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八年饉”，本地上年紀老人均能說出不少“故事”，本村如何，鄰村又如何？鄉間一般民眾很難對於整個涇陽縣進行全面描述，畢竟身邊事最熟悉，限於閱歷和見聞，要能對於涇陽縣年饉有較為準確的把握。由於時間愈久，人們對於周邊的細節失去會更多，沉澱下來的往往只是整個大區域的認識，到如今僅僅留下了兩個字“旱”和“餓”，往往多是一些個人的回憶，很難有理性或全面的認識，而且還免不了有張冠李戴的現象發生。故依據現發現資料，對於涇陽縣“十八年年饉”予以系統的認識，以期存志。
提起“十八年年饉”，先更正幾個說法：其一，年饉並非只有三年，根據民國保留資料，涇陽縣年饉始於1928年，止於1931，只不過1929年至1930年災象最為嚴重。1931年時涇陽縣群眾依然缺吃少穿，且有雹、霜等異常天氣為災，至到1932年以後，普通人生活情形才有所改觀；其二，該“年饉”的原因並非為三年少雨的大旱，更有人禍的原因，至於人禍，情形則較為複雜，有全國的大形勢，更有縣域內政治小環境。旱災只是誘因，而非最為重要的原因。
對於涇陽縣當時的災情，成立於1929年的西北災情視察團有較為清晰而全面的描述，他們於9月來到西安。蔡雄霆一路即視察渭河以北區域，來到涇陽看到“全縣災情，以東北為最重，秋黍半槁，收穫不足二成，道旁餓屍二具，尚未掩埋，中產以上，因無蓄歲，拆屋售薪易食者，十之四五，富家墳墓，悉被盜掘。”該描述曾發往上海日報，隨後行程三原、大荔一帶，又發回電文有以下描述：“道旁死屍屢見不鮮，將近三原，偶覺奇臭觸鼻，系萬人坑餓殍之腐化者，涇陽高陵等縣與三原大致相同，秋收不到二成，種麥不及十分之一，死亡及外逃者，平均佔各縣人口之半。”
（掩埋餓殍）
到1929年12月，陝西省賑務會（救災委員會）曾對全省各縣災情進行了一次統計，涇陽縣詳細數據如下：全縣總人口125190，處於極貧狀態下有65323人，次貧有33278人，兩者合計98605人，不在統計數內流亡者有5896人，餓死者達4529人，全家餓死者175戶（絕戶）。百分之五十處於瀕死狀態，非有外來救濟不能活命，另有四分之一的人隨時處於缺吃短糧狀態，為了活命人們拆掉房子賣椽檁等物以獲取些許錢物，以獲得殘喘片刻。部分人則是將眼光盯上自家墳地或是他人墳地，蔡雄霆看到墳墓被盜掘是普遍現象。1930年時涇陽士紳姚靄亭（張白姚人，涇陽災賑負責人之一）到陝西省賑務會乞救，也曾描述過有不少不肖子弟盯上了自家墳地，公開盜挖以獲取殯葬物品予以買賣，且已經形成一股風氣。當時報載涇縣北寶豐寺一帶有張姓不肖子弟挖掘祖塋6座，倒出骨殖，賣棺材板、磚石以獲取一些財物，嚴重影響當地衛生環境，造成極大疫情隱患，才被予以制止。
處於極貧狀態下的災民，無以為食，曾為牲口食物的棉油渣或菜油渣都成為美味的食物，涇陽縣域曾榆樹遍地，也很快被剝光樹皮，軋磨成粉變成食物，至於田地野菜亦被群掃而光，即便如此還不能填飽肚子，難耐之下，悲劇接二連三發生。最為極端事例有殺掉自己孩子，然後自殺，如裡夏村裡嶽文，上吊、投井自殺者以求徹底解脫者也屢見為鮮。視察團看到的農村猶如地獄，草叢中隨時可以發現破爛衣服與零亂骸骨，十餘里發現不了人煙，只有斷垣殘壁與瓦礫荒墟。
(剝食榆樹皮）
