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ens（頭條青雲獲獎者 優質攝影領域創作者)
面對這場全球性災難，有人在風口浪尖呼喊，也有人在泥潭中冷靜記錄。
《紐約書評》收錄了來自4個大洲、12個國家的的19篇“作家疫情日記”，當中各有側重，但都引人思考，加在一起大約兩萬字，需要你耐心讀完。
但是它們都很值得一讀，因為這些作家記下了來自世界各地此時的景象，可以幫我們打破時空侷限，看到稍遠一點的黑暗與光亮。
1
“如果不是恐懼和恐慌，到底是什麼驅使這麼多人戲劇性地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
座標：韓國釜山，約書亞 · 亨特 2020年3月22日
2月份第一個星期快結束的時候，我醒來時聽到手機發出熟悉的嗡嗡聲——它爆發出一種獨特的噪音與震動的結合，讓我立馬想起了日本地震的移動警報，之前我在那兒做了幾年的駐外記者。在這種情況下，嗡嗡聲預示著另一種災難：Covid-19 病毒感染。
第一次聽到那個聲音是令人沮喪的，但在之後的幾天裡，不斷的警報聲緩慢出現，幾乎令人感到安心：那都是偶爾發出的噪音，和穩定且巨有破壞性的病毒節奏毫不相干。當時中國已有超過5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如果說那個嗡嗡聲代表著什麼的話，那就是 Covid-19 在韓國還沒有找到“前進的動力”。
然後，在2月18日，這些斷斷續續的警報便開始源源不斷、近乎憤怒地爆發出來。在釜山以北的一個城市大邱，一名新天地教會（Shincheonji Church）成員的病毒檢測呈陽性，她在教堂和自助餐廳就餐時感染的數十人隨後又感染了數百人，這些人又感染了數千人。幾天之內，警報頻頻響起，以至於噪音都消失在日常生活的背景裡，就像夏天的蟬鳴一樣。
3月17日，首爾陽地醫院的院長站在新冠檢測點的棚外
我很快關閉了這些緊急通知，但那時整個城市的面貌都是一個警告。在雜貨店，入口處張貼的告示提醒購物者，幾天前有一名感染者來過這家店，任何在這個特定日期來過這家店的人都應該接受檢測。
幾乎所有人出家門時都戴口罩，除了藥店和雜貨店，大多數商戶都空無一人。當我冒險去附近的一家餐館拿外賣的時候，我得把現金通過一個透明的塑料布上的一個小洞遞給他，這塊塑料布從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之後，我用入口附近桌子上的消毒液清洗雙手，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用了放在電梯裡的一瓶消毒液洗了手。
這種對正常生活的顛覆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而且幾乎沒有什麼來自政府的推動。都不需要強制實行宵禁或封鎖。我也幾乎沒有感覺到人們在害怕。如果不是恐懼和恐慌，到底是什麼驅使這麼多人戲劇性地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我認為答案很簡單：信息。
韓國政府在2003年致命的 SARS 疫情中吸取了許多慘痛教訓，並對 Covid-19 在大邱的進展展開了迅速調查。隨後的一系列政府病毒測試，使調查人員能夠迅速識別和隔離感染者，並篩查他們身邊接觸的每一個人。政府沒有告訴公眾應該害怕什麼，而是製造了一個穩定的數據流，告訴他們如何保護自己。
幾周前，當我離開釜山去東京工作時，情況已經大為改觀，以至於離開韓國都讓我感到不安了。但是這個工作任務很重要，於是我打開了手機上的緊急提醒，登上了飛機。到目前為止，日本的行動速度似乎已經超越了病毒，但由於缺乏廣泛的測試，一切都很難說。現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那熟悉的聲音。
2
“我甚至沒有對這一切感到愚蠢的資本。無言以對。”
座標：愛爾蘭都柏林，安妮·恩賴特 2020年3月22日
3月12日，也就是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向全國發表講話的那天，我正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朴茨茅斯進行一場新書巡迴宣傳活動。那時的我決定離開愛爾蘭，奔赴已經有6例確診的紐約州。我中招的可能性，感覺還不小。
很快，情況在我的旅途中發生了變化，但變化也沒那麼大。我對新罕布什爾州一名得知檢測結果呈陽性卻還參加“聯誼派對”的那名男子無感。但我的家鄉都柏林傳來消息，因百健公司（Biogen）在波士頓舉行的會議和數十起確診有關聯之後，有人敦促儘快清空其在都柏林的辦公室，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朴茨茅斯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早上，我要去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參加讀書會，那裡離出現確診的波士頓會議酒店有四英里，所以我感覺很奇怪，總覺得自己走錯了方向。
參加完讀書會後，我回到酒店，毫無波瀾地看著特朗普的演說，在漫長的四十分鐘過後，我才意識到，他的立場從不斷否認，變成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武斷排外的行為：他剛剛禁止了所有從歐洲到美國的旅行。我當時還不知道，他說的“歐洲”並不包括英國和愛爾蘭這兩個講英語的國家，也許在他看來，這兩個國家還不夠“外國”。我拿起我的歐洲護照，走進一間酒吧，點了一杯葡萄酒，在筆記本電腦上查找飛往愛爾蘭的航班，一隻耳朵關注在電視屏幕上，另一隻耳朵留意著我旁邊三個同樣坐在高凳上的陌生人。一對當地夫婦和一個獨自行走的女性旅行者；他們聽到這個新聞後馬上暢談起來，都有著各自的觀點。我記不清這些觀點都是什麼了。
3月12日，在特朗普禁飛歐洲航班後，一名旅客走過空無一人的法國航空櫃檯
他們的談話似乎不僅可以放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其實也屬於另一種世界模式——在那種模式下，人們認為自己的意見很重要。 我是以寫字為生的，但那一刻起，我感到很難下筆，無論是描述還是分析。我很難去理解他們了。但我理解觸摸、呼吸和接觸的含義。我也明白此刻機票的含義，於是在特朗普發表演說的第二天早上，眼睜睜看著價格上漲的我，馬上訂了一張票。然後我驅車去了劍橋，左轉奔赴洛根機場。我理解‘家’這個詞的含義。”
我仔細思考過那些數字，彷彿它們真實存在，言之有物那樣——但我忘記了人們必須先收集它們。美國當時沒有對人進行測試，因為美國重視私人醫療而非公共衛生。這就是為什麼數字很低的原因，因為特朗普說，“我喜歡這個數字就保持在原位”。我甚至沒有對這一切感到愚蠢的資本。無言以對。
3
“如果這個病毒引發更多殘忍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驚訝嗎？”
座標：紐約布魯克林，瑪德琳·施沃茨 2020年3月22日
我一直是個不情願騎車的人，但是週一晚上，我從我住的布魯克林市中心騎車到了曼哈頓上城區，我媽媽說她們那兒下載 Skype 遇到了麻煩。路上空無一人。兩個金融街兄弟商量著去拜訪“在南海灘的尼克他姑姑家”。一些慢跑者戴上AirPods，躲進了他們的世界。街上看不到小孩。
在3月18日，一名戴著口罩的騎行者穿越紐約威廉斯堡大橋
曼哈頓西邊連著上千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公寓，其中大部分都建有面向河流的大玻璃窗。我沒有在那些窗戶上看到一張臉。在第34號大街，我伸長了脖子，想去看看一家豪華購物中心裡的棚屋（The Shed），那是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資助的表演藝術空間。我突然想到，這個地方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臨時醫院來用，頂上價值2700萬美元的天窗也能讓陽光普照。(第二天，彭博社承諾向新冠病毒救援工作捐助4000萬美元。) 在西區的60街附近，一輛聯邦快遞卡車沿著以前被稱為特朗普廣場的道路行駛。
自今年年初以來，我一直在編輯一個網站，其中包含2020年美國以外的所有選舉相關的新聞報道。在過去的幾天裡，一些作家發郵件不情願地退出了：他們國家的選舉被推遲或延期，有些還是無限期地延遲。給出的原因都是新冠病毒。我們看到了一些，歐洲各地警察對未經許可就出門散步的公民，處以罰款的照片，與此同時他們的醫院則抱怨人手不足。
