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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巴塞維奇 | 美國波士頓大學
吳淑華(譯) | 華南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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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美國疫情形勢加劇，一些美國政治人物屢試不爽地運用冷戰式宣傳，轉移國內矛盾向中國“甩鍋”。30年過去了，冷戰的陰影依然浮游世間，其歷史遺產又是否得到了真正的理解？美國波士頓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學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指出，當“勝者為王”成為常識，習慣了和平繁榮、沒有強敵且無人阻擋的美國，也在揮霍冷戰勝利果實的過程中喪失了憂患意識。直到特朗普上臺，才給政治精英們敲響了警鐘。而隨著疫情惡化，特朗普支持率反而上升，更逼迫精英們直面社會分裂。他認為，特朗普當政非但不是美國混亂的起源，反而是這個混亂時代選擇了特朗普，因為只有他說出了美國現實的真相，而大部分美國人還停留在冷戰勝利的夢幻中。他從全球化、帝國主義、自由主義、總統特權4個方面闡述了美國在冷戰後推行的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如何在無形中為特朗普當選鋪平道路，又如何為今天美國防疫背後的社會危機埋下了禍根。
本文原載2020年1月7日英國《衛報》（The The Guardian），由“法意讀書”編譯後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毫無約束的自由：
冷戰的勝利被美國揮霍一空
(Freedom without constraints: how the US squandered its cold war victory)
美國認為美式生活方式是人類的最終目標。但毫無控制的貪婪卻導致了一個不公平、分化的時代。—— 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
“如果沒有冷戰，作為美國人還有什麼意義？”小說家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筆下的20世紀末普通人“兔子”哈利·安斯特朗（Harry Angstrom）在這場“黎明前的鬥爭”結束之前拋出了這個問題。20多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在等待一個正式的答案。
的確，時間的流逝只是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疑惑。即使冷戰慢慢結束，厄普代克筆下的普通人卻感受到了一種失落。到了1980年代，冷戰已不僅僅是一種局面、一種環境，它已經變成了一種情緒、一種心態。
在大多數美國人眼裡，冷戰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事實，就像極地一定有冰蓋、棒球一定是美國最受歡迎的運動一樣毋庸置疑，它就在那裡，不會改變。所以，冷戰的結束殺了美國人一個措手不及，更是令那些參與冷戰計劃制定的人鉗口撟舌。他們把整個職業生涯奉獻給了這一事業，但這一事業卻突然消失了。而美國的國防安全工具（其本身即為反共運動產物）對此毫無準備。
從一個層面來說，冷戰的結果令人非常滿意。東西方這場史無前例的針鋒相對，也是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民主與集權之間的鬥爭。而“我們這一方”（譯者注：指的是美國）贏了。核戰爭被成功避免，自由主義贏得了最大話語權。而美國一向自認是自由主義的象徵。這次勝利是決定性的、壓倒性的、毋庸置疑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冷戰的結束卻導致了美國方向感的極大缺失。1987年，前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高級顧問喬治·阿爾巴托夫（Georgi Arbatov）向美國發出了警告：“我們要對你做一件極其惡劣的事，那就是 – 使你失去敵人。”
隨著蘇聯解體，美國不僅失去了敵人，還失去了理解這個世界以及自身所處地位的認知基準。
其實，冷戰使世界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和有序的狀態，儘管這一狀態並不完美，但也維持了數十年。然而，
共產主義的崩潰打破了這一狀態。在這之前，世界的運行具有目的性和可預測性；在這之後，兩者都消失了。
贏得冷戰後，美國遇到了彩票中獎者類似的問題：藏在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之中的，也許是一次深遠的危機。彩票中獎者一夜暴富，但要用好這筆錢卻需要審慎的魄力和正確的自我意識 – 可是當你夢想中的大房子、豪車、度假別墅突然變得唾手可得時，要繼續保持審慎和冷靜可不是那麼容易的。
