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說說史馬遷。
一 失蹤的《今上本紀》
身為一名郎官，司馬遷的日常工作，自然以皇帝為中心。和其他郎官一樣，他的前程和命運，也取決於皇帝對他的評價。
司馬遷最遲是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入仕為郎，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接替去世的父親成為太史令，在郎官的崗位上工作了十年以上。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期間漢武帝從來沒有對司馬遷委以重任。
但這倒未見得是皇帝看不上司馬遷，實際上史書中有不少蛛絲馬跡，都表明漢武帝對司馬遷不無欣賞，甚至有些親近之感。
就在元狩五年，三十九歲的漢武帝生了一場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種療法和巫術，都沒有效果。最後，只好乞靈於“神君”。
神君是一個長陵女子，難產而死，後來就成了神，響應民間祈求極其靈驗，影響越來越大。漢武帝的外婆平原君[1]，就深信是因為自己信奉神君，才給女兒、外孫帶來了這樣的好運。而漢武帝受外婆的影響很深。
漢武帝派人向神君詢問自己的病因，神君答覆說：“天子不用擔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點，可以勉強一下自己，和我相會於甘泉宮。”
關於這個神君，一部大約是出自漢代方士之手的書《漢武帝故事》裡，還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輕的時候就崇拜神君，於是有一天神君主動來找霍去病，自薦枕蓆。潔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絕了（不知道有沒說我只是崇拜你，你居然想睡粉啥的……），後來霍去病病危，醫藥罔效，漢武帝親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覆說，霍將軍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為他補補身體，當時他既然拒絕了我，現在就無法可想了。
這個故事當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說明，在方士們樂於把神君描述成一個什麼樣的形象。所以神君對漢武帝說“強與我會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曖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會《漢武帝故事》的記錄，漢武帝與神君相會，也是極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司馬遷在《封禪書》裡，卻對漢武帝如何在甘泉宮裡一個叫壽宮的便殿裡召喚神君，神君出現時如何風吹颯然，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有詳細的描寫。他為什麼能知道得這麼清楚？司馬遷的解釋是，自己“入壽宮侍祠神語”。
也就是說，漢武帝在身體狀況極其不佳，舉行最隱秘的巫術儀式的時候，把司馬遷帶在身邊。不是對很有親近感的人，不會如此。
之後漢武帝巡行郡國，司馬遷大多數時候在隨行隊伍之中。有可能，皇帝知道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歷史書寫作計劃，也相信這將是一部謳歌這個偉大時代的著作，所以有意安排司馬遷進入歷史現場。
當然，漢武帝欣賞司馬遷最重要的證據，其實正是李陵事件發生之後。司馬遷竟然敢在那麼重要的場合侃侃而談，也許正是皇帝一貫的縱容，給了他某種錯覺。而漢武帝在對司馬遷處以宮刑之後，竟仍然把他留在身邊，任命他做“中書令”，——也就是以宦官的身份做皇帝的秘書。
這個職務在後來的班固看來，是“尊寵任職”。即使漢武帝時代中書令還不具備什麼尊寵意味，皇帝不會任命一個只是讓自己感到厭惡的人做秘書，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至於很少給司馬遷委派重要的具體工作，則該算是皇帝知人善任。司馬遷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個能處理繁難的行政事務的人。真把他丟到兇險的前線，那對司馬遷本人來說極可能是滅頂之災，對中國史學史來說，也無疑會是無可估量的損失。
對皇帝的這種親密待遇，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一個自嘲性的說法：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我家祖傳的技能，是整理文獻，熟悉歷史，觀察星象，編定曆法，和那些占卜算命的混在一起，本來就是主上所戲弄，像娼妓、演員一樣被養起來，也被一般民眾所瞧不起的。
言下之意，自己只是皇帝的一個玩具。
這是晚年痛徹之後的醒悟。年輕的司馬遷，顯然並不是這麼想的，《報任安書》裡還有另一番話，也許更能反映郎官司馬遷的心態：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戴盆何以望天”是當時諺語，比喻事難兩全。具體說，皇帝是“天”，其他的人只是“盆”。所以這句話經常用於表達，為了效忠皇帝，可以置親朋好友于不顧。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也幾次表白過，他們的作品，將是一曲盛世的頌歌。
按照最初的構想，這部史書的結構，是完全呼應儒家正統的：從堯舜開始，因為古老的《尚書》就是從堯舜開始的；到今皇帝獲得一隻麒麟結束，孔子親自修訂的《春秋》，就結束於發現一隻麒麟。