《華爾街日報》稱，並沒有做太多救治生命測試的聯邦政府，正與數據分析和情報外包公司 Palantir 就新冠病毒相關監測，進行商談。我有個朋友最近被告知要回到中國去。
如果這個病毒引發更多殘忍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驚訝嗎？我們已經把它看作是世界各地增加極權主義的一個藉口。任何歷史學家都會告訴你：在瘟疫之後，會是大屠殺。4
“這種疾病傳播得很快；因此恐慌傳播得更快。”
座標：埃塞俄比亞拉利貝拉，安娜·巴登 2020年3月21日
我來到埃塞俄比亞，本是為了做些與遷移和伊甸園有關的書籍研究，並追溯我們人類的起源。我怎麼可能知道，我精心策劃了數月的這次旅行，會如此不合時宜，以至於整個世界都對結局焦慮不已？
我離開美國的時候，冠狀病毒病例似乎已經很好地“融入”加州和紐約，但是洗手液已經從商店裡消失了。我抵達亞的斯亞貝巴的那天，埃塞俄比亞確診了它的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
懷著一肚子的擔憂，我越來越多地去思考我們人類的起源，人與某個地方的關係的歷史，以及古代和現代的人類運動。 我待在埃塞俄比亞的第二天，在一個古生物遺址，研究人員發現了42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它比露西（注：Lucy，是在1974年被發現的，最有名的早期人類化石之一）的出現早了100萬年。我繼續前進到附近的智人化石區，那裡有可以追溯到16萬年前的遺蹟，路過的駱駝牧民用他們的卡拉什尼科夫俄式步槍遮住自己的手臂，詢問關於冠狀病毒的消息。在我過夜的那個蘆葦蓬所在的村子裡，婦女也會詢問消息。我帶著困惑睡去：我們的直系祖先，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赫託人都會因為什麼而煩惱呢？
3月16日，四名男子穿越阿法爾沙漠朝村莊走去，那裡到處都是可以追溯到420萬年前的化石
來自美國的消息是：我孩子就讀的大學直接過渡到了網上授課，學生們也不得不被迫離開宿舍。我開車向北行駛，路過了阿姆哈拉語警告非法移民危險的海報。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埃塞俄比亞人，試圖通過海路抵達阿拉伯半島和歐洲：大批人離開伊甸園的現象仍在繼續。我採訪了一些和我孩子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他們跨越亞丁灣來到沙特阿拉伯，被驅逐出境，甚至還有一些更年輕的人，說他們會再次嘗試跨越亞丁灣，還有一些人他們的朋友已在旅途中死去。 我聯繫不到我的孩子：我的美國手機在這裡沒有信號。我在路邊的一家旅館過夜時，那裡也沒有互聯網，旅館男侍者解釋說，為了抑制新冠病毒相關消息的傳播，網已經關了。
這種疾病傳播得很快；因此恐慌傳播得更快。政府已經確認了更多的 Covid-19 確診病例，美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也發佈了安全警報：在埃塞俄比亞的外國人遭到暴力襲擊，因為當地人認為是外國人傳播了冠狀病毒。在咖啡店裡，男人們通過手機觀看新冠病毒主題的單口喜劇。我開車經過一些城鎮，那裡的衛生工作者正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向過路人演示洗手技巧。所有學校停課五十天。在美國，我的孩子在朋友家受到照顧。
在拉利貝拉，有一位12世紀的埃塞俄比亞國王在山上修建了許多教堂，這周有十二名朝聖者死於一場公共汽車事故，我來到了一個被成千上萬身著白衣的哀悼者淹沒的小鎮。我的憂慮感覺突然渺小無比。然後我瞭解到，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唯一還在開放著的交通，即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究竟還能運營多長時間的國際航班。我本來應該待三個星期的，但是我改簽了，這樣就少了一個星期做研究的時間。我在驚慌失措下，試圖重新預訂更早回家的航班，但是網速太慢了。
能做什麼呢？我徒步前往聖瑪利亞姆教堂，那是一座近乎雕刻在海拔13000英尺懸崖表面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教堂比黑死病還要古老，比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猶太人大屠殺和原子彈轟炸廣島還要久遠。我思考著流行病如何揭露著我們的渴望和恐懼。我想起了人類糾紛不斷的整個歷史，以及我們如何在恐懼和未知中航行。我甚至開始想著重回此地的方式，但“回來”這個概念，已讓我感到令人眩暈般的虛無縹緲。
5
“我的想象力正好相反。我害怕所有看不見的東西。”
座標：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勞倫·格羅夫 2020年3月21日
這是我們在佛羅里達自我封閉的第七天。我們這個古老的社區，通常擠滿了騎著自行車或步行的孩子，現在卻怪異地保持安靜。我們站在花粉濃密的門廊上，和我們遛狗的鄰居打招呼。從一條人行道到另一條人行道的安全距離外，我們呼喊著關於災難、流行病、衛生紙和股票市場這些關鍵詞。這個地區的居民大多與佛羅里達大學有聯繫，並且也採取了極致的預防措施，
但是我們從那些仍然外出工作的人那裡聽說，這個地區的其他地方，幾乎與往日並無不同。我發現我不得不在清晨跑步，以避開那些聚集在公園草地上，將自己的肉體暴露在陽光下的歡快的年輕人。他們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不會對他們大喊大叫，讓他們注意保護自己。與此同時，我發現自己很有同情心；我們都害怕，這種我們能感覺到的不斷聚集的熱量，在一個星期左右就會消退。因為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被迫縮短行程，拉上窗簾擋住灼熱的陽光，過上陰暗的日子；我們只有在天氣涼爽的時候才會出門，無論是在清晨還是日落之後。流行病幽閉恐懼症就要來了。
作為一名全職作家，我的日常生活都是關在家裡的，對我來說，這次爆發帶來了令人焦慮的社交生活。作為讓我住在佛羅里達的交換條件，我丈夫做出了一個讓步，那就是我可以在早上直接工作，而不用處理、不必聽或者甚至不用理關於我小孩的事情。現在他們不去學校，我發現自己整天都有人陪伴，努力忙著讓孩子們都忙碌起來。我最近一直為鄰居家的孩子們，在谷歌視頻群聊裡主持一個每日寫作研討會。
我驚訝地發現，12歲以下的孩子很容易就能搞懂碩士生難以理解的想法。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會收到一群深受喜愛的作家發來的電子郵件，每個人都輪流發送自己錄製的詩歌，以鼓舞士氣。來自不同圈子的朋友每天在網上享受雞尾酒時間。我和兩位傑出的小說家在一個讀書俱樂部裡讀《堂吉訶德》。在孩子們放學回家之前，我的生活一般都是空空如也。而現在，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也許我是因為害怕失去，而過度厭倦了自己。
3月16日，佛羅里達州，當地社區中心設立在西棕櫚灘上的一個 drive-thru 冠狀病毒檢測點
有些人的想象力，僅僅會被他們所能看到的東西激發；我責怪這種狹隘的經驗主義，因為直到幾天前的晚上，公園裡人滿為患，酒吧里人員爆滿。我的想象力正好相反。我害怕所有看不見的東西。在我家的圍牆裡，我害怕眼前不存在的痛苦，害怕人們沒有錢和食物，害怕他們在肺裡的液體中淹沒窒息，害怕醫護人員在執行任務時生病死亡。我很為聯邦政府擔心，右翼已經如此有意地削弱它，以至於它不僅不足以幫助人民，而且還在積極地阻礙我們前進的道路。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地懲罰右派。我害怕離開家，害怕傳播疾病。
我害怕，這次的恐懼會對我的孩子們，對他們的想象力和他們的靈魂，造成不可知的影響。要想逃離這些恐懼的牢籠，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沉浸在其他人的世界裡，把孩子們拉近到我面前，沉浸在我正在閱讀的作家們的思想裡，並愛著電腦屏幕上家人和朋友的臉。坐在這個相對涼爽的清晨，聆聽那些剛從南美洲來的帶著木蘭花的鳥兒，知道這是我們將長時間享受的最後一個溫和的天氣，並儘量不去想即將到來的痛苦。
