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出版，此為其中部分文集。 信息時報 圖
“值陳寅恪誕辰一百三十週年之際，譯林出版社推出了國內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橫排簡體版陳寅恪集。”
近日，這則出版動向一經披露，便引發學界、業界的高度關注和熱議，輿論焦點在於簡體橫排是否有違陳寅恪本人的生前意願、繁簡轉換是否可能出現偏差等。
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陳寅恪生於1890年，逝於1969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他曾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又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現代史學四大家”。
本次推出的合集計九種十冊，分為“史集”和“別集”兩套。2020年3月先期推出《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
“譯林出版社推出簡體橫排版《陳寅恪合集》，方便讓更多讀者接近陳寅恪，閱讀其著，體悟其思，為廣大青年文史愛好者、院校師生提供了一個便利、明晰的版本。”新華網的報道稱，並且隨著該簡體橫排版《陳寅恪合集》的問世，電子書也將同步發行。
是否違背陳寅恪要求繁體豎排的“遺願”
3月23日，澎湃新聞“文化課”《陳寅恪著作進入公版，簡體字版〈陳寅恪合集〉出版引發爭議》一文率先報道了譯林出版社出版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
文章指出，“陳寅恪在生前曾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須以繁體豎排的形式出版，此後出版界一直遵循此意不出簡體字版作品。”
文章回溯了陳寅恪“遺願”的淵源：“關於陳寅恪生前留有‘不出簡體本’的遺願，已成知識界的固有印象。這一印象可能主要來自吳宓之女吳學昭的作品《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三聯書店2014年）……而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的書信中，陳寅恪特別提到：‘又請注意下列兩點：（一）標點符號請照原稿；（二）請不要用簡體字。‘此外，陳寅恪長女陳流求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曾表示：‘父親生前說過，他的一切作品無論是詩詞還是文史，確定出版物都要繁體豎排……’”
而此次譯林出版社簡體橫排版本的正式出版則是基於陳寅恪著作已進入了公有領域——文章稱，“自2019年10月7日起，陳寅恪去世滿五十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和發表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後五十年，此後進入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常見的公共版權，任何出版社和個人在不侵犯其修改權、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這三種權能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在一些出版人看來，既然進入公版，那作者的遺願也就無從談起，出版簡體本完全合法合規，只是從情理上講，仍有討論的空間。”
文章提到，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唐小兵看來，“陳寅恪先生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託命之人，我想所謂文化託命的內涵之一就是他對於面對歐風美雨的衝擊和中國革命的掃蕩而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國精英文化的苦心傳承……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每一個字細細追索就是一部文化史。試想刪繁就簡之後中國的部分文字的外形已經與原意脫嵌了。”不過，唐小兵同時也對簡體橫排表示了理解。
對此，譯林出版社出版顧問、《陳寅恪合集》策劃組稿人江奇勇當時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陳先生對於著作排版的要求是基於某個歷史時期的一種個人態度，並不是“遺願”，“如果真的有‘遺願’，倒是值得好好思索推敲一番，先生的遺願到底是什麼。老先生必然是希望更多人讀懂，而不是做形式上的封存。”
值得一提的是，澎湃新聞這篇報道網友評論獲贊前兩位正好代表了相左的兩種意見：網友“以駿”稱“個人的想法難免落後於時代，文字簡化是大勢所趨。在目前合法情況下，用簡體字出版可以被認為是對優秀文化的傳播而不是對作者意願的違背“，而網友“dongwu603”則明確表示“簡體字的陳寅恪作品，至少我是不會去買的”。
