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
現在對翁同龢的評價有越來越低之嫌，不僅將甲午戰敗原因的很大一部分算在了他的頭上，而且還升格為賣國賊一類，網上的憤子一堆，這個我覺得就很有點過分了。
這些觀點的來源，很大程度上是拜現在的電視劇，無論是《走向共和》還是《臺灣一八九五》，都將其放在李鴻章的對立面，而原來被斥為賣國賊的李鴻章，現在倒是獲得了普遍的同情。
說實話，我是同情和佩服李鴻章的，作為一個“裱糊匠”，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能為大清王朝續命而作出的努力之大，李合肥絕對是第一人；而翁同龢在我的概念中，最多是一個“清流誤國”，但若從學識或士林正氣來看，他還是一個值得讚賞之人。
翁同龢與李鴻章，無疑是影響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其實，民間有一句很著名的對聯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意思就是說，這兩人都不是啥好東西。
以今人的角度去評價古人，是現在評價歷史人物的通病，如果能夠站在那個時代去審視這些人物，肯定會得到不一樣的結論，視角不同讀出來的無論是李鴻章還是翁同龢，定會獲得同情之感。
說翁同龢為何要將這李鴻章關聯在一起？這是因為，二人在這段風雲激盪的歷史階段中的交集，被現在很多人認為不僅影響了時局，而且也直接引致了中國歷史的走向，當然也成為後人評價的焦點。
不得不說，翁同龢在此是受了不少委屈的，當然，比起他的對手李鴻章身背的“賣國賊”之名，還是要輕了不少。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江蘇常熟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咸豐年科舉狀元，歷任戶部和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又先後擔任清同治和光緒兩代帝師，年74歲逝世，追諡文恭。
他生在北京，是大學士翁心存之子，正宗的官宦人家，4歲回鄉苦讀，一路高歌，直到摘得人人欽羨的狀元；入仕後多處供職，以學識名滿天下，後被任命為帝師。
作為狀元郎，他的學識那是相當高的，他多次又多地為考官，為大清朝選遴選了大仳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門生遍天下，故而後來被人稱為的翁黨之人也是多多。
自鴉片戰爭以來，外國勢力覬覦我中華日盛，為強國計，在國內開展了洋務運動，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策，這些人除了“大清中興四大名臣”之外，還包括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等眾多人物。
但是，洋務之路走得也是艱辛，因為辦洋務首先需要的是大洋，沒錢啥也幹不成；於是，它的對立面，所謂“清流黨”應運而生。
說它是黨這是有點小問題的，因為這些人沒有領袖、綱領等這些必備的組織要素，只是一幫觀念相同者的鬆散群體而已，主要由翰林、科、道言官構成，而翰林幫是其主力，類似於黨校進修班，但各地監察御史亦是不可小覷的重要力量。
翁同龢雖是帝師，但他卻並不是清流的領袖人物，主要力量是張之洞、張佩綸和陳寶琛這幾位是主力。
但洋務派和清流黨有時也是難以分清的，如張佩綸，後來是李鴻章女婿，自是李黨一枚；而張之洞辦洋務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曾國藩和李鴻章也是翰林出身，所以，兩者錯綜複雜，並不是簡單能劃分的。
洋務和清流實際上是同當時的後黨和帝黨緊密相關，在人們的印象中，辦洋務者，都是一幫幹實事之人，而清流則是一夥只知在一旁指責，屬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幫閒，這個就不深究了，很是複雜，要說的只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翁同龢與李鴻章二人不和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緣由據說是因為李鴻章曾經懲罰了翁的親屬而結怨，所以，當翁同龢為戶部尚書時，處處給李鴻章為難，不給他經費，以至於電視劇中，借北洋水師管帶林永升之口說，他們已多年未添置一炮一艦。
將“私仇論”放大到甲午中日之戰的格局中，就如同小報記者猜度秦皇漢武一般，實在是放不到桌面上來，翁同龢有自己的一定之規，李鴻章亦是不變應萬變，豈是能將那私人恩怨來判定戰爭的走向。
後來又將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一事，也劃到了翁同龢的頭上，不過，這個早就被後人認證為子虛之事；所以，翁同龢還是替朝廷很背了些黑鍋。
電視劇中的翁同龢是個處處同李鴻章作對之人，甲午之戰似乎輸贏都對他有利，贏，可樹光緒之威；輸，可削李鴻章北洋之力，如此將個人恩怨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之人，不是國賊是啥。
所以，很多人便將甲午戰敗之責的很大一部分，推到了翁同龢的身上，對此，我是很不同意的。