同樣，冷戰的結束也給了美國人一段停下來思考的時間，而且他們所面對的議題比房子、車子重要多了。至少在理論上，他們應該在此期間對一些一階邏輯問題進行了反思，例如：自由到底是什麼？它允許我們做什麼？它又要求我們承擔什麼義務？哪些人、什麼事可以除外？
當然，1776年以前這些問題就已糾纏美國許久了，其答案也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然而，在冷戰的幾十年中，東西方對峙的迫切需要暫緩了對自由邊界的探索。除了處在美國政治邊緣的人以外，大多數國民接受了政府的說法，即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當務之急應該是保衛自由，而非拓寬自由的邊界。
如果你認為這說明美國人是順從的公民，那你就錯了。從被誤認為“順從”的1950年代起，直至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執政的80年代，國內危機和矛盾此起彼伏。觸怒美國人的議題有：公民自由、核武器競賽、無正當理由的戰爭、對藝術傳統的挑戰、左右翼的極端化、粗俗的物質主義，以及廣泛的貧困問題和種族、性別、性向等相關的一系列一觸即發的矛盾。然而，從始到終有一種觀點是被共同認可的，那就是：要共同抵抗共產主義的“紅色威脅”。在多數時候，對多數國民來說，冷戰已足以證明“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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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年的蘇聯解體使這種觀點失去了其意義。兩個歷史時期之間有著如此清晰的界限，並且隱含著如此深刻的意味，這在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冷戰的鐵幕似乎一夜之間就消失了。拒絕共產主義就是選擇滅亡、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隸、不是好人就是壞人…這種非黑即白的定義現實的方法，其荒謬之處已暴露無遺。蘇聯解體後，美國的野心和慾望就像被拿掉限速器的內燃機，迅速膨脹。在美國人眼中，未來可期，選擇多多，而明顯的束縛卻很少，看起來凡事皆有可能。
因看到國家的經濟、軍事、文化即將崛起，美國精英們開始把謹慎心態丟到一遍。他們制定並宣傳一種新的共識，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全球化。確切來說，是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從本質上來說，全球化就是為了創造財富：讓企業資本主義毫無束縛地實現全球規模運營，讓貨物、資本和創意在全球範圍進行流動，人們由此可以創造的財富規模超乎想象。
第二個方面：全球領導力。事實上，這是“支配權”的委婉說法，更直白點來說，就是帝國主義。全球領導力本質上就是為了創造一種秩序：擁有了不可挑戰的軍事權威，美國就可以在後殖民時代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管理整個世界，利用這種變相的帝國主義秩序為自己攫取利益和價值。利用全球領導力，美國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進程，秩序與財富創造相輔相成。
第三個方面：自由主義。“自由”是一個古老的詞語，但其含義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其新含義強調自治權，宣佈淘汰許多傳統禁令，並去除許多束縛，讓選擇最大化。秩序與財富創造進一步鞏固了自由，把美國人從溫飽、人身安全等底層問題中解放出來，而許多其他人仍掙扎於這些基本生存需求的泥淖中。
第四個方面：總統至高無上。入主白宮意味著擁有了半個皇帝的特權和地位。這一變化也暗示了政治秩序的根本性變化。憲法雖仍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已不再起到描述現行國家管制體系的功能。例如，聯邦政府“三權分立”制度已徒留虛名。確保國家繁榮和國民安全的責任、對於“自由”的解釋權都落在總統身上。總統成了一切事物運行的中心。但如果他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人們寄託在他身上的巨大希望就會變成巨大失望。
這四個方面共同組成了一個運營體系。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一運營體系的目標就是為了永久鞏固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同時大力弘揚作為“人類最終目標”的美式生活方式。很多人把20世紀稱為“美國世紀”，但就在其結束之際，冷戰的結束及美國的勝利似乎又讓其得到了延長。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美國未能利用冷戰勝利帶來的優勢。大大小小的國內外事件把這一冷戰後達成的共識扔進了檢驗的熔爐，使其矛盾之處展露無遺，表明了其設想基礎只是妄想。雖然全球化的確讓一些人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也把更多的人拋在後頭，導致了極其嚴重的不平等。全球領導力的建設讓許多美國士兵有了探索新奇異域的機會，但卻從未讓他們覺得戰爭使美國贏得了支配權，更別說帶來和平與和諧了。
