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小豆子程蝶衣在《霸王別姬》的故事裡拔劍自刎，從一而終；10年後，飽受抑鬱症困擾的張國榮從文華酒店24層縱身躍下，自殺身死。人們從錯愕唏噓到懷念追憶，年年如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紀念張國榮，因為我們從未停止被他打動。
當愛已成往事張國榮 - 世紀10星 永恆篇
陳凱歌喊停，張國榮已哭成淚人，久勸不止。“我勸不住也急，說你還真是哀哀如喪考妣啊，人戲不分，不僅有程蝶衣，張國榮也做到頭了。”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3年第12期封面故事《為什麼懷念張國榮》，原標題為「 陳凱歌：“別張國榮10年，別《霸王別姬》20年”」
陳凱歌告訴本刊記者，他第一面見張國榮是在香港，面對面坐著，想很仔細地觀察他，又擔心讓對方覺得用意太明顯了，有失禮貌。“其實之前也特意看了些他的電影，並不認同他的有些銀幕形象，不過跟他坐在一塊的時候，一切顧慮便打消了。這個人有一種卓爾不群的感覺，一點都不諂媚，很自然，很真實，和這行裡絕大多數人完全區別開來，何況那時在我感覺香港是花花世界，那麼喧囂熱鬧裡保持乾淨，一定是比單純環境下的乾淨可貴很多。”
張國榮第一次扮上（虞姬）後，陳凱歌說他整個人都驚了：“最有意思的是，他扮上以後不怎麼抬眼，眼簾就那麼垂著，本來京劇的化妝和箍頭都使眼角稍稍往上，而他又不怎麼抬頭，那真是千嬌百媚。”
陳凱歌說，這試裝就已使《霸王別姬》的整個陣容完全確定下來，攝影師顧長衛，錄音師陶經，都是他自己的老搭檔。事實上《霸王別姬》緣起戛納，1988年陳凱歌帶著他的《孩子王》出席那屆電影節，一位名為徐楓的女士主動相約會面，且拿著李碧華的小說專程來見他，見了便說做出這樣一部電影非陳凱歌不可。起初陳凱歌只覺得這位女士眼熟，再一想，原來就是胡金荃《俠女》裡的那個女俠。
事情談起來後，陳凱歌真覺得徐楓是深受了自己角色的影響，現實裡也是女俠般的人物，她親自出任製片人。論商業，《霸王別姬》絕不是合格的電影題材，論藝術，人人都要為其千頭萬緒、龐雜幽深蹙眉，何況當時在戛納，陳凱歌說自己手下另一個片子（《邊走邊唱》）才啟動，而徐楓竟真的花了兩年半時間等他。
唯一的小反覆還是出現在程蝶衣的角色上，當時投資人傾向換一個在國際上有點名氣，同時也有京劇底子的明星，陳凱歌說他堅持覺得張國榮為首選。“後來那個演員的美國律師打電話給我，說如果要合作，演員先生的小狗和主人要同一時間來中國。我就在電話裡說，你不知道動物去別的國家要檢疫的嗎？這裡又不是美國的殖民地，狗怎麼跟他的主人說一塊來就一塊來到中國呢？這個事情也使我有更充足的理由堅持我的選擇。”
陳凱歌說，當時為了讓張國榮安心，他專程去了一次香港，見面說明原委，又簡單交代了有關電影的進展，張國榮一點也沒計較。沒過多久，張國榮就來到了北京。“完全沒有耍大牌，他一個人來北京，學戲一住就是半年，到後來每一次來北京，他都還要去見當年教他戲的師傅。怕他在北京生活不熟，我從攝製組裡找了個人算作他的臨時助理，在生活上對他有一定的照顧，開拍了也就是有一輛很普通的車，早上幾點化裝就按時去接他，到了就在北影拍戲。片場上張國榮也沒有任何生活上的額外要求，偶爾為之的是，如果收工較早，又是春和景明的時候，他就說咱們去喝杯咖啡吧。那時候交通很暢通，我就會從北影廠開車到貴賓樓，到那去跟他喝一杯咖啡，但之後我再問要不要一起吃飯啊，他肯定說吃飯就算了，我還得準備明天的戲，也就各自回家了。旁的嘈雜場面事兒一概沒有。”
張國榮學戲，陳凱歌說他用了大半年時間打磨劇本，李碧華作為原著作者自然是編劇的第一人選，此外又找來了蘆葦，聚在一起反覆聊，直到覺得終於聊透了故事。原小說舊版中的結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樓若干年後在香港的浴室相見，都沒有穿衣服，坦誠相待、回首前塵，感慨不已，然後出得門去，各走各路。
