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鉅額投資的電影《王的盛宴》遭遇票房失利，把導演陸川拉入谷底，他把那段時間稱為“反思期”：“我很痛苦的一點是我堅信自己是要為主流觀眾拍電影的，可是那個時候被主流觀眾否定，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接下由著名網絡小說《鬼吹燈》改編的電影《九層妖塔》，陸川在原著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寫的劇本。
這一次，不再是宏大的歷史題材，而是回到了好奇心的起點，這個講述男主角胡八一如何在探險中成長的故事，有陸川本身對“考古”“盜墓”的少年式好奇心，也有如何用有限的資金做出更好的特效、拓寬中國電影類型的嘗試。他想好好給自己以前並不那麼熟悉的年輕觀眾講個好故事，但仍然堅持著自己的“作者性”。
（一）
韓三平最早找到導演陸川聊《鬼吹燈》劇本是在2013年夏天，離電影《王的盛宴》發行大半年之後。陸川仍清晰地記得最開始韓三平找他是作為“劇本醫生”的角色參與，給劇本提點意見，韓三平問他願不願意試試，但要先寫個劇本出來。
陸川從小是個神神叨叨的孩子，相信UFO和外星人的故事，看了大量的志怪類小說，自己也一直在寫科幻小說。老韓提議後，陸川把手頭的一個故事梗概和《鬼吹燈》原著結合起來，飛快地寫了一個五萬字的劇本。劇本通過了，陸川拿到了這部電影的導演權，改名為《九層妖塔》。
天下霸唱的網絡小說《鬼吹燈》在中文世界裡長期盤踞暢銷榜，它擁有極大的粉絲量，被譽為中國最大I P。陸川把自己的前四部電影稱為“排毒期”，拍《九層妖塔》則是回到了小時候的興趣愛好，回到自己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一直覺得，一個年輕導演的價值，就在於他剛出道的時候能對這個社會排出多少毒來，發出多少吶喊，我稱之為排毒的過程。”陸川說，“我很享受那四部戲，就是那四部戲對我來說沒有一部戲是我認為不值得做或者不該做的，我很驕傲我自己能堅持四部戲都是這麼做電影的。”
實際上，在《王的盛宴》發行後的半年裡，由於票房失利，陸川陷入了一個痛苦的“思考期”。《王的盛宴》剛上映時，就捲入了水軍事件的罵聲中。陸川坐在沙發上，陷入這段經歷的回憶……當時路演還沒結束，公司就已經陸續有人辭職，等他回到公司時，樓上樓下都空了，只剩下幾個人。
路演期間，陸川和團隊去了20多個城市的影廳，發現他曾經熟悉的觀眾變得那樣年輕和陌生。“真的比《南京！南京！》時看到的，要年輕得多！”陸川試著跟這些年輕人溝通，得到的反饋是“好多人就覺得茫然，劉邦是誰，怎麼回事”。
“《南京！南京！》我們也有走院線，但是在《王的盛宴》時你看到的觀眾的臉和那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批年輕人坐在下面看著你，很茫然。當然他們也很有禮貌，也不至於說你是爛片，但是他們就覺得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也有一些看得懂的，其實《王的盛宴》還是有一些很堅定的擁護者，但是那是少數，必須承認那是少數。而且往往是年紀特別大的觀眾，所以這是那時候比較讓自己恐慌的感覺。突然覺得自己一下就跟這個時代沒關係了。”陸川說道。
“是我錯了，還是市場錯了”，陸川調整了一下坐姿，音調提高了很多：“我很痛苦的一點是，我在學校的時候那麼堅定地相信自己是要為這個市場、為主流觀眾拍電影的，可在那個時候你是被主流觀眾否定的，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二）
在那段迷茫期，陸川選擇了出國散心，並在這個過程中考慮下一部戲做什麼。他決定回到自己內心的興趣。“因為我經歷了《王的盛宴》前面四部戲之後，為了一個高尚的理想、一個形而上的理想拍戲之後，我現在想為我自己一些非常本初的好奇心拍電影。”
當時陸川手頭在寫的科幻小說叫《異族史》，是一個地外文明的故事，電影《九層妖塔》裡，李晨飾演的神秘館長在圖書館手上拿的書正是《異族史》。
籌備期間，陸川做了大量準備。他很早就對考古有濃厚的興趣，家裡還有一套洛陽鏟子，“知道它怎麼組裝，怎麼探洞，怎麼看泥土的溼度。”他還專門看了《中國盜墓史》和一些關於墓葬的書，並結識北大考古系和陝西曆史博物館的老師，成為很好的朋友。