但又有明顯的不同。麒麟是瑞獸，本不該在春秋那個亂世出現，所以只能死於卑賤的樵夫之手，導致孔子傷心而絕筆。而當今是一個政通人和的盛世，麒麟出現正當其時，所以可以榮幸的被皇帝用來獻給上天，史書到這裡結束，是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應該怎樣描述當今皇帝和他統治的時代呢？司馬遷提煉過這樣的主題：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然而問題在於，這篇本紀失蹤了。
今天我們讀到的《史記》，《孝武本紀》[2]是極其奇怪的一篇，其中只有漢武帝祭祀鬼神、封禪泰山之類的內容，所有文治武功，毫不涉及。實際上，這一篇就是把《史記·封禪書》裡的漢武帝部分，照抄了一遍而已。
很早就有一種說法，漢武帝讀到了司馬遷為自己所作的傳記，“怒而削去之”。也就是說，這篇被漢武帝親手銷燬。
如果司馬遷筆下的內容，和他聲稱的主題相符，那麼漢武帝沒有毀掉《今上本紀》的理由。所以只能認為，司馬遷寫了另外一些東西。
二 武皇開邊意未已
漢武帝時代的“外攘夷狄”，最重大的事件當然是征伐匈奴，但絕不僅是如此而已。那是一個全方位開疆拓土的時代，《史記》的《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一系列篇章，拼合起來構成了一幅氣魄宏偉的畫卷。
值得注意的是，漢武帝時代的開拓，絕不僅僅是出於專制帝王的個人野心，而是“中國之國力為之”，是整個社會騷動不安的情緒和無處宣洩的精力匯聚而成的結果。無數來自遙遠的四面八方的人們匯聚到長安，告訴皇帝說，我們可以去征服更遙遠的地方。
遼闊的南方，當時都在帝國的疆域之外。當年秦始皇南擊百越，本來就只是簡單的軍事征服，實際管控很弱。楚漢天下逐鹿的時代，許多地方紛紛取得了獨立地位。浙江南部是甌越（或者叫東甌），福建是閩越，都是越人自己建立的國家。嶺南的南越國，統治集團由南征的秦軍組成，但是到了漢武帝時代，他們許多人也忘了自己祖上來自“中國”（中原地區），嶺南的本土意識越來越強烈。
現在，武帝時代的漢家男兒，將成為這個趨勢的終結者。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攻擊東甌，由此引發了大漢朝廷上的一場辯論。
田蚡是漢武帝的舅舅，作為尊貴的外戚，他認為越人互相攻擊乃是常事，不足以煩勞朝廷的大軍，自從秦代以來，朝廷已經拋棄了那片土地。
中大夫莊助則堅決主張出兵，認為拯救走投無路的小國，是天子的責任，並嘲諷說：秦朝連都城咸陽都拋棄了，難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對象嗎？
莊助來自遙遠的會稽郡，是地方官舉薦上來的人才。儘管受到皇帝賞識，但他一口吳地口音，想必在長安的朝廷中頗顯怪異，所以頗急於一展身手證明自己。臨近家鄉的地方發生事端，簡直是一次個人機遇。
建元三年的漢武帝還不滿二十歲，不久前剛剛因為一次失敗的改革，被太皇太后剝奪了實權，不能動員大軍，於是就委任莊助以會稽郡的軍隊解決此事。會稽太守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於是莊助就斬一司馬立威，宣佈朝廷的意志，出兵從海上救援東甌。閩越被震懾住了，撤兵。但東甌仍沒有安全感，漢武帝就允許東甌全國北遷，把他們安置在長江、淮河之間。
這個過程裡，我們看到莊助膽大妄為之極，完全不像是一個循規蹈矩俯首待命的官僚。而漢武帝也欣賞他的作風，朕要的只是結果，並不關心過程。
三年之後，閩越又攻擊南越。——實際上，南越是這些越國中實力最強大的一個，完全有能力自己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南越王卻並沒有把閩越軍隊當作送上門的食物，相反非常恭順的向漢武帝表示：南越和閩越都是漢朝的藩臣，我沒有自主用兵的權力，現在應該怎麼辦？
這實際上是對皇帝的一次考驗。漢軍千里迢迢出征到嶺南，無疑勞民傷財，但如果不能保護南越的安全，不履行宗主的義務，也就意味著放棄宗主的權力，這意味著承認南越的獨立地位。
安享富貴多年的特權人物，再一次表達了息事寧人的立場。淮南王劉安是皇帝的叔叔，淵博的學者以及傳說中的豆腐發明人，他給皇帝上了一道很長的奏章，奏章中，他把越人生活的土地描述為一個和中原完全不同的魔幻世界，漢軍出征到這裡，面臨著類似突破次元壁的艱辛與兇險。同時，劉安還用包含深情的筆墨，記錄了這些年來漢朝子民的生活如何艱難困苦血淚斑斑，突發的軍事行動還要額外增加他們的負擔。總之，他勸皇帝放棄出兵的打算。
但是，不久之前太皇太后竇氏剛剛去世，年輕的皇帝剛剛嚐到了乾綱獨斷的滋味，無論如何放棄這個展示威嚴的機會。漢軍雷霆出擊，從豫章和會稽，兩路夾擊閩越。
皇帝立刻得到了想要的結果，閩越人殺死自己的國王向皇帝認罪，南越國則震懾於皇帝的權威，遣太子到長安宿衛。
漢武帝非常高興，派莊助去見淮南王劉安，名義上是“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實際上當然是提醒這位皇叔，皇帝是神威有多麼廣大，你的建議，又有多麼愚蠢。
莊助當然也很樂意接受這個任務。一個來自偏遠郡縣的出身尋常的士人，可以用居高臨下的姿態申斥高貴的皇叔，滔滔不絕的宏論，不管是否言之成理，都能讓這位前輩學者頻頻點頭嘆息拜服，這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
之後，漢武帝還給予莊助特別的優待，讓他回到家鄉會稽郡擔任郡守，並且幾年時間裡任由他為所欲為。這段日子裡，莊助的經歷一定廣為流傳，併發揮了巨大的示範效應。不管出格的舉動，只要能夠取得成功，那就該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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