6
“為什麼有些人冒著生命危險在街上搬運貨物，而另一些人在四十層樓之上舒適地待著？”
座標：紐約城，克里斯托弗·羅賓斯 2020年3月21日
你如何能告訴紐約客，讓他們忘記賦予這個城市價值的那些文化、美酒、笑聲、食物和人們，而回到他們那狹小昂貴的公寓裡，獨自待著呢？風雪天或許可以做到。但是上週六，政客們只是含糊地警告，紐約人應該彼此保持安全距離，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從沒來過紐約的人給出的建議。
“我正在等待政府出面，說我們應該更加小心，”那天晚上，一名站在酒吧外的女子告訴我。到底誰才是荒謬的：是那個週六晚上去曼哈頓下城區喝酒的那個人，還是那個站在六英尺外戴著手套，對著他的受訪者嘴裡飛出的每一滴唾沫都皺眉的那個記者？
就在不到24小時後，政府發表聲明，稱關閉了學校、餐館、酒吧和各家文化機構。第二波恐慌性的購物接踵而至。男人們帶著羞怯的微笑，大聲拖著一箱箱的啤酒遠離酒館，喬氏超市（注：Trader Joe's，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蒙羅維亞的美國本土連鎖雜貨店）為了大家的安全，縮短了他們的營業時間。
3月17日，曼哈頓的時代廣場
現在，實質上的隔離已經進行了五天，我們這些坐在家裡的幸運兒，彼此間分享圖表，而這些圖表上是紐約與中國、意大利和伊朗的病例與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我給在弗吉尼亞州的朋友和家人發短信說：“我是來自未來聖誕節的幽靈，這不是個玩笑。讓你的父母務必呆在家裡。”以前常常讓我在購物中心為她開門的媽媽，突然打電話問我，問她是否可以和一個朋友一起散步，這個朋友曾接觸過一個檢測出 Covid-19 陽性的人。那天是“一個盛大的聚會” 。她向我保證他們會走在路上，相隔六英尺。我回複道：“請別這麼做。” 幾個小時後，我出現在一家雜貨店裡，把自己暴露在外面的世界，買了一些巧克力和新鮮農產品回家。
在平常的日子裡，我作為《哥譚鎮》（注：Gothamist，是一個關於紐約市新聞、藝術和活動以及食物的網站，由紐約公共廣播電臺創辦）記者的工作，就是從採訪、社交媒體和政府官員那裡獲取大量的信息進行綜合，然後把它變成可讀性強且好理解的內容。 但現在有太多的信息需要處理，而且幾乎所有的信息，都是有點滑稽的令人沮喪。護士打電話告訴你，他們的醫院如何不堪重負。在監獄裡有親人的人，描述內心的困惑和恐懼。穿著醫院長袍的人們在推特上發佈視頻，描述他們的症狀。你在服務業工作的朋友丟了工作。當地一家酒吧的老闆說，如果這一切都過去了，他們可能無法重新開業。州長告訴我，一切都永遠改變了。我自己會每天測幾次體溫，重讀體溫計薄薄的紙質說明，給自己一些掌控感。但我仍然不願意接受結果會更準確的直腸測溫法，現在說什麼都為時尚早。
關於散步能恢復活力的功效已經有很多文章在寫，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外面有陽光，有卸下堆積如山包裹的送貨員，或者還有騎著電動自行車，飛到街上給別人送食物的人。在上東區，一個男人坐在一輛奔馳車的方向盤後面，戴著太陽鏡、手套和口罩，等著他的乘客。
列車仍然叮噹作響地穿過威廉斯堡大橋。紐約城依然佇立。但是，這些同樣的景象可以讓人感到不祥，或者荒謬。為什麼有些人冒著生命危險在街上搬運貨物，而另一些人在四十層樓之上舒適地待著？公園裡的那些人現在真的在打魁地奇比賽嗎？操場上，孩子們在60華氏度的高溫中扭動著身體。這種感覺簡直是不祥之兆。我走上六層樓，在鑰匙上擦消毒劑，洗手，然後打開大都會歌劇院的免費播放窗口。然後被告知現在有太多的人想要訪問該頁面，我不得不排隊等候。
7
“在某種程度上，我擴展了我對痛苦的理解。”
座標：科羅拉多州丹佛，伊麗莎·加伯特 2020年3月20日
除了偶爾在外面散散步或跑跑步，我已經十二天沒有離開過我們的公寓了。我也沒去過任何一個室內公共場所。上上個星期天，我丈夫聽說幾個街區外的一所高中，有人檢測出 Covid-19 陽性；學校就在我們體育館的街對面，傍晚我去的時候，那裡擠滿了學生。我說，好吧，我想我們或許不能再去健身房了。我丈夫還有幾節寫作課需要親自上，所以每次離開家，他都會在超市停下來，買更多的東西。
即便如此，他還是擔心我們的食物不夠，所以星期一他早早起床，全食超市一開門營業的時候就去了。他回來時，明顯被這次經歷和恐慌的氣氛震驚了。商店裡擠滿了人，不時有人撞到他，所以他回了家立刻把衣服扔進洗衣機，衝了個澡。打開購物袋的時候，我很想哭。他沒有列購物單，因為我們不知道超市裡面什麼有貨。我感覺自己像是打開了美食節目《大廚斷頭臺》（Chopped）的籃子，裡面裝滿了各種奇異美食——野牛牛排、味噌肉湯、新鮮的大比目魚。我丈夫甚至想弄點番茄醬和備用的蛋黃醬。
烹飪是一天裡我唯一感覺正常的時間。我做了比目魚，並配上了一道咖喱，然後在上面撒上冰箱裡剩下的最後一點新鮮薄荷。第二天晚上，我做了豬排、燕麥和甘藍菜，第二天晚上，我配著剩下的豬肉，做了土豆泥。每天晚上都得想好要做什麼菜，從最容易腐爛的菜開始，並限制我從冰箱或食品儲藏室拿東西的量，還要反覆地加入殘羹剩飯或前幾餐的醬汁，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遊戲。我們吃得還不錯，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3月16日，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科威爾小學提供的免費午餐
去年夏天，我聽到作家克里斯·卡斯特拉尼（Chris Castellani）談論他的小說中的一個角色，是基於現實裡的一個朋友改編的。這個朋友每天都和他的父母談心，當人們問他為什麼會這麼做時，他會說“因為他們還活著”。在過去的幾周裡我想了很多，然後我開始每天和我的父母聊天。在今年我父母結婚50週年紀念日的幾天後，我母親就七十歲了，我們計劃今年夏天一家人去旅行慶祝，可能不得不取消了，但我們仍要等到最後一分鐘再說。我的母親是高危人群，所以我很欣慰，她正在認真對待這個病毒。不幸的是，我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仍然每天照看著病人。他覺得不能就這樣拋棄他們。許多病人已經上了年紀，有幾個人懇求我父親，在他們死之前千萬不要退休。今天父親終於同意，關閉辦公室兩個星期。
我相信，這個辦公室肯定會關不止兩個星期。 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斷斷續續的，無法形容的感覺——我無法給它命名，這大概是這種感覺最突出的特點。我不能確定，究竟是這個病的症狀令人困惑，還是說困惑本身就是它的症狀。 我覺得這種感覺擠壓在我的頭部，但也不是頭痛。也並不疼。我有時會說，感覺我的神經不好，就像《荒原》裡寫得那樣。但這是相當含糊的。我有時會說這很痛苦，因為這樣更容易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這就是痛苦——能夠描述自己的感受是一種安慰，而不理解會產生“元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我擴展了我對痛苦的理解。其中包括這種無法命名的全新情緒。
8
“我們可能會失去所愛的人 ，這些‘所愛的人’主要就是年邁的我們自己。”
座標：英國倫敦，伊恩 · 傑克 2020年3月20日
“通常人們不會把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說的話當真，但這次他可能有些道理，”我的朋友在本週早些時候寫道。他取消了自己75歲生日的派對。目前我們這些超過七十歲的人，都是自我隔離者。約翰遜說，我們可能會“失去所愛的人” ，這些“所愛的人”主要就是年邁的我們自己，以及一個大家現已很熟悉的短語——“有基礎疾病的人”。他沒有說“你們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要死了” ，大概是因為這聽起來太可怕了，太中世紀了，就像《第七封印》中的死神那樣。我不得不承認，約翰遜他自己的狀態看起來也不怎麼好。坦白說，他看起來也很害怕，不知所措。
