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话题物议沸腾，这与自身饭碗相关的事，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瞩目。而上一次出现相同的话题，却是在2015年。在那个年头，也是经济严重受挫，出现了人民币贬值、跨境资本外逃、房地产投资骤降等诸多问题。
经济不景气，自然有了许多不同的声音。4月24日，时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经济高层讲坛”发言：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此言一出，无数媒体竞相转载，在社会的舆论中，激起了惊涛骇浪。
在经济出现困难的前15个年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说龙行虎跃，同时也激励了民众，让众人对未来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深信不疑。然而楼部长的一席言论，却让民众的信心打了个折扣。毕竟，财政部是除去央行外最了解经济动态的权威，财政部长尚且这么说了，那么经济将会何去何从。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随之深深刻在了许多人的心里，这其中，也包含了学术界的各位大拿。诸多经济学家开始唇枪舌剑：有人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问题，也有人表态这个过程会异常艰难。
在2015年的年末，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这场会议中，将去库存和去产能作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随后，棚改计划出台，央行放宽货币供给。大量资金如同泄闸洪水一般流入民间。
在天量的货币刺激之下，市场迅速变热，经济也随之整体盘活，“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如同一个过期的明星，被社会抛之脑后。然而经济的潜在的问题并未消失，不过是在货币的大量投放之下，被深深掩盖。
在2018年末，去库存任务告一段落，各地的贷款审批回收了，流向楼市的闸口开始收紧。与此同时，面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央行同时收紧信贷。在货币缩紧的同时，中美爆发贸易战，经济再次受挫。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又被诸多媒体挖了出来，并被大众所聚焦。不过人云亦云，大多数媒体并不拥有足够解读的经济学素养。
要想真正了解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判断中国是否能够跨越，我们还需带着疑惑， 追本溯源。
01、陷入泥潭的拉美各国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东亚经济发展报告》。在这份评估东亚各国经济状况的报告中，“中等收入陷阱”一词首次亮相，并指出，各国若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机制，就难以突破人均10000美元的天花板，从而进入经济停滞期。
这一理论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根据数据统计。在1950年以来，人口超100万的国家地区中，除去日韩等13个经济体，其他大多数都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的境地。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拉丁美洲。
在中国尚处于大跃进时，以墨西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各国就已经抱着雄心，争先恐后地发展起了经济。对于国际而言，拉美不但人口数以亿计，并且资源丰富。于是欧美众多财团接踵而至，慷慨解囊，让拉美众国获得了第一桶金。
在获取资金的同时，拉美各国还不断从欧美引进技术。虽然大多是“二手货”，但对于本地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此后，拉美各国将制造业定为立国之基。
为了更好培育起制造业这棵幼苗，减少进口便成了这些国家的基本国策，一个叫做“进口替代”的战略应运而生。
这一战略下，拉美各国要么提高关税，要么外汇管制，不断出台各项措施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缺乏外来竞争后，本土产业迎来春天。本地工业突飞猛进，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相继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有得必有失，过度的进口替代，也为拉美本土的经济留下了巨大的祸根。一是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使消费者只能使用价高质低的商品，二是对于本土企业的保护过甚，让其缺乏竞争意识。
话虽如此，但在本土市场的发力下，经济开始迅速腾飞。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家庭，无不为经济的飞跃所亢奋：委内瑞拉上马3000个项目，巴西计划投资3700亿美元，墨西哥计划90年成为工业强国。
为了达成上述的各种目标，单靠本国资金无以为继。于是拉美各国开始筹资，一边对外举借了天量的债务，一边对内发放了海量的货币。巨额货币进场，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开始迅速贬值，大量的本地资本纷纷外逃。与此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袭。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了火药桶一般的中东地区。由于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不满，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们在密谋之后，一致削减石油输出量。这一举动打断了西方经济社会的进程，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油价好似坐上了直升飞机，一天一个价，大量的欧美公司因此破产、停工、裁员。而当时的拉美正借了一大笔欧美的外债，依靠出口原材料和矿石还债。在经济危机里，这些商品的价格一泻千里。
债台高筑、资金外流，诸多因素下，拉美各国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墨西哥宣布暂停偿付外债，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一致跟进。到1986年底时，拉美众国的债务总额飙升到了惊人的10000多亿美元，相当于当时3个中国的GDP总量。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拉美的情况并非是恶意违约，而是家中实已无粮下锅。在经济越发崩坏之时，最大的债主美国出手了。
1985年10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提出，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主，联合其他银行向以拉美为主的债务国发放贷款。
在这项提案被称“贝克计划”的提案里，除了提供贷款，还附加了一定的政治条件，即要求拉美各国放弃“进口替代”，实行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早已无米下炊的拉美各国，为了获得资金支持，相继表示接受。
正如前文所讲，拉美各国由于长时间的封闭国内市场，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的潮流前，完完全全就是个“纸老虎”。对外放开后，已经忍受够高价低质的消费者迅速转投国外厂商的怀抱，拉美本地的厂商被跨国企业以摧朽拉枯般的气势击溃。
本以为救命的解药，却成为了致命的毒酒。拉美消费者的选择，成为了压垮本地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萎缩、工厂倒闭、失业骤增，拉美各国被拉下了经济迅速增长的神坛，成为了失败国家的代表。
在此之后，拉美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里而无法脱身，成为了负面教材，让全世界所有的后进国家为之警惕。与之相比，万里之外的亚洲，却在不同的形势下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02、成功的日韩与失败的东盟
在亚洲诸国中，除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外，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以与东盟4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在经济赛道的表现相差甚远。