此外，知乎網友“qinglang12”提出繁體橫排的“折衷”方案也代表了一部分網友的觀點。他在“如何看待譯林出版社出版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提問的回答中強調，“時代在變化，閱讀習慣也在變化，出版者為了更多讀者去考慮並沒有錯，但一要守法，二要尊重作者。如果要變通，也應將對作者的傷害降到最低。”
梨視頻3月25日跟進報道。譯林出版社編輯王珏表示，“這對陳先生的著作來說是新的契機，而不是損毀。”她提到出版社並沒有考慮橫排繁體版的“折衷”方案，“我們覺得只要內容上純正就是忠於作者，並不覺得形式是個很大的問題。”
江奇勇和王珏的觀點也得到了陳寅恪研究者、《陳寅恪詩箋釋》作者胡文輝的支持。胡文輝認為，“簡體字足以傳達繁體字所傳達的內涵，通過簡體字，一樣可以呈現那個古典的世界，正如弗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來。”
3月29日，錢江晚報“小時新聞”客戶端《陳寅恪的論著簡體字出版合適嗎？胡文輝：簡體字一樣能呈現古典世界》一文刊載了胡文輝的上述觀點。
胡文輝稱，“古籍簡體並沒有真正破壞文本的本來面目。簡體字仍然有效地——更有效地——承載著古籍的意義世界……但今天，簡體字完全成為主流，這樣的語境中，對待陳先生見解的態度，不妨用陳先生對待王國維見解的態度——崇敬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同時，對他的學說要承認有商量的地方，‘若只知亦步亦趨，依樣畫瓢，則有負陳先生遺說之大旨矣’。”
而關於陳寅恪的“遺願”，胡文輝表示，“當時陳先生把繁體字看作傳統的象徵之一，在‘傳統文化雨打風吹的年代’，我們當然可以有‘瞭解之同情’。”
繁簡轉換是否可能出現偏差
除了是否違背陳寅恪“遺願”的爭議，繁簡轉換是否可能出現偏差也成為此次簡體橫排版受到輿論質疑的焦點。
比如，據上述澎湃新聞3月23日報道，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侯體健認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考慮，簡體版容易在某些語句中引起不必要的誤讀，特定的詞彙更可能引起誤讀。所以，學術研究肯定以繁體為好。”
3月30日，愛思想網微信公眾號“學人Scholar”刊發了廣州城市職業學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長荀鐵軍的來稿《簡體橫排版〈陳寅恪合集〉可能淪為雞肋版》。
荀鐵軍在文章中指出，“繁簡字問題，專家多有論述，其中存在最多的問題是‘一對多’簡化字（“非對稱性繁簡字”）問題。‘一對多’簡化字是指的是簡化字回覆到繁體字系統後，不是‘一對一’的簡單對應，而是一個簡化字對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字。‘一對多’簡化字包括：同音代替字、音近代替字和同形字。”
荀鐵軍認為，“在出版簡體字的文言文學術著作時，同形字和非同源同音代替字的繁簡字問題將會比較突出。因為文言文學術著作中‘廠（hàn）’、‘廣（yǎn）’、‘寧（zhù）’、‘聽（yín）’等字，用的也不少，極易導致理解的錯誤，或者根本不懂意思。“
江奇勇和王珏則在上述採訪中，各自分別介紹了譯林出版社繁簡轉換的工作。
江奇勇稱，“我們新版《合集》延請領域內的專家和編校團隊進行了極為艱苦的編校、審讀工作。每一本書編輯、校對都在五次以上。對於繁簡轉換中出現的文字錯誤一一修正，而最艱苦的任務卻是標點符號的調整。由於古籍中的標點與現代的標註方式有所不同，造成了閱讀的困難。”
他還提到，新版《合集》依據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發佈的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對底本的原標點做了必要的調整和補充，尤其是考籍核典，儘可能全面、正確地添加了書名號，使得閱讀更為流暢。除此之外，在編輯過程中，編校團隊儘可能地對底本文字做了勘對，徑改了其中存在的文字訛誤。對異體字，除陳氏徵引文獻中的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之外，均改用通行正字。
王珏表示，“我們的原則一直是不要改變原著的面貌，在這個前提下將繁體字和異體字來轉為正字……如果繁體字或者異體字轉為正字以後，意義如果會發生變化，或者它沒有對應的意義，甚至沒有對應的正字的話，我們就保留了繁體字和異體字；如果一個繁體字對應多個簡體字，我們就會一個個去查，然後採用語境中意義相合的正字。這是非常艱苦的一項工作。”
4月1日，微信公眾號“譯林出版社”在這套《陳寅恪合集》的推薦理由中寫道：“誠邀專業古籍編校團隊悉心勘對，在不改變陳集原貌的前提下，改繁體字、異體字為通行正字，梳理陳集繁複的體例，對底本的標點進行了補充和調整，特別是引經據典之處加書名號，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誤，最大程度地改善閱讀體驗，把陳氏博大精深的思想傳遞給更多的讀者。”
而就在這篇微信文章的精選留言中，有網友表示希望陳寅恪著作保持繁體，“這是對陳先生的一種尊重”。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