當首相不應該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國王般的職業，他可以永遠運用他的諷刺和樂觀，讓他的臣民發笑。不可避免地，倫敦大轟炸的精神被喚醒了。在最近的一個新聞節目中，一位美國教授慷慨地表示，戰時英國盛行的隱忍品質肯定會幫助我們挺過這場大流行。當然了，美國人是“閃電戰精神”被灌輸和貼上標籤兜售的聽眾。漢弗萊·詹寧斯時長10分鐘的精彩紀錄片《倫敦可以堅持》的主要貢獻在於，它描繪了1940年秋天，普通人如何應對空襲的恐怖景象——老人們睡在防空洞裡，上班族在廢墟中艱難前行，美國廣播公司昆廷·雷諾茲“實話實說”風格的開場白: “我親眼目睹了倫敦人民的生死......我可以向你保證，倫敦城裡沒有恐慌、恐懼和絕望。”美國那時還沒有參戰。這部電影在十天內完成，然後迅速傳送到大西洋彼岸，在那裡為總統羅斯福安排了一場私人放映。據詹寧斯的傳記作者凱文 · 傑克遜，這部電影仍然是“少數幾部在改變歷史進程中起到一定作用的電影之一”。
1940年10月23日的倫敦，肯辛頓荷蘭大廈的圖書館在倫敦大轟炸中被一枚火焰炸彈炸燬
倫敦並不像電影裡描述的那樣英勇。倫敦市民很害怕：他們在8個月的時間內，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裡，遭遇了一場導致2萬人喪生的大轟炸，怎麼會不害怕呢？但不難相信，當時有一種更強烈的公共秩序感和個人剋制能力——這種行為在80年後似乎有所減弱。過去一週的恐慌性搶購讓英國超市的貨架空空如也（食品倒極為充足），貨架前還有人爭吵，同時店裡還引入了專門為老年人和不太健康的人準備的營業時間。至少對於某幾代英國人來說，他們會意識到，在病毒的新中心意大利，市民們的行為無可挑剔。他們只買自己需要的東西，在佛羅倫薩陽臺上唱著普契尼的歌，並招待他們隔離的鄰居。多麼令人羞愧啊。
這件事裡的最大謎團是，人們對廁紙卷的狂熱。如今這種紙卷被批量購買，而買家不是大型旅館也不是監獄，而是那些和我們生活方式差不多的人——他們也住在一幢房子裡，最多有兩個廁所。照片裡的超市手推車上，卻堆滿了這些東西；敗興而歸的顧客抱怨說，他們買不到廁紙，“不管是為了單純想用還是為了錢” 。
也許，一些關於私密困境的民間記憶已經被喚醒：1944年的廁紙大短缺。但自我隔離的一個明顯好處是，它能給你更多的時間去閱讀。本週，我一直在讀諾曼·朗馬特關於二戰時期平民生活的書籍《我們當時是如何生活的》，該書出版於50年前，我以前也從未好好讀過。朗美公司的記錄顯示，當時這種短缺已經嚴重到足以成為美國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問題，就連過時的辦公室文件都可以作為替代。一位薩里郡的家庭主婦說自己“厭惡走進公共廁所，和被問到是否需要紙張的那種侮辱”，“我總是儘量不去需要它，所以顯得很叛逆。”
在戰後的幾年裡，很多物資短缺的情況持續存在，甚至有幾次情況還十分嚴重，但廁紙都不在其中。我在一個供應充足的家庭長大，不像我妻子，她卻記得紐卡斯爾《紀事晚報》的紙張都掛在廁所釘子上。我們前幾天晚上還談到過這個話題：關於自我隔離的情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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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兒在幼兒園的朋友也即將康復，我們只是不知道得的是什麼病。”
座標：巴西聖保羅，瓦內薩 · 芭芭拉 2020年3月20日
就在上週，一種強大的病毒在我女兒所在公立幼兒園的孩童中傳播。她有兩個晚上都發著高燒，很多其他孩子都持續咳嗽，偶爾會嘔吐。（她二十個月大了。）但這些都發生在冠狀病毒在巴西開始本地傳播的前幾天，所以她的兒科醫生猜測，這是普通流感或類似的東西。此外，這裡的許多學校正在登記一些 H1N1和乙型流感病例，這些也是可能的。我最終也感染了。我們沒有做任何測試。
在那個時候，巴西已經登記了200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和近2000例可疑病例。但沒有全國性規模的隔離。
週一，當我丈夫去幼兒園送病假條時，老師不經意地提到那裡有三例確診冠狀病毒病例。他立刻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大家。我嚇壞了。我女兒顯然覺得這個詞很有趣，她不停地重複著: “Co-ona-visss! Co-ona-visss!” 同時還在客廳裡繞圈跑。（那時候她感覺好多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給學校打了電話。他們說這些只是可疑的案例。我們便待在家裡，就像我們最近一直做的那樣。我的丈夫要外出上班，真想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遠程工作。（他是市政廳的稅務稽查員。）
3月19日，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陽臺抗議活動中，總統亞伊爾·博爾索納羅戴著口罩的照片投影在建築物的牆上
在巴西，否認和困惑是當前官方應對這一流行病的策略。幾個星期以來，總統傑爾·博爾索納羅（ Jair Bolsonaro）一直在淡化這場危機；他稱對病毒的擔憂是“過度的”，並說“其他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比這個要多”。3月15日，總統在巴西利亞參加了一個支持政府的街頭集會，並無視醫學建議的“社會隔離”。他與支持者們握手並自拍。最近前往佛羅里達州的他的代表團中，有十五名成員的病毒檢測呈陽性。
星期二，我的幾個朋友不顧大家的反對，聚在一起打排球，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與此同時，衛生官員報告了巴西首例死於 Covid-19 的病例。到那時，巴西已有300例確診病例。但我們知道這些統計數據，是不可靠的：畢竟，幾乎沒有人接受過任何檢測。
星期三，我的朋友們決定再次打排球。簡直瘋狂。死亡人數上升到四人，全部來自聖保羅。市長下令關閉包括排球場在內的所有商業場所，但超市和藥店除外。我丈夫終於被允許在家工作了。我發低燒了。我女兒似乎恢復得很好。
週四，我得到消息，我女兒在幼兒園最好的朋友也即將康復，我們只是不知道究竟得的是什麼病。在巴西，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只有冠狀病毒出現嚴重症狀的患者才接受檢測。街道終於開始變得空蕩蕩的了。死亡人數: 7。拒絕面對現實的階段似乎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可以集中精力把自己和困惑隔離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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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待在醫院也是一種解脫，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座標：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瑞秋 · 皮爾森 2020年3月20日
今天在去醫院的路上，開始有人檢查我們的體溫。兩個穿著外科手術服、戴著口罩的女性站在連接員工停車場和醫院的天橋入口處，揮舞著額頭溫度計。“97.2（華氏度）”，她們告訴我。因為我懷孕了，我的體溫便比平均水平低一點。我繼續往前走，她們的一個同事（也戴著口罩）問我是否有發燒、咳嗽或者呼吸困難的情況，或者我是否在工作之外接觸過已知患有冠狀病毒的人。
我沒有。
這裡是德克薩斯州，我們很文明，所以我很感謝安檢人員的工作，其中一人說，“哦，我的天哪，謝謝你們！”另一個人問能不能摸摸我的肚子，然後她把貼紙貼在我的醫院徽章上，表明我今天已經做了篩查。
“沒事，摸吧，”我說，“我的手術服很乾淨。”我開始感覺到我兒子在踢我，但是在肚子外面是感受不到任何他的踢打的。即便如此，當這位女士撫摸我隆起的肚子時，她依然面帶微笑。
“這你的第一個孩子嗎? ”她問。
“是的，第一個，”我說。在我穿上白大褂走下天橋之前，我們都用了洗手液。曾幾何時，我覺得自己會討厭被那樣撫摸肚子，或者被盯著看，但是現在我很高興，在懷孕期間那些偶爾閃現出來的快樂時刻。隨著流行病正在蔓延，我們這些迄今為止賦閒的城市醫生也預感到，我們安逸的日子屈指可數了。聖安東尼奧是溫暖、潮溼的，但它不是與世隔絕的；新冠病毒也一樣會找到我們。