陳凱歌跟李碧華說這個結局得改，不滿足。“實際上還得說當年《芙蓉鎮》（1986年）在80年代的中後期引起的爭議，曾經有日本電視臺組織中國兩代導演辯論，辯論主題就是‘文革’中的中國人是如何去面對這十年浩劫的。《芙蓉鎮》當然是傳世作品，日本評論家說那句臺詞‘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最動人至深。當然謝晉是我的老師，是我家的世交，又過了20年，我更懂得他那句話裡驚人的強韌生命力。但對於當時只有30歲出頭的我來說，卻始終有那麼個想法——當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樣活著，或準備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時，甚少有人抗爭的靜默才是最可怖的。”
陳凱歌說，所以，他還是決定把這個想法放到程蝶衣身上，經歷了十年浩劫的“霸王”和“虞姬”，終於有機會又站在物是人非的舞臺上，程蝶衣就在《霸王別姬》的故事裡，像虞姬那樣面對霸王自刎而終。“這個結局在當時也是受到激烈抨擊的。有人說這個情節在政治上是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文革’都結束了，他怎麼反而自殺了呢？蝶衣的自殺跟政治無關，程蝶衣在演一個個人的故事，個人才是我書寫的興趣點所在，歷史和政治都是飽滿個人形象背後的氤氳隱隱而已。我的結局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訴段小樓‘我愛你’，虞姬一直愛著霸王，並且要用死再最後一次告訴你，‘我愛你’。”
無疑這是犀利而極端的人格呈現，陳凱歌自知風險，便更加精心鋪排了一系列的筆墨。“反覆琢磨，我加上了一個小說裡沒有的情節，他是六指，斬斷六指他就成了一個女人。後來再有那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頭髮’，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斷念錯這句被打，都是從六指情節裡生出來的，說到底是他如何開始拒絕成為男人，他的童年記憶註定了他會崇拜虞姬，因為虞姬是從一而終的，所以他要求段小樓以對虞姬的態度來對他。這個失落的理想，自然達到自殺的結局。”
當然對演員來說，這樣的角色必然是有相當的挑戰。但通常導演要求演員準備的那些功課，比如讀史料，體驗生活，用心接近些什麼，陳凱歌說他一樣也沒有交代給張國榮。“張國榮就是安安靜靜的一個人，好多事兒早看在眼裡，也就不用多說了。他必然也是極用心盡意的人，拋下香港的一切來北京學戲，踏踏實實就是半年，沒有幾個演員能夠做到，所以我反而得寬他的心，告訴他願意怎樣就怎樣。”
整個拍攝過程中，陳凱歌說，他與張國榮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該到哪兒了就一定到哪兒，透亮極了，一丁點含糊其辭也沒有。“拍片他還是很少說話，演完一個鏡頭回來，也不問我好與不好，就坐到我身邊。我不斷地跟他說，這個為什麼不行，應該是怎麼樣的，在此刻你心裡的情形該是怎樣的，他一句句聽著，我說完他站起來就走了，重新演一遍，演完又坐下等我說，如此反覆多次，頂多會說句，‘您看我可沒上過表演學校，您覺得我應該上嗎？’我照實答他，你自己看著辦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又去演了，其實我明白他自己心裡是有數的。”
