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眾”——極刑之上的刑罰
在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逢年過節，最熱鬧的地方除了各大廟會，就要數位於南二環的菜市口了。
其實，菜市口的熱鬧和繁華要比這早得多，可遠溯至明代，這裡本是當時北京城內最大的蔬菜市場，並因此而得名。只不過明代時叫做“菜市街”，清代才改稱為“菜市口”。所謂菜市口，並不僅指一個路口，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印製的《清北京城圖》上標註的菜市口，位於宣外大街與廣內大街交匯的路南，東起神仙衚衕，西至北半截衚衕，是一個區域的泛稱。
菜市口的繁華源於其在北京城中所處的特殊位置。明清兩代，南方各地的商賈、貨物要想抵達京城，除了京杭大運河的水路之外，還有一條旱路—沿太行山東麓，走北京城西南的蘆溝橋跨越永定河，從廣安門進城。而菜市口恰恰就位於進城後不多遠的宣武門外大街和廣安門內大街的交匯處。經菜市口向北可入宣武門，向東直行便是正陽門，於是這裡變成了集散貨物、分流交通的要衝。甚至各省用於接待本省人士赴京考試、經商的地方會所諸如湖廣會館、潮州會館、南海會館都聚集於此。
然而菜市口的聞名於天下，並不僅僅因為它的繁華喧鬧，更多被後人提及的，是它的另一個用途——大清刑場。
血腥恐怖的刑場，難道不應該選擇荒郊野外的僻靜之地麼？清王朝為何會將鬧市做為刑場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同樣定都北京的元、明二朝，都把刑場設在了哪裡。
元代的刑場設在城北的柴市口，大體位置相當於現在東城區的交道口，緊鄰皇城、大都路總管府、警巡院、倒鈔庫、萬寧寺與中心閣。其中大都路總管府相當於明清兩朝的順天府，萬寧寺是皇家寺院，中心閣則為大都的中心，是重要的城市標誌。而柴市口正西邊的什剎海，就是元代大運河的北端，即大都的漕運碼頭，幾乎是當時城中最繁華喧鬧之地。1283年，一位由狀元而步步升至南宋丞相的漢人在這裡被斬首，成為南宋士人消亡的一種標誌，他就是文天祥。
到了明代，刑場改設在西四牌樓，也是當時的交通樞紐。在這裡有兩個著名的人物被處以極刑——凌遲。他們就是劉瑾和袁崇煥。這兩人一奸一忠；一個是宮中宦官，個是守邊將領；一個禍國殃民，一個保家衛國。由於滿清的反間計和時人對袁崇煥的誤解，兩人被凌遲時都受到了百姓一樣殘酷地對待——相爭食其肉。
如此看來，元、明兩代的刑場，都設在了城中的繁華之處。清王朝只是延續了這種傳統。答案已然呼之欲出，以鬧市為刑場的原因，無非是把刑場設定為一個舞臺，一個展示極刑讓更多人圍觀的舞臺。對於一個看重名聲清白的人情社會，這種將極刑“示眾”的做法，無疑是比死亡本身還殘酷的一種懲罰。因為這樣的懲罰，並不以死亡作為終結。
同時，在民智未開，又缺乏有效教化途徑的古代，殺人示眾以血腥直觀的方式刺激了百姓的視聽，最大程度地達到了行刑以威懾百姓的作用，成為當時“法制教育”的一種主要手段。
清代一朝，死後慘遭示眾最久的，恐怕要數雍正年間因牽扯進年羹堯案而被判斬刑的汪景祺。當時雍正皇帝在對汪景祺的處理意見上，硃批了“立斬梟示”四個字。這個“示”字便指明瞭不光要砍頭，還要把這顆腦袋懸掛在菜市口示眾。這顆頭顱在菜市口掛了多久？一直懸掛到雍正駕崩，直到乾隆朝左都御史孫國璽上書說實在有礙觀瞻，這才將早已風化的頭骨擇地掩埋。
通往死亡之路
上個世紀末，拓寬廣安大街的同時，由菜市口丁字街向南開闢出一條連接二環的寬敞馬路，原來的丁字路口，變成了四通八達的十字路口，菜市口衚衕也隨之晉級為“菜市口大街”。可清代時，彙集於菜市口的三條衚衕都不及十米寬，碰上“刑人”的日子，人頭攢動，擁擠不堪的場面可想而知。清代小說家和邦額就曾記述過，有一次正逢秋天路過菜市口，“刑人於市，阻不得進”的喧騰場面。