即便如此，待在醫院裡也是一種解脫，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兒科病房的護士仍然在和住院醫師爭論，哪個嬰兒需要靜脈注射；小兒胃腸病學家領著一群見習學生，不過自從醫學生被送回家後，他們的人數減少了兩個。患有黃疸的嬰兒在藍色燈光下休息，而在其他房間裡蹣跚學步的小孩，則因為流感而發抖。我們都有點擔心，那些需要複雜治療手段的病人——心臟形狀奇特的孩子，那些做了氣管造口術和餵食管的孩子，以及那些即使吃了所有該吃的藥，都會很快在地板上發作的癲癇病人。他們將如何經受住病毒的考驗？
3月18日，德克薩斯州阿靈頓市，州長格雷格·阿伯特在新聞發佈會上展示 Covid-19 測試試劑瓶
兒科病房常常會給人一種這裡是夏令營的錯覺，好像天空馬上就要破曉了似的。但很快，我們就會被迫提供其他服務——成人醫學、重症監護病房或任何最需要的醫學服務。我可能會因為懷孕而被遣送回家，也可能被召回。很多人都估計，死亡人數將在七月份達到頂峰，而那時我的兒子即將出生。 我將在這家我再熟悉不過的醫院裡分娩，然後，在我兒子出生的頭幾天裡，照顧他的兒科醫生將會成為我的朋友。
但是對於我所有在醫學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在重症監護病房和成人內科病房的朋友，在我們和七月之間還橫亙著多少痛苦？我們會重蹈倫巴第（注：Lombardy，位於意大利北部，是其境內確診病例最多的疫區） 的覆轍嗎？在那裡，估計有20% 的醫護人員已經被感染。還是說，這個國家能夠團結起來，為我們提供口罩、防護服、測試盒、呼吸機，不僅拯救病人的生命，也拯救我們的性命呢？
每家醫院都有幽靈般的地方，在佈滿空床的病房裡，那些死去的孩子會聚集在一起歌唱。但我不想讓他們的歌聲飄蕩在走廊裡，滑過我朋友們的嘴唇，噪聲充滿他們的胸腔。我希望我們都能活過夏天，儘管我知道，這可能只是一個小孩才會許的愚蠢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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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她都打算做一個美美的髮型。”
座標：希臘雅典，A.E. 史陶林 2020年3月19日
在二月底的時候，新冠病毒開始擴散，這裡的狂歡節史無前例地被取消。今年的3月2日，是希臘的“清潔週一”的週末，這標誌著狂歡節的高潮和四旬齋（注：Lent，天主教和東正教的齋戒節期，為期40天）的開始。(東正教四旬齋不是懺悔的聖灰節，而是以無肉清潔的盛宴開始，盛宴上有醃黃瓜、沙拉和海鮮，不時穿插著放飛的風箏。) 我丈夫和我，還有我們的兩個孩子，他們現在一個15歲，一個10歲，通常會離開雅典去埃伊娜附近的薩羅尼克島度過週末，我們在那兒還租了一個房子。我以為為了能舉行的大規模的遊行活動，島上可能會忽視禁令，像在帕塔拉斯那樣。但是島上很認真地對待著這件事。我女兒的寶可夢皮卡丘服裝，根本沒有從手提箱裡拿出來過。(我在商店裡放棄了一套兒童尺寸的威尼斯瘟疫醫生服裝。) 餐館依舊還在營業，有一隻風箏，孤單懸掛在空中。
週一晚些時候，我們回到了雅典，卻發現我家孩子的學校和一起 Covid-19 病例有了關聯，很快就要停課了。很快我們就開始學習網上課程——我兒子所在的高中班級挨個點名，而小學課程裡有著一系列的網絡小遊戲和家庭作業頁面——
都帶著那種的小雪天會有的無聊感，然後他們就在春天的陽光下去空曠的球場打籃球。兩天後，所有的學校都停課了。有人戴著口罩，拿著抗菌溼巾去跑步。當我的詩人朋友兼外科醫生約翰·特里普拉斯準備在他工作的公立醫院進行手術時，他發現所有的口罩都不見了——毫無疑問，這些口罩在黑市上火速賣光。不過幸運的是，好在院裡有位護士在倉庫裡私藏了些存貨。隨著焦慮情緒和病例數量的增加，我有點震驚地發現，我那88歲的優雅可敬但身體相當虛弱的婆婆，去美髮沙龍做頭髮了。回想起來，這也許是有先見之明的；因為髮廊第二天就無限期地關閉了。我婆婆曾經歷過德軍的入侵和饑荒，也見識過內戰和軍政府的陣仗，所以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她都打算做一個美美的髮型。 現在，就在希臘經濟開始好轉之際，電影院、酒吧、餐館、博物館、考古遺址，還有提供給遊客的季節性住宿都被關閉，郵輪也被禁止了。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的陸上邊界已經關閉，所有邊界對非歐盟公民完全關閉。飛往西班牙的航班停飛，其他抵達希臘的人必須自我隔離兩週。
所有宗教的教堂活動都暫停了，除了必要的活動——也就是葬禮還能進行，但那也只限很少的人參加。2020年3月16日，希臘雅典，舊城普拉卡的一家餐館外堆滿了椅子，該餐館在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關閉了15天
有傳言稱，下一步將會在國內實施旅行禁令，封鎖阿提卡通往鄉村和島嶼的海上道路。為了不被困在城裡，我們家於3月13日（那是個13號的星期五，13這個數字在希臘並不算倒黴，星期二碰上13號在希臘文化裡才算倒黴）逃走了，包括我們的兔子和貓，都重新回到了島上。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著大海，等待病毒的消失，最大的麻煩就是有一群野生的孔雀，以及上網速度太慢，網上課程就很卡。這裡的雜貨店還在營業，儘管一項新的法令要求顧客錯峰使用，不過我們已經儲備了些必需品：扁豆、豆子、意麵和葡萄酒。我們從雅典帶來了大量的橄欖油、牛奶和雞蛋；如果真到緊要關頭，我們認識這裡養蛋雞的人。
當然，我們地處偏遠也有缺點。在這場新的危機來襲之前，因為嚴酷的財政緊縮，雅典的醫院已經捉襟見肘，而這島上甚至連一個醫生都沒有。當島民去不了埃伊娜或比雷埃夫斯（希臘港口城市）時，他們依賴藥劑師提供關於動物和人類的各種醫療諮詢。
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生病了，我們還能回到希臘內陸嗎？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小島正好在限制用電，之後這種情況肯定會變得更加頻繁，我希望我的電腦能撐到用電恢復。我們的汽車昨天拋錨了，幸運的是島上的修理工認為，他依然還能訂到零件。如果我們不可或缺的處方藥用完了怎麼辦？我們還要在這裡堅持多久？就目前而言，野生鳶尾、溫柔海風、夜鶯啼鳴、迷迭香叢中的蜜蜂還有森林中的清新的氣息，似乎已經超過了那些風險。12
“這病毒的邪惡嘲弄和狡猾之處在於，它把所有這些提供愉悅和啟迪的神殿，變成了潛在的死亡陷阱。”
座標：英國倫敦，西蒙 · 卡洛 2020年3月19日
只有文學才能幫助我們應對當前的流行病——我們沒有個人經驗來指導自己。我們近乎徒勞地翻看了加繆和笛福的書頁，前者的瘟疫是帶有隱喻性的，而後者則是一個時刻周旋的巧妙敵人。但這次有點不同，
它更像一個透明的霧，四處留下它的蹤跡，被偶然拾起和傳遞，直到在老人和病人中找到理想的目的地，然後穩健又不偏不倚地將他們摧毀。除非我們把自己封在塑料袋裡，永遠不踏出已經消毒的家裡半步，剩下的我們什麼也做不了。作為演員，本能往往是去提供寬慰與解脫，向人們展示還有另一種選擇，提醒人們什麼是共有的人性，並讓他們開懷大笑。但關於這場瘟疫，最可怕的是，恰好在每個人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無法貢獻我們最好的禮物。劇院、演播室、音樂廳和博物館都關閉了。在英國，民族神話仍然是我們在二戰期間堅忍不拔的英雄主義，儘管這種特別的敘述大多時候是自欺欺人的，但在大轟炸期間和整個戰爭期間，偉大的鋼琴家邁拉·赫斯定期在國家美術館舉行午餐時間的音樂會。演員唐納德·沃爾非和他的公司，在英倫空戰的時候表演經典作品。1944年，當飛在空中的炸彈在劇院周圍爆炸時，勞倫斯·奧利維爾和拉爾夫·理查德森帶領老維克公司在新劇院表演；薩德勒的威爾斯芭蕾舞團，由瑪戈·芳婷和羅伯特·赫爾普曼主領，不顧英國遭到空襲，依然在全國巡演，翩然起舞。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邁拉 · 赫斯在她的國家美術館音樂會上彈奏施坦威鋼琴
