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剛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民眾該不該戴口罩”成為一個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話題。尤其是美歐等西方國家民眾，與以中日韓東亞國家為主的東方國家民眾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隨著美歐國家如今疫情越來越嚴重，大量人群被感染，一些西方人才開始對“新冠病毒面前即使健康的人在公共空間也應戴口罩”的觀點悄悄改變態度。事實上，對待新冠病毒和口罩這個問題已經摺射出一些人在西方文化下的固執與糾結。
3月30日，奧地利成為首個強制民眾在外出時戴口罩的西方國家。此前，該國對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民眾予以罰款。3月29日，美國知名智庫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 （AEI）發表題為《全國應對冠狀病毒：重新放開路線圖》的報告。這份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領銜起草的報告鼓勵民眾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因為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無症狀傳播是可能的。這些改變表明，在面對與以往不同的、更加“狡猾”的新冠病毒時，西方更多專業人士已經意識到無症狀傳播給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蔓延帶來巨大的可乘之機。最初，在不少美歐國家，由於固守西方文化下的傳統認識，“戴不戴口罩”甚至成了一個文化認同問題。相比之下，面對疫情的緊迫威脅，東亞人防疫戴口罩演變成一個常識性問題。形成這一反差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
首先，在傳統西方文化影響下，歐美社會對公共場所戴口罩有忌諱。西方在上世紀之初甚至更久遠時曾經發生致命的大流感及其他疫情，奪去很多人的性命。在那段痛苦的歷史中，不少西方人認為戴口罩意味著有病毒暴發，會帶來社會的恐慌。所以，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暴發，而歐美國家只有少數確診病例時，當地一些華裔為了個人防護開始戴口罩。但在歐美多地引起在街上及地鐵內會遭到當地人的白眼及粗言穢語，有的則人身面臨暴力歧視威脅。甚至，當時連少數西方人戴口罩出入議會等公共場所時，也受到歧視性對待。筆者的孩子在國際學校讀書，也曾遇到類似問題。要改變這種幾十年或上百年形成的認知和文化，確實難度非常大。
其次，對於接受新的認識和新的技術，東方國家顯然在這方面要比西方一些國家速度快一些。作為西方的美歐國家率先完成了工業化，成為發達經濟體並進入發達社會。但是在最近十幾年，無論是對待移動互聯網相關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幾乎都是中日韓等東方國家率先推動應用，美歐國家相對而言更關注新技術帶來的倫理問題。
而在公共衛生方面，東亞國家傳統上在流感等季節性疾病容易流行時，為了預防採取的第一個舉措就是戴口罩。這次疫情中，中國一旦行動起來，出門戴口罩就成為約定俗成的規定。東亞民眾從近代疫情經歷中總結出戴口罩的對策並沿用至今，尤其2003年的“非典”使得中國人一有預警大家都會馬上戴上口罩。因此，此次疫情開始發展較快的中國及周邊的韓國和日本，人們一旦在政府主導下開始動作起來後，因為公共場所戴口罩和其他一些隔離防控措施到位，疫情逐步得到緩解。
最為重要的是，新冠病毒不同往常，其中一個特性就是具有“偽善”的欺騙性，無症狀感染者看似健康，卻可以把病毒無聲無息地傳染給周邊人群。在接受這種新的認識後，更強化了東亞國家民眾通過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等防控措施，使自己避免被病毒感染。而面對這種不同以往的新變化，美歐國家一些人直到現在遭遇疫情嚴重擴散之後才稍稍有了一些認識上的改變。
第三，當然歐美一些國家官方也有出於避免引起口罩等醫療物資“擠兌”的考慮，建議把口罩留給醫護人員和確診的病患。美國衛生局局長傑羅姆·亞當斯告訴美國民眾停止購買口罩，以保留剩下的庫存。因為與患者有密切接觸，醫生和護士必須經常更換口罩，然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美國的醫用口罩等物資供應正在迅速減少。由於美歐國家在加工製造業方面如今已沒有優勢，所以在短時間內生產出數以億計的口罩等醫用物資，難度確實非常大。
總之，文化是可以改變的，因為人類文化本身就有受容和變容的適應性。通過這次疫情，歐美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西方文化也不應墨守成規，而應該放棄自我中心的那份固執，恢復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調適性本質功能，才能更好地維護民眾的生命和健康。▲（作者是獨立學者，沖繩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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