甲午之戰後，中國退出了亞洲強國之列，陷入了更加不堪的深淵，原因自是多多，如果說是歷史之必然，當然也是不負責任的，但硬要找個責任或理由，也是根本不可能說得清楚的。
我想說的只是，翁同龢作為一個飽受儒家精髓浸潤的士林領袖，不太可能行如此苟且之事，但是，戰敗了，總得要找人來背黑鍋，李鴻章自是跑不掉的，然而，去同日本議和還要靠他，所以，暫且也不敢太將他如何，那麼，這翁同龢必然也難逃其罪責。
免去一切職務並趕回家鄉去，這個是免不了的，翁同龢年事已高， 場戰事下來，亦感到心力交瘁，回鄉養老倒也合他心思；然而，回鄉後不久，一道聖諭的下發，讓他是欲哭無淚，萬念俱灰。
“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十倍，意在舉國以聽。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
以上是將他幾乎認定為引致戰敗的罪魁禍首，而且又加上了保舉“匪人”一項，不過，從這點來看，是否是出自光緒的本心不是太好說，很大可能是出自慈禧的意思，因為，老佛爺提起“康梁”便恨得咬牙。
但接下來了一段是讓他最為痛心的，不僅將他教導光緒的功績一筆抹煞，而且還加上了跋扈之罪，成為一個“居心險詐”之人，僅僅一個趕回鄉里不足以平其忿。
“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這篇聖諭可以說是對翁同龢一生努力的全盤否定，本以為是忠心為國，卻變成了“居心險詐”，成為一個打入我大清王朝內部的漢奸賣國賊，甚至連行動都失去了自由。
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
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
這是他臨終之時賦的一首詩，實在是傷心欲絕，但卻又無法對人說；說也說不清楚，他不但像一條狗一般地被人拋棄，而且還身背種種惡名。
南宋之際，主張打的岳飛是英雄，主張和的秦檜是奸臣；而甲午之際，主張打的翁同龢是“誤國”，主張和的李鴻章是“賣國”，在今天，可能說翁帝師“賣國”要比李中堂更甚。
“因私廢公、睚眥必報、精於內鬥、食古不化、貪名愚直，剋扣北洋海軍軍費，直接導致甲午戰敗，臺灣被割讓”，在有些憤子口中，他就是一個清代的秦檜！
其實，在當時，不主張同日本開戰之人，在朝堂上有話語權的，大概只有一個李鴻章了，他是個明白人，知道大清的國力財力軍力是何種狀況，也知道日本相應的情況，所以，他主張談判解決問題。
然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包括慈禧和光緒，都是主張武力解決的；在國人眼中，日本乃蕞爾小國，不給它一點顏色看看，不知道馬王爺幾隻眼，這是全國之共識。
打輸了，沒有人說自己不對，怪李鴻章，怨翁同龢，殺衛汝貴，連早已自殺殉國的丁汝昌都不準下葬，獨獨沒人自省一下，這一切都是無知和愚昧造成的，是長期狂妄自大，同世界進程脫軌的必然結果。
縱觀翁同龢一生，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的守舊派，儘管他推薦啟用了康有為，似乎還有點革新的意思，然而，他的底色是儒家傳統的觀念，於西學，於洋務，都是完全的抵制態度。
這不能怪翁同龢，雖偶有幾人“放眼看世界”，但整個國民的意識未開，天朝大國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才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才有義和團洶起，以及老佛爺一日之內同十一國開戰的荒唐。
但是，歷史對這樣一位遊離於世界主流之外的儒士，加載了太沉重的責任，他既管外事，又管內政，這些並非其所長，實在非他的能力所能夠承擔，儘管他清正廉潔、律己愛民、公忠體國，但這些都於時局無補。
他雖然被現在的官方譽為政治家，但他還是應該去做學問才好，於政治方面而言，其能力實在不是他的長項，難當大任。
我們四川老鄉有一位叫費行簡的曾評價過他的能力，“臨事喜納群言，而不能別其是非，持論不免兩歧”，這個算是說到點子上了，在翁同龢處理事務，乃至一生處事的原則上，都呈現出著這樣的一個特點。
作為一名士林領袖，翁同龢的私德是極好的，他一生不貪財，不好色，尤其是被大家讚頌的，在勘查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大刀闊斧，將包括封疆大吏在內的眾多貪官汙吏們斬於馬下，他文章出眾，詩賦書法及繪畫之水平，都是冠絕一時。
不幸的是，他生在了一個風起雲湧的動盪時代，完全超出了他所受教育的認知範疇，而他最後是弄得無論是皇帝還是太后，抑或是守舊派還是維新派都不喜歡他，使其成為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
好在後來的朝廷還是覺得，對翁同龢的處置和評價有些過了，不然，何以會給他安了個“文恭”的諡號？
翁同龢肯定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也許，他天生就與政治無緣，朝堂上的勾心鬥角，派系間的你死我活，豈是他這滿腦子不合時務的觀念能夠應對？但是，可以想見，如果他身處太平時代，豈能不是一個正色立廟堂的君子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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