甚至在我的記憶中，在我作為演員的一生中，在愛爾蘭共和軍一波又一波的攻擊中，劇院和音樂廳都是從未關閉的，藝術畫廊和博物館也從未關閉。現在他們都關了，無一倖免。這病毒的邪惡、嘲弄和狡猾之處在於，它把所有這些提供愉悅和啟迪的神殿，變成了潛在的死亡陷阱。我們所有人——演員、音樂家、詩人、特技自行車手、首席芭蕾舞演員、博物館館長、舞臺經理和大師級匠人——都感到如同擱淺般束手無策，無望做出任何貢獻。自從古希臘時代，戲劇的全部意義在於，無論如何都會有公民聚集在一起，提醒我們，正如莎士比亞近乎完美的描述，“我們並不是孤獨地不幸福”。恐怕首相約翰遜先生的每日新聞發佈會，和特朗普的全國講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讓我們期望，專業人士能夠接手的日子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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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不可預知的流行病，在個人焦慮和公民責任方面起了作用，還正在形成新的道德難題”
座標：南非開普敦，馬克·蓋維瑟 2020年3月19日
週二早上的8點45分，當我們的管家黛西·尼亞蒂走進我家時，她已經與上百人有了密切的接觸。其中包括：與她同住一間房的丈夫和她蹣跚學走的孩子；另外還有10個人，他們是她那戶其他房間裡的租客；她女兒託兒所裡的其他母親和孩子們；圍在她身邊排長隊等小巴車進城的12個人，還有擠在公車裡的三十個人；等她倒第二班車，往我住的郊區來時，情況也跟上面說的差不多。
說來羞愧，我在昨晚剛好看到一條推文，馬上就想到了黛西為了能來上班所需要冒的風險。那是一張成千上萬人擠進約翰內斯堡布利街出租車站的照片，都在等待著出租車能帶他們回到索韋託或其他黑人聚集的城鎮。對於這個場景，那位推特用戶冷淡地附文: “一百多人聚集在一起。”
前一天晚上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剛剛宣佈，南非進入“國家災難狀態”抗擊新冠疫情。禁令之一是禁止一百人以上的集會。
南非沒有流行病擴散，目前沒有。但是今天，已有116例確診病例（雖然還沒有死亡病例)），已經高於週一的61例。有一種觀念在鄉鎮中盛行，認為 Covid-19 是一種“富人才會得的疾病”，可以說這是種族隔離時期有關貧窮和疾病的觀念的奇怪倒置。當時政府利用“清除貧民窟”的謠言，把黑人趕出城市，並製造了種族隔離，這種隔離仍然使黛西這樣的人很難找到工作。
目前的局面是，像黛西這樣的人更有可能從乘坐噴氣式飛機的僱主那裡感染病毒，而不是從同行的巴車乘客身上感染。迄今為止，大多數病例都是出國旅行的人，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這種情況產生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因為大量人口的免疫力已經受到艾滋病毒和結核病的影響，而且衛生系統資源已經很緊張，在人口密集的鄉鎮和農村，也不太可能實現“社會隔離”。近一半的南非年輕人沒有工作，許多人生活在極其擁擠的環境裡，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
然後是我們國家另類的獨特歷史了。上週，一家本地報紙以“系開普敦 Covid-19 疑似病例”作為頭條標題，確認了該區域的“零號病人”（儘管沒有提到名字）。“疑似”這個詞，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懷疑，但在這裡更是如此。例如，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比多數其他非洲國家更受歧視：它開始於種族隔離時期，作為“同性戀瘟疫”和“黑死病”(後者在這裡是一個種族相關的表述詞)。
在中國，“社會隔離”是強制性的，但我們南非人都是 tjatjarig（這是一個擬聲詞，音為 CHA-cha-rikh），意思是“大嘴巴”和藐視權威——由於近幾十年來官方腐敗和效率低下，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自2018年大選以來，拉馬福薩這次向全國發表的嚴肅講話，第一次看起來像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已經面臨能源和經濟危機的南非人終於鬆了一口氣，因為管事的人正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但是，南非社會的本質是，除非我們自覺去做，否則沒有人能夠執行社會隔離的規則。因此，我們需要實踐另一個引以為豪的南非價值觀：ubuntu，它的意思大概是，“我”是因為“你”。
這場不可預知的流行病，在個人焦慮和公民責任兩個方面都起到了作用，還正在形成新的道德難題：如果我逃離這座城市，我會讓家裡的老人面臨危險嗎？我們應該什麼時候自我隔離？現在在家裡，我們正在仔細地觀察事態的發展，並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遵守規則。 黛西不用來工作了，但仍然會拿到報酬，一直到事情變得明朗起來。今晚，我和我的伴侶正在制定清潔執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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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學生似乎已經承擔起了這個歷史時刻的全部重量，痴迷地在他自己的疫病日記上撰文。”
座標：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薩拉 · 曼古索 2020年3月19日
在藥房裡，一個穿著灰色連帽衫、工裝短褲、人字拖鞋和昂貴的黑色空氣淨化面罩的年輕人，斜靠在維持人群秩序用的柵欄上，無精打采地在上面來回摩擦他赤裸的雙手，然後擦了擦眼睛。然後他又把手放到柵欄上去。面具使他的聲音變得模糊，藥劑師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我的編劇朋友會說，這個場景有點過分慘烈。
收銀員平靜地回答了我關於保險的複雜問題。儘管我向我的保險公司提出了抗議，我的藥丸在二十七天內就會用完。我有免疫缺陷，我有時會被鼻竇感染困擾，過去兩個星期內情況也不見好轉。在我心情好的時候，我想象自己在下賭注，賭到底什麼會先帶走我，我自身的免疫缺陷還是這個病毒。
當我問店員溫度計在哪裡時，他直視著前方，看都沒看我，就大喊一聲：都賣完了！
又一次，人生過於慘烈了。藥店裡的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都突然變成了一個極渺小的人。這是商店裡的每個人都在共同製作的電影，但是沒有人想看。3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10號州際高速公路上，廣告牌上大寫著 “洗手，保持健康，避開Covid-19”
我一直在思考那些隱姓埋名，或者被政府軟禁起來的人所寫的書。如果我不是突然開始在家教一個二年級學生的話，我自己可能也會創造關於這段時間的歷史記錄。這位學生似乎已經承擔起了這個歷史時刻的全部重量，痴迷地在他自己的疫病日記上撰文。他不想給別人看他寫的東西。他已經隱藏了一種複雜的情感生活。
松鼠和流浪貓每天都在街上到處亂跑，汽車和孩子們倒不見了。烏鴉一反常態地安靜。我兒子和我每天都能看到同樣的人和狗。我們保持著距離，穿過街道，穿過整個街區，但我們總是互相招手，我們之間這種共同的認可，也相當於一次友好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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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不會成為‘冠狀一代’，就像那些在大蕭條時期把錢塞在床墊下的成年人一樣？”
座標：以色列特拉維夫，露絲 · 馬格利特 2020年3月18日
週一，以色列全境封鎖的第二天，我帶著孩子們去了特拉維夫海灘，心想：“這不，也沒那麼糟糕嘛。”當我打開筆記本電腦寫這篇文章時，我甚至有點沾沾自喜，我注意到了空蕩蕩的道路，猶太人贖罪日般才有的寂靜。這也許會教我們放慢腳步。