對於災民來說1929年冬迎來了一個最為嚴寒的冬天，從12月中旬起至1930年元月，連日降雪，深達六寸，未待消融，又始降雪，反反覆覆四十多天，難得見日，溫度更是抵得可怕，凍裂雞蛋，凍死牲畜，取火之物價格奇高，“木柴每百斤價三元以上，木炭每百斤價十五元，煤炭每百斤價七元左右。”酷寒對於瀕死狀態下的災民，更如一道道催命符，拆屋賣房之饑民無處安身，轉徒乞食於各地，成為餓殍路倒，每日十人、數十人死亡。據西北視察團報告“一月內全陝死亡已數十萬人”，賑會用於卷埋蘆蓆都為之緊缺，難以為繼。涇陽縣賑務公會1930年致電旅平陝災救濟會電文說：“饑饉兵劫，以渭北涇陽為甚重，災民居無屋，食無糧，掘草充腸，往往瀉痢致斃，去冬雪深數尺，缺衣乏薪，凍餓死者甚眾，入春以來，孑遺悉相牽乞食，死亡枕藉。”1929年秋十二萬五千多人的涇陽縣現在已成了“十萬殘喘之眾”，村裡老人還有記憶，埋不起的往往在崖壁上挖一窯，然後封起來，後來死人太多，還有不少絕戶，為圖省事往往將其房屋以泥土封堵。
由於死屍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從1929年冬季開始就發生了瘟疫，疫病加上飢餓，瀕死之人抵抗能力更差，死亡之人尤多。1930年9月涇陽縣長邵鴻基、建設局長馬嗣融帶領義賑會西北賑務主任美國人貝克、挪威工程師安立森等人到涇陽西北嶽家坡考察引涇施工情形時，發現數十里長的路上沒有車轍，趙家溝、岳家坡僅只有衰邁者三四人（身體健康者多外出逃難），一片殘垣斷壁，村中餓斃者多被封堵於窯中。眾人所帶糧食不足，縣長親自尋找，經周邊數村，僅得粗麵5斤，由此可見農村的破敗及民生之苦。當時為了能夠避免瘟疫傳染給修渠的民工，華洋義賑會與朱子橋（涇渠極力促成者之一）商洽，“遷埋各村浮厝死亡難民，並消毒，以利各縣民工住宿。”安立森後來回憶1930年10月間有一個情節，蔣超教授譯文如下：“我們岳家堡遭受嚴重饑荒，靈床上躺著36具屍骨，我們拿不出棺木葬他們，‘離家時只用席子一裹了事，現在已經時隔一年了。我們現在來懇求大人大發慈悲，工程師們前幾天買的楊木已經從王橋運來了，許多已經鋸成了板子，大人能賣些板子給我們打些薄木棺材嗎？這樣這些遊魂就能夠入土這安了，從此也不會再搔擾村子了。’最後華洋義賑贈給了岳家坡村民一些楊木板子，做成了棺材，三天後舉行了集體葬禮，一座座新墳現出在村子的南邊。”
1929年冬季無雨，麥子沒有下種，1930年還是無雨，春耕在即，涇陽縣還是沒有下一點雨，乾旱土地使人們處於絕望。到了五月份，下了一些雨，村民們只能種一些綠豆，擺在人們面前實際情況是既無種子，又無牲畜，惟有向陝西省賑務會、在外賑災或是慈善機關乞求賑糧。1930年春涇陽穀物勉強下種，至6月、7月遇雹兩次，損害較大。幸虧外省賑糧陸續運到了涇陽縣，本縣士紳官商積極組織籌措，開辦了粥廠，以平價糶賣穀物。華洋義賑會也在涇陽縣設了粥廠，雙方合作，資料上顯示涇陽粥廠主要設在縣城周圍，其中最大粥廠在原城隍廟（現涇陽賓館），其餘在四關，鄉下各鎮情況現無資料，亦然不明。涇陽縣計共散賑糧大米200包，面980袋，賑款33800元（1929年）。稍能讓人安慰的是，1929年4月至6月，陝西省（注：宋哲元主政）修繕龍洞渠渠首，採取以工代賑形式，活命無數；1929至1930年，華洋義賑會又以工代賑救濟形式，先後修築從咸陽至涇陽、涇陽至三原、涇陽至王橋木梳灣、張家山公路，緩解部分災民，使孑遺災民不至於餓斃路途。1930年10月間渭北引涇工程（涇惠）開始，涇陽西北情況逐漸得到緩解。1930年至1931年涇惠渠各段工程陸續開工，吸納大量無糧群眾進入工地，涇陽災情才有所緩解。