70-90年代，日韩经济突飞猛进，以远超常人想象的速度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反之泰国印尼等东盟4国，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与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相比，日韩尤其重视参与国际贸易。日本将 “贸易立国” 作为不变国策 ，以金融为主财政为辅的手段，大力扶持商品出口。韩国则以贸易为导向，鼓励资本国际化并加强对外合作。
在两国的积极推动下，日韩在国际产业链开始扮演起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大量来自欧美各国的订单纷涌而至，源源不断地为日韩企业开始输血。以三星、索尼、丰田为代表，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跨国公司，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崛起。
外贸如火如荼，居民收入突飞猛进，消费能力水涨船高。内需这辆马车松开缰绳开始狂奔，担负起了发展经济的重任，成为强劲的推力。
然而虽有外贸与内需这两样利器，但日韩当时本土的产品层次却与欧美仍保持着距离。这使得无论是国际分工还是国内市场，日韩均有大量的利润流失。摆脱这一境地的唯一方法，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关于产业升级的路上，日韩殊途同归。前者确立了 “技术立国”的方针，一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一边哺乳国内科技产业。后者则是将科技发展定为国策，推动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两国的专利申请开始呈现出爆发趋势，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科技链攀爬。而在科技产业的促进下，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与华丽变身的日韩相比，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则深陷泥潭，经济前行的速度施施而行。比如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马来西亚，1973年就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直至2017年，也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东南亚地处热带，气候湿热，有着充沛的降水以及丰富的热带资源，与拉美环境极为接近。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东南亚各国的本地企业将重心放在了橡胶、农产业等资源的出口贸易，反而在其他产业竞争力薄弱，自身产业结构同样落后。
当地政府未必不想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往往有心无力。由于产业规模的限制，就业岗位有限，四国耗费重金培育的人才，往往在毕业后奔赴异国他乡求职。在2011年的数据统计里，马来西亚的海外人口居然高达150万之巨，占全国人口的5%，这其中，大多数为高素质人才。
出口乏力、内需不足，社会财富却被极少数权贵富商所垄断。在一份统计报告中，四国最富裕的1%人口，占据了社会整体50%的财富。而与此同时，大量群众仍在温饱线挣扎。像极了那句话，“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
虽然弊病颇多，但东盟四国仍依靠着原材料的出口，缓慢积累起了一笔可贵的社会财富。然而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西方财团却撬开了这扇守护财富的大门，将东南亚多年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
虽然韩国在这场危机中同样损失惨重，但依靠本身雄厚的底子，东山再起。反观东南亚诸国，却由此萎靡不振。
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身处东亚的中国，在与日韩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开始面对起了这个魔咒。
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劫不复。
03、困难但前进的中国经济
1978年，改革开放，有着10亿劳动力和市场的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人均GDP搭上高铁，从不足200美元一直飞奔过了9000美元的红线。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举世罕见。
经济快速增长下，却依旧隐藏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社会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人口老龄化的后续无力、房价高涨的内需萎靡。
在北大3年前公布的《中国民生报告》中，就指出1%的家庭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下，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力劳动积极性会降低，子女上升通道被限制。目前来看，收入差距，仍在朝着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日益高涨的房价息息相关，这也同时压抑住了内需扩展。在北上广深诸多一二线城市，大批年轻人为了攒下首付，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在此情况下，消费降级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整体经济的正常流转被影响。
然而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老龄化危机。全面二胎不及预期，越来越多的老人与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常态。日韩的今天，无疑是中国的明天，但与日韩不同的是，未富先老是我们正在面对的。
诸多问题齐聚，成为了中国经济前进之路的一道道门槛。如何破局，是今天政府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最大的希望就是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只有产业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我国才可以在国际和国内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并避免劳动力下滑带来的产业外流影响。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推出了中国版的工业4.0计划，即《中国制造2025》。
然而往往事实并不能让人如愿，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制造2025》视为心腹大患，并通过贸易战限制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贸易战下，中国的对外出口同样严重受挫，农民工返乡数量再次攀高。
即使如此，转型升级也是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不过相对美国附属的日韩而言，中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为艰难。但我国毕竟是经济大国，有着完善的产业链以及更为广阔的市场，完成科技树的攀爬，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不曾有人相信，人均GDP甚至只有撒哈拉沙漠三分之一的中国，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在那么艰难的日子，中国尚且创造了如此的一个经济奇迹。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依旧也有经济转型的能力与魄力。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正如任正非所说，还要拿钱砸出更多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那时，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只会成为“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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