相反，美國民眾開始把戰爭當成平常事對待。
當束縛被解開，個人權利最大化有了實現可能，這卻無利於促進集體利益。當所謂自由的邊界被拓寬，卻演變成了虛無主義。人們在為領導者所謂的遠見歡呼，但實際得到的只有失望。
終於在2016年11月，內在的矛盾爆發了。
從90年代早期開始，雖經歷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執政，冷戰後時期其實相當短暫。到2016年，許多美國民眾已經認識到這一冷戰後達成的共識是有漏洞的，並且無可挽回。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軍事霸權、個人權利最大化、把總統提升至與皇權相當的地位，這些做法也許對某些人有用，對普通民眾則不然。同樣地，他們也看到，支持這一共識的既得利益精英階層，包括兩黨領袖，都聽不見民眾的抱怨，也看不見民眾的困境。
通過把國家交給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國民眾表達了對這一共識的否定。特朗普是一個實幹者，這讓他當選總統一事顯得更加非凡。他是一個被抗議性投票選出來的抗議性競選者。從這一角度來看，2016年大選標誌著一個歷史拐點，即與20多年前的柏林牆倒塌相比，人們有了更重要的、新的議題。
冷戰從40年代末持續到80年代，而自由則一直是美國政治辯論的焦點。精英知識分子對各種話題的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但唯獨自由這個命題仍處於時代的核心，從未被替代。 被任命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總統們當然少不了要大力弘揚自由主義。從杜魯門到里根的各屆總統雖然雄辯才能不一，但無一例外都做到了。
冷戰以德國年輕人在柏林牆上的熱舞而結束，這似乎為其下了一個過高的道德定義。事實上，冷戰玷汙了它所觸碰過的一切。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章節，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悲劇。因此，冷戰的結束迎來的應當是反思、懊悔、悔悟，甚至是補償。但彼時的主流情緒容不得它們存在，至少對多數美國人來說如此。相反，當一個焦慮、不確定性的時代終於結束，人們認為未來將會一片燦爛。
事實上，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人除了展示名義上的團結以外不再需要履行更多義務了。自我約束、自我否定等美德曾被看作是一個國家抵禦外來威脅的根本，而現在除了作為個人選擇外，已被認為是一種老土的行為。在冷戰後時代，人們的精神追求不再是自我犧牲，而是自我實現、自我放縱。
共產主義的消亡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掃除了最後一道障礙。而冷戰後美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也使其可以肆無忌憚使用強權。同樣地，對於很多普通美國人，特別是進步人士來說，“生活方式”的選擇也不再受到限制。他們不再需要聽從一些所謂禮儀權威人士對於得體和品味的說法，也不再需要以此來判斷自己的行為舉止是否可取。這些進步人士所追尋的“超越的權威”即是自身的自治權。
“自由的核心就是一個人擁有定義‘存在’、‘意義’、‘世界’和‘人生’的權利。” 在冷戰結束不久後一次著名的審判中，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決議書上如此寫道。 肯尼迪對自由的重新闡述雖然華而不實，但的確反映了在那個歷史節點精英階層的普遍情緒。相較之下，著名的1776年《自由宣言》中所提不可剝奪的權利反而顯得狹小、吝嗇和貧乏了。看來自由將要換上新裝了。
冷戰後時代出現的自由新定義極其寬泛。它主張限制和義務最小化，但有一點例外：規則必須遵守，不可商議。同樣地，美國認為其新定義的自由也是全球普適的，無論是波士頓、丹佛，還是波哥大、達卡。
在實踐中這又是如何體現的呢？讓每個人都能自己定義“存在”、“意義”、“世界”和“人生”的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從柏林牆倒塌到特朗普成為總統的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也許給出了初步答案，這包括在進一步消除種族歧視、賦權女性、減少性少數群體歧視方面所取得的進步。