1932年時涇陽在經受“虎疫”的同時，又遇大範圍“黑霜”，導致麥苗及春季播種穀物棉苗死亡，補種作物於夏間又經較大範圍冰雹危害。直到1933年時，情況才漸有轉變，在八、九兩月又經暴雨，莊稼屢受危害。1933年10月上海明星公司到張家山拍攝外景時，途經王橋社樹時，由於當時倉促，通知不及，晚間休息於該村水利會館，涇惠渠管理局孫紹宗到村中借糧時，也僅得小米數斤熬粥以食，並無蔬菜等物下飯，以當時社樹村中富戶猶不能招待，可見農村凋敝到何種程度。
“十八年年饉”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單從人口損失來講，有人說整個陝西餓死是250萬，或說300萬以上。據陝西賑務會統計，在1929年冬季死亡人口就有250萬的說法，更何況經歷了嚴酷的冬天之後。流失逃亡外地的，僅被販賣婦女就有人說達到40萬（也有人說不足），具體數值無法弄清楚。對於涇陽而言也是一筆糊塗帳，1930月12月涇陽賑務分會姚藹亭曾說涇陽死亡有6萬，數值似乎有些大。涇陽縣災前人口不足13萬，災後沒有看到統計結果，所謂“十室九空”、“數十里無人煙”只是一些文學性描述，姚藹亭統計、調查餓死6萬之眾，有很大可能是將逃亡的人口也計算在內，或者為了引起陝西省賑務會的重視有所誇大，但綜合考慮民國時期涇陽受災情形，尤其是以西北視察團電文分析，涇陽縣應該是陝西省受災最為嚴重的縣域之一，當年就被編為“甲類”地區，按一般常理來說涇陽縣應該不會成為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它畢竟還是可以得到些許龍洞渠水源，在歷史上也是商賈眾多的地方。
涇陽縣素為富庶之區，何至於民國十八年前後成為如此情形，原因很多，一般人目光多注重自然氣候，即三年無有效降水，尤其是需要雨水之際，往往無雨，麥谷等莊稼無法下種。不需要之時，卻連日降雪，再加上霜雹等災害性天氣，導致農業三年六料全無收成。氣候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人禍卻是加劇災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大略分以下方面予以敘述。
1、從大環境上說，自1927年開始涇陽遭受連年戰爭，劉鎮華在圍攻西安市時，涇陽作為渭河北岸重要的重鎮也免不了被燒殺劫掠，縣城被圍了幾個月，雖然沒有被打破，但周邊的鄉村卻被點火波及；1928年駐軍張九才（田玉潔部下）收留甘肅下來反抗馮玉祥的部隊，又被宋哲元所屬圍攻數月，最後城破張九才受傷而死，亂兵進入後商民被搶掠一空。連續兩次圍攻縣城的戰鬥基本耗盡了涇陽民力，對於自然災害基本喪失了抵禦能力。1930年西北民軍、入關南京部隊又兩次進入縣城，又行搶劫，安立森認為是馬鴻逵部下，他描述說：“一個騎馬和步行混合的部隊從縣城出來，彷彿要運走涇陽縣所有財物。每一個士兵，無論是騎馬、騎驢或者步行，都滿載戰利品，想盡各種辦法攜帶物資。幾乎所有的馬背都坐有女人：無論是他們自己的或是搶來的沒有告訴我，我們也不敢問。”
從1929年末到1930後半年，西北軍聯合山西省閻錫山開始和蔣介石爭奪中原地區，當時正是陝西省最為困難的時期，也是涇陽遭受災害最嚴重的時期。涇陽要供應西北軍的戰時軍需，每月數萬元的戰爭開支，如山一樣深重地壓在涇陽縣地方政府的頭上，普通民眾只能忍受，該死的戰爭無論誰勝誰敗，一般民眾只是期望戰爭儘快結束。