不久前，以色列衛生部發布了緊急新令。從現在開始禁止去公園。海灘和自然保護區也要敬而遠之，博物館和咖啡館就更別提了，它們已經關閉好幾天了。每次散步時間也要限制在十分鐘之內：僅限一位家長和一個孩子。不能呼朋引伴。不能有超過十人的集會。除緊急情況外，不提供醫療服務。這是一個和我們的起居室差不多大的世界。
“今天要上幼兒園嗎? ” 我兒子在今天早上6點10分睡眼惺忪地問道。我告訴他不用上。“哦”，他想了一會兒後說：“我們今天要更換總理嗎？”我們可以稱這個問題是，一年內三個選舉週期，再加上一場全球性的流行病的結果。
對於一個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是被無法控制的巨大失敗所支配的男孩，你該如何告訴他這一切？3月18日，在以色列為抗擊 Covid-19的傳播，出於“非必要”的原因禁止居民離開家門之後，特拉維夫的一片空曠
每當我觸摸自己的臉時，他十八個月大的妹妹開始指責我（“不，不，不” ) ，我逐漸意識到，我確實經常摸自己的臉。她從哪兒學來的？在他們年輕的意識中，還有什麼是正在形成的？他們會永遠怨恨洗手嗎？還是怨恨待在封閉空間裡？他們會不會成為“冠狀一代”（corona generation），就像那些在大蕭條時期把錢塞在床墊下的成年人一樣？
新聞廣播裡充斥著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們的日程安排。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景象：世界末日的主角，在宣讀一個人一天中的瑣事。
早上8點半：去了耶胡達馬卡比街上的自動取款機。早上9點50：去了位於耶胡德的 Shufersal（以色列國內最大連鎖超市）。中午12點半：錫安沙拉三明治店。
前兩天，WhatsApp 上轉發著這樣一個笑話：“過好你的生活，就像每一天都會在社交媒體上被宣告那樣。”其他悲觀的笑話也在流行。
“星期六，如果天氣允許的話，我們將追隨37號和148號病人的腳步。”“建議人們不要擁抱或親吻。德系猶太人可以像往常一樣繼續生活。”“如果你感到發燒、頭昏眼花、汗流浹背——你會意識到，自己正困在家裡，和孩子待在一起。”
你懂的。
這種流行病給人帶來的感覺既是未來主義的，又是聖經式的，既是末世論的，又是完全日常瑣碎的。一些朋友利用這段時間，訓練他們的孩子上廁所，或者瀏覽 Netflix 所有紀錄片的內容。還有人建議說，你應該“帶著正念，在家裡走動”。至於我的兒子，他發現我們的書架一旦清空，就可以做一個能搬動他妹妹的梯子。
前幾天我看到了一張 NASA 衛星拍攝的照片。展示了中國的鳥瞰圖，沒有汙染帶來的巨大雲團。天空又變藍了。現在有些事情值得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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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他們振作起來，想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為我們冒著生命危險。”
座標：西班牙馬德里，米開朗基羅·莫拉多 2020年3月18日
我們現在已經是禁閉的第五天了。五天是個分水嶺：它是新冠病毒感染後出現症狀的平均時間。當然這不能保證什麼，但它是一種近乎迷信的慰藉，讓你可以堅持下去。自從西班牙政府命令全國人民把自己關在家裡兩個星期（原則上如此）以來，許多人，當然也包括我在內，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已經被感染了怎麼辦？
無線電廣播裡那個嚴厲的機器人聲音不斷重複著播報，如果情勢如此，我們確實不應該去醫院。醫院正處於崩潰的邊緣。許多醫生和護士都被感染了。重症監護室不夠，床位不夠，甚至口罩也不夠。每天晚上八點，全國上下的每個人都會把手伸出窗外，向醫護人員歡呼。我們想讓他們振作起來，想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為我們冒著生命危險。
但是在醫院裡，醫生必須決定哪些病人需要重症監護，哪些病人需要等死。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掩飾也無益。如果你在家裡生病了，你必須打一個電話號碼，希望他們會來檢查你，然後在醫院監控你。但是試劑盒件已經快用完了，而且他們說，電話線路一直忙得不可開交。所以我們知道，其實指望不上太多的幫助。
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至少有20個老人，在孤苦無助的情況下，死在了一家療養院裡。昨天，整個西班牙將近200人死亡。今天，至少還有100人會面對這樣的命運。我們以後的日子，預計會更糟。
我們家有三口人：我的妻子，我四歲的兒子馬丁和我。我們有足夠維持兩個星期的食物。我們還好。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和妻子都可以在家工作。一天內照顧一個孩子這麼多個小時，比我想象的要困難，但是跟我想象到的身邊人的一些困難相比，簡直不值一提。那些人也許和我住在同一個公寓樓裡。
3月18日，西班牙馬德里，瓦倫蒂娜在國會擔任接待員，在一場關於如何減輕冠狀病毒帶來的後果的辯論中為講臺
我曾經是一名戰地記者，所以宵禁和危險於我而言並不陌生，但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整個國家同時實行宵禁——也許整個地球很快也會實行宵禁——而且這種危險是非常微小、肉眼看不見的。在戰爭中，恐懼是嘈雜的。在這裡，它呈現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我很擔心，但沒有害怕，然而我對自己的預防措施嚴格到了迂腐的地步，因為我害怕讓別人也感染。流行病在這方面也很特殊：它們不僅威脅你的生命，也威脅你的良知。這就是為什麼我冒險到外面去，只不過是為了倒垃圾。
昨天，在我出去的路上，我偶然遇到了一個鄰居，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孩。我們都在一定距離處停下來，想辦法超過對方，同時保持建議的6英尺距離，但是我們做得太笨拙了，以至於我們實際上碰到了對方。這種接觸就可以讓人染上病嗎？後來我睏倦地躺在床上，對自己說，那是不可能的。我隔著毯子碰了一下我妻子的身體，感覺很溫暖。但好像太熱了？然後我就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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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媒體說有人在陽臺上唱歌時，我們笑了，因為我們周圍沒有人唱歌。”
座標：意大利米蘭，蒂姆 · 帕克斯 2020年3月18日
三月八日。這一切的開端是出於好意。我們已經克服了煩惱，這種米蘭所有讓我們感到生活充實的東西，都已經被關閉的煩惱。餐館、音樂廳、劇院和咖啡館。我的健身房。她的瑜伽館。我們在城市邊緣，欣賞著街道上一種全新的社區感。這是一種新的認識，尤其是在種族多樣的群體中。這是個好兆頭。我們知道，這種疾病的麻煩之處是，大約 5% 到 10% 的有症狀病人需要長期的重症監護，但能做到這種程度的地方很少。我們的責任是不生病，不成為負擔。
我們打算迎接持久戰。
畢竟，這和我們平常的一天有什麼不同呢？都是坐在家裡寫作，翻譯。
當媒體說有人在陽臺上唱歌時，我們笑了，因為我們周圍沒有人唱歌。
每次出門買東西，都要下載並打印一張表格，填寫信息和簽上自己名字，這似乎有點誇張。他們就不能相信我們很有責任感嗎？那就這樣吧。
當人們在超市外面排隊，彼此間被要求相隔數碼的時候，倒更容易理解，這樣一次只能進去10個人。我們後面有位男子偶爾挪動他的口罩，狠抽一口煙。我的伴侶一直在查看與吸菸有關的死亡人數來消磨時間：意大利每年8萬人。
我們在哪兒都找不到口罩。哪裡都沒賣的。 我們決定利用在家的額外時間彈鋼琴、看書、看電影。十天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不需要媒體也能意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性。