誠然，進步並不等同於決定性的、不可逆轉的勝利。但在冷戰後時代，美國社會的確變得更加寬容、開放，更多包容、更少苛刻。對有色人種、女性和同性戀的歧視在50年代是社會標準，在60、70年代仍然非常普遍，而到了2016年，已經變成了一個禮儀社會中不可接受的行為。但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大法官肯尼迪對自由的定義並沒能給他們提供一個思考人生終極意義的機會。事實上，在消費主義和明星主義橫行的現實環境中，人們更多被鼓勵服從，而非獨立思考。雖然至少在理論上，美國人現在所享受的自由比以前要多。但一些人，尤其是來自麥迪遜大道、好萊塢、硅谷的精英們，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從這種“自由”中攫取利益了。而且，無論人們已經擁有多少自由，他們總是想要更多。
隨著自由而來的是壓力、焦慮和無法達到標準的挫敗感，需要滿足的生活需求越來越多，人們生怕落在別人後頭。而對某些人而言，自由意味著疏遠、社會失範和絕望。它無法避免，反而甚至是滋長了自我毀滅和反社會行為。
因此，在2016年，面對又一場總統大選，美國人終於看到了社會的真實面貌：
- 六分之一的人正在服用抗抑鬱或抗焦慮類的處方藥。
- 超過1600萬成年人和300萬青少年正處於嚴重抑鬱症當中。
- 超過190萬美國人定期服用可卡因，50萬人可卡因成癮，70萬人冰毒成癮。
- 這一年有46000人因過量服用類鴉片藥物致死，死亡人數創新高。
- 酗酒行為亦達歷年最高，有六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每月都要酗酒數次，每次平均消費7瓶酒；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酗酒行為在美國青少年和富裕人群中最為常見。
- 每年有將近45000人自殺，美國自殺率自1999年來上升了24%。在過去十年中，青少年女性自殺率上升了一倍，而青少年男性自殺率則上升了40%。
- 手機成癮已經成為強迫症的一種，平均每人每天查看手機次數為110次，這都是錯失恐懼症（Fomo）所導致的。
- 購物衝動綜合症，也稱為“購物狂”，影響了近6%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為強迫囤積症所致。
- 1100萬美國人有神經性厭食、神經性貪食等進食障礙，其中女性佔大多數。而將近40%的成年人和19%的青少年及兒童有肥胖問題。
- 整容醫生每年要做超過1700萬次手術，而近年來受到普遍追捧的有臀部增大術和外陰整形術。
- 有4000萬美國人定期瀏覽色情網站。
- 2016年感染性病的美國人超過200萬，疾控中心表示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數字”。
- 約2470萬兒童在沒有父親的環境下長大，這些兒童輟學、吸毒、酗酒、自殺的幾率更高，女孩在青少年時期懷孕的可能性更是普通女孩的四倍。
-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美國有67.6萬兒童受到暴力對待或疏於照管。
- 作為行使個人選擇權的行為，美國女性每年終止妊娠65萬例，即便她們完全可以使用避孕藥避免此行為。
- 作為行使個人擁有武器權利的行為，美國人持有了全世界超過40%的小型武器；美國私有武器量為世界最多，比排在其後的25個國傢俬有武器總量還多。
- 同時，每年有超過3.3萬美國人死於槍擊事件。
- 多年以來，美國的入獄率為世界最高，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可以與之相比。
- 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社會信任——即公民對政府機構和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降至歷史最低點。也許是這個原因，美國人對選舉投票已不再上心——美國投票率遠遠低於其它發達國家。
- 隨著社會網絡化，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擁有Facebook賬戶，但長期的孤獨感正在折磨許多美國人。
- 美國出現了一種被稱為“絕望死”的現象，即美國工薪階層白人的預期壽命正在減少，這一趨勢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 國家出生率已降至維持人口穩定的指標之下；簡單來說就是，美國已停止自我繁殖了。
- 不能忽視的還有，在追求生活、自由、幸福的旅程中，美國人產生的汙染、浪費的食物、製造的垃圾都是全世界最多的。
美國人的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們的確更快樂嗎？
民意調查顯示，事實正好相反。在2007年的世界各國幸福指數排名中，美國位於發達國家第3位。到2016年下降到了第13位。
我並非認為單憑這一指標就可以評價美國人的生活質量；此前列舉的美國人的各種愛好、疾病情況也不能。但綜合而言，這些數據共同呈現了一個不滿的、機能失衡的、任性而為的社會。
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之下，一些美國人不僅適應了這種似乎無限的自由，還享受了它帶來的機會。對住在布魯克林公園坡（Park Slope）那些老於世故的人來說，極端的自治權十分有利；但對住在芝加哥城南貧民窟裡的人來說則非然。