尤其令陳凱歌回憶起來感慨萬千的是，那些節骨眼上的關鍵時刻，張國榮沒有一次失手。比如蝶衣犯煙癮，小樓來看他那一場，劇本里設計的動作是張國榮要用一根拂塵的尾巴打爛一整牆的鏡框，牆上掛的都是他和小樓二人的合影。開拍前陳凱歌說他相當緊張，首先要是一次拍不過，重新置換那一牆鏡框、打掃屋子就得耽擱相當的工夫，再有就是這場戲對演員表演要求極高，這是小樓和蝶衣在這個戲裡最後一次有身體接觸。表面上是因為犯煙癮，蝶衣大發脾氣，一個在砸，一個在後面抱，實際上那分明在表現愛之掙扎，能準確地傳達這幾層意思實屬不易。
“又是一個斯泰尼康的運動鏡頭，我一再地跟顧長衛說，焦點千萬跟緊，別人家演好了，咱虛了，拍之前我也留心兩個演員的狀態，看張國榮是鐵青著臉，張豐毅坐在旁邊咬牙，我就跟攝製組說快快，這兩人都進去了。果然一開機張國榮就瘋了，然後就是拿著棍子亂打這牆上的鏡框，玻璃碴四處飛濺，張豐毅在後頭抱著張國榮也是豐沛的感情，可以說現場兩個人的表演已經驚心動魄，我不禁對自己說，這哪是煙癮犯了發瘋啊，這是人在眼前愛不得的極度痛苦，是面對不公命運，拼盡全力的反抗。”
陳凱歌喊停，張國榮已哭成淚人，久勸不止。“我勸不住也急，說你還真是哀哀如喪考妣啊，人戲不分，不僅有程蝶衣，但張國榮也做到頭了。”
陳凱歌說，也有許多他自己也未曾留意的纖微毫髮處，倒是張國榮給了他驚喜——程蝶衣被逐出舞臺多年來不能演戲，轉眼就到了“文革”前夕，他聽到了廣播。雖然只是一兩個鏡頭的獨角戲，但陳凱歌自覺是關鍵的一場，也做足了設計，選景在北京恭王府夾道，為的是取繁華散盡、破敗凋零的感覺。
“本來張國榮就是走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他穿了一身扣得緊緊的灰色中山裝，戴著副老派眼鏡，提一個那個時代的小塑料包。但這邊拍的時候，張國榮突然就站住了，我嚇了一跳，不過他只提起腳輕輕地抖了抖，之後又接著往前走，我也才注意到原來那地上有很多煤渣子。張國榮非常自然流暢，但這不經意間的一個小細節，相當傳神地表現出了程蝶衣這個人的潔癖，而這裡又何止是潔癖，原來所謂‘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就是那個樣子了。”
《霸王別姬》總共拍了6個月，從料峭春寒的2月下旬拍起，一直拍到炎炎烈日的7月下旬。北京國子監孔廟拍鬥爭會的那場戲拍在7月初，驕陽似火，而劇情裡對張國榮和張豐毅的批鬥也還是在火堆前。“熱到拿攝影機拍火苗子已經看不到顏色，空氣也成了一浪一浪的熱。張國榮、鞏俐、張豐毅都在，尤其張國榮滿臉是戲妝，但得塗得亂七八糟，身上裹著稀爛的戲服，就是‘文革’遭迫害的樣子。那也是感情很重的一場戲，控訴檢舉，大義滅親，人近乎瘋魔的狀態，整整折騰了一天，辛苦可想而知。那天有個著名的法國演員伊莎貝爾·於佩爾也在現場，就定定地在那裡看這三人演了一天，臨走時跟我說，真是太棒的演員，太棒的電影。”
陳凱歌說，最終剪輯完成，《霸王別姬》是2小時48分鐘的超長片長，他說他至今要感謝徐楓女士的非凡氣度，毫不猶豫地為它能出現在更多人面前奔走努力，終於《霸王別姬》也不負眾望地在它的緣起之地戛納捧回了金棕櫚大獎。當然，它也面臨另一些無法盡如人意的狀況——在內地上演的時候，在報紙上登的廣告甚至沒有片名，只有“最新影片”這四個字，街道上、影院裡沒有一塊廣告牌，即便大城市也轉眼就沒有地方看了。
“但如今也20年過去，回首這部作品倒常想起《紅樓夢》裡那個《好了歌》，歌臺舞榭，說不盡的繁華，到最後人去樓空，命運飄零。不過至今我始終相信，是那個人還是那個人，容貌改變了，服裝改變了，裝束改變了，人的心難變，而電影說到底是寫人心的，真正能夠長存的人這樣，電影也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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