2、涇陽縣長和他的“土匪兄弟”。1928之後涇陽縣長孫國慶絕對是一個涇陽必須記住的人物。在賑災期間由於貪沒賑款、賑濟不力被商紳告到省賑務會，而省府派下來查賑人員，不知吃了縣長的什麼藥，向省賑務會彙報說：“晤縣長孫國慶會商遵照辦事綱要，詳為確查，分會辦過平糶施賑施粥各事，皆系核實，並無上下其手等弊。”有無弊案不好說，但孫國慶在30年初離任之後，《西北文化日報》1931年11月6日將孫國慶的嘴臉揭露無遺，該人在涇陽為政過程簡直可以寫成一本小說，記者撰文控訴孫國慶與涇陽縣河南客商張廷臣結為弟兄，每月從土匪劉君瑞處拿到兩千元好處費，使得涇陽東北為西北社會治安奇差，搶劫拉票成風，無人治理，並指出“本縣土匪，潛滋暗長，蔓延至今，而不能斷其根株者皆孫國慶之賜也。
”縣長如此，縣屬機關他人更是如此。上文所說張廷臣最初為匪，後來被孫國慶收編，又任橋底公安分局長，帶領一幫兄弟在縣內搶劫，後在1931年為縣民馬駿惠控訴，張廷臣一度潛逃躲避風頭。還有建設局長馬嗣融，1930年修葺從咸陽至涇陽公路期間，行貪沒之事，虛開多報，僅修石渡南側石橋（該橋為當時咸陽至涇陽必經之道）貪汙180多元，另有300多元帳務交待不清，該局長1931年事發逃走，影響極壞。涇陽縣政要為官貪財，處處盤剝也在人為加重饑饉程度。
3、戰爭阻隔交通影響賑災進行。災荒到最關鍵時期，天天飢死人數成百成千計。朱子橋與華洋義賑會及其它慈善團體在我國東北、東部所籌集賑糧，竟然因戰爭關係難以運進陝西受災各縣。1929至1930年陝西《新秦日報》數月之間有數十次的報道對於各軍閥扣運賑糧進行譴責 ，軍閥們念著同樣“三民主義”，卻因著利益的爭奪而置陝甘兩省千萬災民性命於不顧，戰爭結束以後，很少能看到懺悔文字，其姓名也應該被陝西后人們記住；即使沒有戰爭，賑糧要進入陝西也極為艱難，陝西與河南、山西交通極為不便，公路或因戰爭或因年久，多年塌圯破壞。當時火車只通到河南靈寶，再向西大路由於沒有汽車，只能發動人民群眾以手推車運輸，十分不便，糧食週轉非常困難，交通艱難也無疑加深受害程度。
綜上所述，“十八年饉”給我們今天人們留下的應該不僅僅是荒賑問題，考慮年饉也不能只從氣候角度去陳述，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更多的折射當時社會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人為”造成的災難。當年陝西省內、外有責任感的慈善人士，之所以強調氣候原因，在中外各大媒體上進行呼籲賑濟陝災，實在是災荒之年不便明說，而非人們理解的自然災害而已，涇陽縣情況可以說是整個陝西的一個縮影，並非是獨立存在的個例。
1、《新晨報》1930年5月5日第3版
2、《京報》1930年7月17日第6版
3、《陝災週報災賑紀實》（1930年12月（全國書報索引））
4、《新秦日報》
5、《益世報》1929年3月15日3版
6、《西北文化報》1935年7月24日第5版
7、《民國賑災資料彙編·四編》 中國國家圖書館
8、《陝災述略》 1931年 于右任
9、《陝西水利之興起》 1947年 段惠誠
10、《老龍王》 安立森著（蔣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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