陸川認識了一些真正的盜墓人，接觸了很多關於盜墓中真實會發生的故事，他甚至去了盜墓人的家中考察。“我七月份去他們家，大夏天的，屋子不用開空調，陰的，進去之後就開始起雞皮疙瘩，一屋子陪葬的各種各樣的瓶瓶罐罐。”
之所以需要這些體驗，是因為陸川仍然希望在一部商業片中保持“作者性”，《九層妖塔》並不僅僅是個“盜墓打怪”的故事，陸川認為他在講“胡八一”的成長，“這個成長跟馬山在《尋槍》裡的成長，跟尕玉在《可可西里》的成長，有類同性，都是人在旅程的感覺。”
陸川並不想大談電影的內在表達，他看上去有些謹慎，從《王的盛宴》後，他學到“不再用嘴表達電影裡形而上的東西”，“那個其實不是電影的目的，終點，那是電影的發動機，也許走到那個終點，它會有新的風景。但是我在拍的過程中，我心裡一定裝著這個發動機呢，但是現在你說你這個發動機是什麼，我可能很拒絕說這個事。”
（三）
電影正式開機時，劇本已易稿14次，分鏡頭都畫好了，預先找好的特效公司卻出了點麻煩。最早談好的一家國外特效製作公司，因為很喜歡《可可西里》主動提出“包片”（即全部特效都由這一家公司來做）。等到陸川給出分鏡頭腳本時，對方“嚇傻”了：“你這個在好萊塢是要花一億美金的，現在整部戲預算只有9000多萬人民幣，都給我都不夠。”
無奈之下，陸川只能把整個特效項目分拆在國內競價，以壓低成本。一場雪崩戲中，胡八一和shirely楊需要從懸崖陡峭的冰面上滑行墜落。在技術發達的好萊塢拍攝此類鏡頭，必須要使用叫做“飛貓”的設備，但租用開銷高達200萬。最後，機械組組長阿福用國內武打片過江龍的方式，自己土法炮製了類似的裝備，總共花了不到10萬塊。巨大的腦洞和小米加步槍的打法，讓征戰好萊塢多年曾參與過《指環王》系列製作的新西蘭技術指導JOHN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實際上是一個理科生，我對特效電影實際上一直很熱愛。”陸川第一次接觸特效是在2006年，拍攝關於奧運會的一個動畫短片《五福娃》，這個項目持續了11個月，“那個時候，我對動畫電影，對於CG，開始有了一個初步的瞭解。七分鐘的樣片，韓總據說還帶到了美國讓斯皮爾伯格去看，他覺得還不錯。”陸川覺得在那個項目上受的訓練，對他是很有幫助的，現在他家裡還有各種各樣的設備。
（四）
在採訪時，陸川的文青氣質顯露無遺，他並不是一個愛見媒體的人，在家裡，他可以幾個小時不說話，只是看書或發呆。對《王的盛宴》的失利，他仍心有餘悸，“感覺到整個負面的力量。但其實那是一次成功的對自己的警戒。”
在2009年一家媒體的採訪中，他講過這樣一件事：“拍完《可可西里》，大家收拾行李就跑，我自己開一輛吉普車，從可可西里到格爾木，從格爾木到西寧，從西寧到西安，每個城市住一天，每天閒逛，就覺得回北京我會受不了。我覺得自己是在一個事兒裡，這事兒特別偉大，讓人激動，靈感四溢；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開始沮喪，覺得又要過沒意思的日子了，說些沒用的話，滿大街的人，讓我窒息。”
當時他被問到“最大的擔憂是什麼”，他答：“失去方向，失去力量。”
2015年六月，陸川與央視主持人胡蝶結婚，進入婚姻後的陸川更加平和，“我逐漸在感受到兩個人的婚姻生活跟一個人去做電影、漂著的區別，我每天在點點滴滴中感受著。比如我書包裡每天都會有一個桃，是我老婆塞進去的，這個可能就是婚姻。”這些不一樣的變化，讓他在下一部片子中想要表達更個人化的命題，陸川笑了笑，“排毒階段還沒完全完呢。”
對話陸川
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讓你來拍這個電影？
多少年前就知道這個小說了。看過一些小說的片段。契機就是很偶然，有一次中影的韓總找我，三爺說聊聊。
你當時看了原著是什麼感覺？
因為是很早以前看的，覺得還是挺有趣的，很有意思。
你是會喜歡看這一類小說的人嗎？
我從小就看這類小說，（比如）看儒勒·凡爾納，我記得那時候省下坐車的錢去買這類小說，很小就看志怪類小說了，傳奇、探險這類的。
那你當時對劇本提了什麼意見了？