不斷加強的傳染程度，每天的死亡人數，教堂裡堆滿棺材的故事，重症監護病房越來越少。這無疑加強了我們留在室內的決心。
在疫情早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愉快的新社區精神，開始轉變為更有活力的愛國主義。公共廣播電臺播放國歌，邀請我們打開窗戶唱歌。我們的總理說，意大利是世界效仿的榜樣。 經歷戰爭的感覺，也不過如此。
與此同時，我研究了衛生高級研究院的數據。截至3月13日，共有1266人死亡。（意大利每年有63.3萬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約1700人。）到2503年的3月17日。平均死亡年齡將是：80歲以上。“兩名死亡患者沒有嚴重的病史。”大多數都有兩個或三個基礎疾病。
“但是，當他們沒有床位時，你想成為那個生病的人嗎? ”我的伴侶問道。“畢竟，你已經65歲了。”她來自意大利南部的塔蘭託，那裡是歐洲最大的鋼鐵企業 ILVA 的所在地，那兒的汙染水平令人無法接受，因此臭名昭著。她給我看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計算出在八年的時間裡，汙染導致了將近12000人的死亡。但 ILVA 太重要了，不能關閉。
直到新冠病毒出現。3月16日，他們決定關閉一半工廠，員工從八千人減少到三千八百人。
整個塔蘭託省共有十七例確認感染。
我想象著，又是待在家裡的一天，填寫表格，在超市外面排隊。我深愛的這個國家的天氣很好，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加里波第和復興運動的書。但是昨天，共和報說，警方指控近八千人”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走出家門”。生活
在這裡的四十年裡，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經濟受到打擊。社會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我覺得這些事兒都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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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識到，即便整個巴黎在疫病中淪陷，所有的藥店不幸倒閉，所有洗手液口罩甚至藥都賣完，依然會有一個麵包師在凌晨四點做麵包”
座標：法國巴黎，愛德華多 · 哈爾豐 2020年3月17日
今天是巴黎閉關的第一天，或者用法國人的話來說，這叫做被監禁。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透過窗戶，我可以看到一條完全空曠的弗勒魯斯街（大約一個世紀前，格特魯德·斯泰因和愛麗絲·托克拉斯在這裡接待了許多藝術家和作家）。沒有行人。所有商店的櫥窗都是黑暗的，所有的餐館和咖啡館現在都關閉了，桌子和椅子整齊地堆放在裡面。
直到另接到通知，從今天開始，任何外出的人都必須隨身攜帶一份正式的文件，名為《出行許可證》，經適當填寫和簽字，要聲明任何出行的明確理由。
只能有五種可能性：在家和工作地點之間流動；在授權機構購買必需品（如食品）的流動；由於醫療原因的流動；由於緊迫的家庭情況而流動，援助弱勢人員，或照顧孩童；有限的個人鍛鍊活動，以及寵物的需要。有人警告我們，如果是任何其他原因，都不能出門，但也不能不帶這份文件就正當出門。換句話說，想安全通行，就得像在戰區一樣。
3月17日，巴黎，為了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警察在嚴格封鎖後檢查公眾
閉關將在中午開始，所以，在還有最後幾分鐘時間的此刻，我決定最後一次趕到街對面的麵包房去。
玻璃門一直開著。地板上有很大的藍色十字架，是用強力膠帶製成的，直通向櫃檯。我走進店裡，踩在我的藍色十字架上，恍惚以為麵包店本身就是一個戲劇舞臺，而我們這些遠離彼此的顧客，正是踩在節拍上的演員。我慢慢地走到櫃檯前，櫃檯前擺著一長串的桌子，以便讓戴著手套、戴著口罩的員工與我們保持安全距離。
我給兒子點了一份法棍麵包和一份巧克力麵包，並對那位女士說，在封鎖期間，我會懷念每天早上去那裡的日子。她大聲嘲笑道，他們當然會在正常營業時間內一直開著。她對我說的話感到非常困惑，似乎受到了侮辱。於是我向她道歉，還遞給她一些硬幣。
當我走出去的時候，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任何仍然在他們的藍色十字架上站著的陌生人。我意識到，即便整個巴黎在疫病中淪陷，所有的藥店不幸倒閉，所有的洗手液、口罩甚至藥都賣完——但依然會有一個麵包師在凌晨四點做麵包，仍然會有巴黎人在胳膊下夾著新鮮的法棍走來走去，在那剛被收入囊中的法棍一頭，咬上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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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面不會拯救我們，但無論發生什麼，體面會讓這種完全改觀的生活，變得更容易忍受。”
座標：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阿納斯塔西婭 · 埃德爾 2020年3月17日
到了週四下午，已經沒了遊客的舊金山市中心變得更如幽靈般寂靜。在街角，不到一個月前還在排隊等著看基努 ·裡維斯拍攝他新一部《黑客帝國》電影的人們，現在正在把主機和顯示器裝到 Uber 和 Lyft 的網約車上；因為他們被告知要遠程工作。
在炮臺街一家關著百葉窗的 Illy 咖啡館的玻璃門後面，意大利裔的經理向我揮手，他的手上戴著一隻藍色的一次性手套，微笑中帶著歉意。這幾天以來，他那因疫情在佛羅倫薩隔離的父母，一直懇求他遠離人群。他們的願望似乎得到了實現。
在這個空蕩到奇怪的跨灣區換乘站，我坐上了向東去的公車，手中握著我們銀行同事送給我的消毒洗手液（也有可能會變前同事？）。我坐在駕駛員右邊的第一排座位上。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次下班騎車回家，但我想在這個春日裡，一覽舊金山灣的美不勝收的景色。
3月9日，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公主號遊輪路過金門大橋，駛向岸邊
橋上的車輛很少。我們花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到奧克蘭灣大橋的下一層，從那裡我可以看到一艘停靠在奧克蘭碼頭的白色遊輪，一架孤獨的直升機在它上空盤旋。“死亡公主號”，當我們駛下橋，開始迂迴前往奧克蘭時，司機這樣喃喃自語道。我鄰居的父母曾經在那艘船上；他們現在在特拉維斯軍事基地，等待測試結果。
我整個週末都在“這不可能是真的”和無數拷問自己的奇怪問題之間徘徊，比如是否要向孩子們解釋，至少要向我16歲的孩子解釋，如何申請人壽保險。我突襲了飛快就被洗劫一空的超市貨架，撿起了從來沒想過我會需要的東西，比如十二小袋包裝的斑豆或肥皂，突然覺得所有努力都是徒勞。如果說在充滿短缺的蘇聯經濟體長大教會了我什麼的話，那就是“你永遠無法戰勝供需失調的問題”：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什麼會消失，即使你僥倖猜對了，儘量節省地使用庫存，但最終也會用完。
唯一值得儲備的東西就是體面，這是我們回到那種“蘇聯生活”裡唯一的積極面，因為蘇聯幾乎永遠處於國家緊急狀態。在今天的美國，體面早在過去的四年裡受到了打擊。如今它可能意味著一些非常簡單的事情，比如不買最後兩塊麵包，不轉發末日郵件，即使身體健康也不出門。
明天，我們面臨的挑戰可能就不那麼簡單了。自從我開始寫這篇文章，包括我在內的六個灣區郡縣已經簽署了一份就地避難的命令。
體面不會拯救我們，但無論發生什麼，體面會讓這種完全改觀的生活，變得更容易忍受。編譯：Peanut Butter F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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