，不可能只在歐美有問題，在非洲沒問題。抵抗新冠肺炎，非洲或許相對的‘優勢’是人口比較年輕化。”本次疫情，已經演變成全球危機。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全球化的不斷加深，便利之外，極大地增加了系統性風險。貝克認為，在前工業時代，災難被認為是同自然本身緊密相連的，所以，人類並不需要對災難負責。但是，現代社會的風險更多地同人類的決策相關。至於今天的疫情大暴發，陳希認為，“每一個政府都慢了半拍，每一個時間窗口內，都沒有解決問題。中國的預警首先失靈，但隨後採取了在人類衛生史上都堪稱非凡的舉措，留與世界機會，但世界未能抓住。美國在一月末停航中國，客觀而言很理性。但現在推算，美國的社區傳播始於2019年底，這種形勢下，停航後美國國內的隔離、檢測未能跟進。”

全球化發展讓許多因素的風險高度累積。劉士永告訴本刊，例如近幾十年快速發展的民航，其人員檢疫方面基本是空白——最多的手段不過是檢測一下體溫。類似的公共衛生風險因子不勝枚舉。一個薄弱環節失控，整個系統都要付出代價。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從不是單向的，沒有“好壞”之分，例如信息的交流溝通大大增進，但也有負面效應——“如今社交媒體的全球傳播高出SARS時期許多數量級，民眾易形成恐慌，不信任政府，搶購物資，最終透過輿論和經濟，影響決策。”陳希說。

李一諾認為，這要求對公共衛生體系進行重新定位與思考。對於新發傳染病的防治，人們不應受限於在醫療系統內部分配有限資源的思維，而要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量。雖然平日也不打仗，但每個國家仍然要保有精兵強將，人們對此毋庸置疑。類似的，我們也要建設高效的疾病監測系統。更何況其價值不僅僅體現在重大疫情暴發期間，即便在日常公共衛生工作中，疾病監測系統也能發揮重大作用，並不會“浪費”。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要預先投資——短期似乎看不到成效，但長遠來看卻有著極高的投資回報。此外，“病毒無國界，傳染病大流行面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建立多邊的迅速有效的國際協作和反應機制也是至關重要”。

疫苗研發正是這一矛盾的體現。初始臨床實驗投入較少，後期安全性、有效性、擴大測試、大量生產、監管，投入陡增。但往往疫情也隨時間平息，投資喪失動力，後期研發越需要投資的階段，越缺乏資金，最終不了了之。陳希認為：“人類的短視在這一領域淋漓盡致。如果當時人類能夠繼續研製SARS和相關冠狀病毒的疫苗，今天以此基礎改良，就不會措手不及。”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中，全球性危機的解決，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決。這次疫情中，拒絕協作的國家已經交了學費。陳希告訴本刊，檢測是美國命門，其決定疫情數據的準確性，之後所有的建模、分析、政策均以此為基礎。美國的一個失誤是——拒絕使用德國研製的成熟的檢測試紙，過於遵循本國標準，但自研的試紙直至今天仍有瑕疵，只能倉促投用，產量和分配始終短缺。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認為，本次新冠疫情會成為新的歷史紀元分界點——歷史會被分成新冠以前和新冠以後，具體意味著什麼現在還不清晰。哈蒙德教授則告訴本刊，從歷史的角度，或許不必太悲觀，“儘管它可能會帶來巨大的變化，但社會是有彈性的。危機之後，人們有能力恢復正常生活。例如，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暴發，伴隨其後的卻是‘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社會空前繁榮，文化充滿活力。”

現在總結經驗或展望未來，或許仍舊太早，眼下，全人類需要共渡難關。

在重災區貝加莫，當地報紙《回聲報》的訃告欄版面大量增加。2月9日，當天意大利全國通報3起確診病例，《回聲報》的訃告欄還不過一頁半，而到了3月13日，頭版後卻刊登了整整10頁的訃告。意大利人想要紀念每一個人，不僅僅是醫生、護士，還有普通人。報紙訃告上面有每一位新冠死者的照片、姓名及基本信息，還有子女親朋想對他們說的一句話。

在意大利剛剛“封國”的那段時間，喜愛歌舞的意大利人將他們平日裡的露天音樂會搬到陽臺上舉行。鋼琴、小提琴、小號的演奏，混雜著鍋碗瓢盆的叮叮噹噹聲。而現在，浪漫的意大利人也停止了歌唱。費德麗卡發現，和過去一個星期相比，“貝加莫安靜了下來，沒有人歌唱了。”取而代之的，是3月20日晚上8：45響起的教堂鐘聲。那一刻，小鎮上的人們都停止了自己的活動，為這次在疫情中離世的人們點上蠟燭，默默地哀悼。

（實習記者田鍾靈、孫一丹、印柏同對本文亦有貢獻；孟喬、王璐為化名；感謝藍江、劉波對本期封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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