因為小說其實主線還是很明確的，這段記憶已經被磨掉了，反正就是提了一些意見。後來韓總問我說你願不願意接這事，我說可以試試。因為沒想到當時會有這麼一個機會，然後他說你要接的話，第一不能保證給你這個項目，因為已經有導演了，你能不能先去給我寫個劇本看看。我說行，我試試。因為我之前正在孵化的一個項目，其實跟這個有點像。那是一個科幻片。
你自己在籌備一個科幻片？
對，我在籌備一個科幻片，而且我抓了兩三個科幻的項目。因為《王的盛宴》之後，我覺得四個文藝片拍完。作為一個導演，我覺得我的排毒期排完了。每個導演開始都有排毒的時期，那我接下來做什麼，我覺得有一個東西不能變，就是要拍自己的愛好和興趣。因為我從小是一個神神叨叨的孩子，相信UFO、外星人這些事，我對這個特別好奇。看電影也是喜歡這類電影，所以我就想那是不是應該按類似的興趣愛好去拍電影。
2012年《王的盛宴》之後，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哪部電影的票房沒有達到你的預期？
我沒有預期，《王的盛宴》是沒有達到別人的預期，在票房上。電影其實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出現的一部正確的電影。我覺得那個電影其實在製作上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只是在一個商業市場上，用一種其實也不是多麼先鋒，還只是用意識流的方式在講述一個關於權力遊戲的故事。但是它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用一種錯誤的方式說出來，我用了一種比較文藝的方式。但是你選擇了那樣一個市場，再用非常文藝的方式說出來好像就不對了。我當時反省了很長時間。
具體反省了什麼？
就是在中國這個當下怎麼做電影，做什麼電影，然後要去堅持什麼。
你覺得它對你來說是個打擊嗎？
應該是個打擊，我不能說是個鼓勵。當然是個打擊，因為一路其實從《尋槍》到《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雖然我自己覺得每一部戲都很艱苦，但旁觀者感覺你是高歌猛進的，在《王的盛宴》之後就感覺是重重的被戳傷了一次，因為其實你做電影的態度沒有變，你做事的方式，拍電影的方式，我們的製作都沒有變。
你會覺得我跟以前一樣認真來做這件事情，我仍然投入了我最大的熱誠，但是為什麼得到的反應跟以前那麼不一樣？
對，有這個，當然對於影片的爭議其實我是做好準備的。因為從《南京！南京！》開始就已經讓你知道你的思路、你的思考、對歷史的思考可能跟當下是有距離的，但是《王的盛宴》的問題是沒有多少人在本體上跟你討論，它直接是從對於你這個人和你這個作者上，要去傾覆你，突然我覺得是出什麼事了嗎，就覺得有點懵。後來我發現它都是一種市場行為，它表現了一種民意，這種民意實際上是對於說教類電影，或者說是比較嚴肅的，帶有說教意義的電影的一種強烈的反動。它實際上表達了一種市場的飢渴，這種飢渴就是我們不想再聽說教了，我們想到影院裡去獲得我們花錢應該得到的一種娛樂。
那你的個人趣味，你的態度是什麼樣的？
我以前其實沒思考過，我們那時候就覺得電影就得這麼拍。其實誰也不需要負責，就是對自個兒負責。
你在創作的時候會考慮觀眾？
我們還是內心會有一種上帝意識，覺得過來是傳播福音的。
其實挺精英主義的。
有精英主義。這是我們在學校裡受的教育。包括在反省的時候，其實我在語言、技巧、表達、敘事這個層面，我受到的是經典好萊塢的方式，因為我喜歡那種方式。
就還是挺有戲劇化的衝突的東西。
對，我喜歡戲劇化的東西，但是在一個電影學院這種大師教育的氛圍中間，我覺得我自己對於歐洲的電影大師，對於這種詩意的表達，對於情懷這個東西我是認同的。作為電影人是要承擔一些，傳遞一些精神的東西。
總覺得身上有一種責任感？
是責任感。我做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體制中的作者》，我依然是希望做像《教父》那樣的電影，它應該有一種能夠傳世的藝術精神。這是我到《王的盛宴》為止，那四部戲，整個這12年，一直在做的實踐。（大眾電影 編輯 李茹涵 採訪、撰文 黃周穎 攝影 胥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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