實質上，這意味著那些擁有足夠資源的人可以保護自己不受最糟糕的影響 – 就如在冷戰後的軍事災難中，富人只需要讓其他人承受災難，自己就可以脫身了。
這是一個對一些人十分有利，而讓許多人變得更加脆弱無助的社會。在塑造這樣一個社會的過程中，特朗普扮演了什麼角色？事實上，這一點兒也與他無關。全球化、軍事霸權、只談權利不談義務的自由、政府首腦擁有半皇權地位的政治體系，這些無疑都產生了重大負面影響。而它們的缺陷早在特朗普上臺以前就已展露無遺，雖然那時的政治精英們都仍為冷戰後局面所縛，還未能感受到影響的嚴重性。所以，這些缺陷都不是特朗普的錯。
甚至正相反，特朗普擁有一種巨大的天賦，他能把這些缺陷統統變成優勢。在冷戰後時代的美國有這樣一類人，他們把自己變得富有，住在寬敞舒適的大房子裡，所有的苦力活都由別人幹；他們有能力避免自己陷入困境，而這些困境對於其他同胞來說也許是生命的考驗。特朗普就是這類人之中的佼佼者。這是一個滿是騙子、懦夫、犬儒主義者的時代，而特朗普成了這個時代的“馬戲之王巴納姆”，利用一切機會變出財富、明星、高爾夫、女人，最終進入了至高無上的白宮。
而重點是：並非是特朗普創造了2016年大選的社會環境條件。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特朗普展現了把環境條件轉化為票數的卓越技巧。他成為了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那個人。
批評者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可惡的人。也許是吧。但他身上充滿了來自那個時代的特性。美國有數百萬人認為自己得不到公平對待，他們認定自己是被拋棄的群體，甚至認為兩黨的權威領袖也對他們漠不關心。是特朗普最終說服了這些人，從而為自己贏得了選票。
在他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中，隱含的是對美國已不再“偉大”的承認。美國失去了其一直引以為傲的“偉大”，卻沒有人承擔責任，也沒有人敢於解釋它是怎麼發生的，除了特朗普。而為這一競選口號賦予強大說服力的詞語則是“again”（再次）。正如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所寫的那樣，它表示美國人已經意識到，“偉大”、“超級”、“卓越”、“必不可少”等帶有自我讚許意味的詞語用來描述今日的美國已經不合適了 ，對於數百萬的美國普通民眾來說，這事實不證自明。美國人曾珍視的約定、契約、優勢都已被丟棄了。而所有政治家當中只有特朗普一人敢大聲說出這一真相。
特朗普並非一位出色的戰略思想家，但作為一個“戰略感受家”，他有異於常人的天賦。他對支持者的脾性瞭如指掌，並懂得如何煽動他們的不滿情緒。但是，他們的不滿情緒並不是特朗普造成的 – 這些情緒從冷戰結束後到今天的二十多年中積累已久。他僅僅是承認了這些情緒的存在，並就此使自己成為了這一群體的聲援者，讓他們相信自己可能帶領他們走出困境。
多番嘗試過後，人們至今仍未找到在冷戰結束後延長“美國世紀”的有效手段。一個明顯無道德感的經濟體系，既未實現公正，也未實現平等，未來也將如此；一套缺乏邏輯又費用高昂的國防政策，既未實現和平，也未實現世界霸權，未來也將如此；一個脫離了首要道德框架的自由概念，既未培養美德，也未培養高貴品質和幸福感，在不久後的將來也不能。智囊團專家向許多國家兜售這一秘方，稱它可以實現國家富強、人人皆有機會發展，卻根本沒這回事。但至少，這印證了那些不抱幻想的美國人的結論。他們希望選出一個總統，他發誓將會把這些冷戰後共識全部扔進碎紙機裡。而這些人持有的票數已經達到了勝選所需票數。
特朗普的詆譭者控告他使國家分裂，但其實是國家早已分裂的事實把他推上了美國政治的風口浪尖。冷戰以來，一些人的生活不斷向好發展；而在同樣的事件之下，另一些人的生活質量卻愈發下降，並且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一變化。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分裂是最深刻的、不可調解的分裂。從根本上，一個陣營的人相信天賦、技能和人際關係可以幫助他們改變命運；而另一個陣營的人則把自己視為受害者。正如2008年總統大選中奧巴馬所說：“他們依賴於槍支和宗教，仇視與他們不同的人，反移民、反貿易。他們通過這些來發洩心中的挫敗感。”
分裂並非特朗普造成。他只是把它轉化成了自己的優勢。因此，無論他什麼時候離開白宮，這一當初幫助他成為總統的分裂局面還將繼續。然而，應當受到更多關注的是這一分裂本身，而非大亨/電視明星/政客等利用其謀求私利的滑稽行為。
本文原標題為“毫無約束的自由：冷戰的勝利被美國揮霍一空”(Freedom without constraints: how the US squandered its cold war victory)，原載於英國《衛報》（The The Guardian），由“法意讀書”譯後首發。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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