當時在菜市口受斬刑，民間稱之為“出紅差”或者“出大差”。所謂“紅差”，比較形象，指的就是流血斃命。而“大差”則較為隱晦，大意是說您這趟差出得時間特別久，久到永遠都回不來了。清代京城等待處死的犯人，有大半是關押在位於今天北京東城區帽兒衚衕一帶的順天府監獄。從這裡將犯人押解到菜市口有段不近的路程，道路兩旁做生意的、路過的、尋常住家，都會側目圍觀，指指點點。在這條通往死亡的漫漫長路上有兩個必經之地，一為甘石橋，二為宣武門。這兩處地方也因此被戲稱為“趕屍橋和“死門”。只可惜當時的“甘石橋”如今只保留了地名，位於今天的西單商場附近，而那座欄杆石橋早已無跡可尋。宣武門也在1966年修繕地鐵時被夷為平地，轉而闢為宣武門東、西大街。
不過按照清朝律法的程序，想要把犯人送到菜市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經過層層審訊與批示。
為了體現皇帝體恤百姓的仁愛之心和萬民之主的無上地位，全國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從地方逐級上傳，由皇帝親自審核。通常皇帝會將案件轉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會審。會審結果再次上報，皇帝做出“批紅”：一般死刑犯被判“絞監候”或“斬監候”，即收監後被判以絞刑或死刑。因為在農曆八月的秋審，他們還有一絲生還的希望。
據《光緒會典》記載，經過秋審的案件，可分為情實、緩決、可矜（案情屬實但情節不嚴重，可免於處死）、留承養祀（情節較重，但父母年老或身為獨子）四種情況。即使在這次秋審中再次領獲死刑的犯人，仍然保有最後一次“翻牌”的機會，那就是每年霜降前的朝審。
朝審當日，天剛矇矇亮，所有死刑犯都會被從牢中提出，走西長安門進入皇城，被帶到刑部朝房前的空地，面朝西逐個跪下，等候三法司官員邊翻閱案卷，邊做最後的案情核實。這個候審的場所，就位於現在中山公園南門到天安門城樓西牆這一帶的地段上。朝審結束後，名冊上姓名旁邊被畫了勾的，就表示該犯死期已到，稱為“勾決沒有畫勾的，叫做“勾免”，說明這個犯人可以多活上一年。這些“勾免”的犯人會從西三門被帶回西郊民巷的刑部大牢。死囚的親屬們往往會事先拿著麻線穿好的山裡紅，早早候在西三門外，趁機把山裡紅掛在幸獲緩刑的親友身上，並大喊“您大喜啦”，這叫做“朝審掛紅”，是慶祝親友又能多得年陽壽。據說，當時年年緩刑，前後拖了二十餘年，最終老死獄中的也大有人在。
在清朝初期，統治者們大都能夠嚴格踐行繁雜的司法程序。為了避免出現大的社會動盪，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刑法的力度也比較輕緩，除了大奸大惡，動搖國本的賊臣亂黨，被判以極刑的囚犯非常少見。
不同命運的科考大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菜市口曾經上演了一場絕無僅有的民殺“官”的鬧劇。
那一天，菜市口像往常一樣車水馬龍，來自各地的菜販、商賈、還有剛剛參加了科舉考試滯留在京城的舉子們聚集於此。忽然，在片喧雜聲中，一群書生模樣的人，鳴鑼擊鼓，聲勢浩大地從一條衚衕拐到了菜市口藥店鶴年堂前面的空場上。這裡正是每年秋後，朝廷問斬欽犯的地方。只見為首的書生“哐框”幾聲鑼響，把眾人聚在了一起，場中央放著兩具草人，上面的紙條分別寫著汪霖”、“姚士磊”——本次貢院科場主考官與副主考官的名號。
“科考不公，主考官收受賄賂，與行賄者串通一氣，作弊造假，要求嚴懲主考官，還我等公道！”此時，圍觀的百姓已經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堵得水洩不通，人人都想湊上前看個熱鬧。一番義憤填膺的慷慨陳詞之後，只見一個身板結實的書生舉起一把大刀，直接斬下了兩具草人的腦袋。其他的二三十名考生也就勢圍了上來，對草人一陣拳打腳踢後，方肯碎“屍”而散。
這件“斬草人案”緣起當年一場無疾而終的科舉舞弊案。當時的貢院科場主考官汪霖，與監卷御史丁棠發是同鄉好友。據說兩人在考試過程中，假意搜查考生卷子，以造成考場混亂，給賄賂者創造作弊的時機。
按照規定，發榜幾日之後，落榜考生可以領回落卷，不中的卷子也要附有批語，寫明不中原因，以示公正。但這次落榜的考生領出落卷一看，竟然大多沒有被批閱，於是認定此前的謠言不假，此次科場考試定有作弊行為，而後便上演了這出鬧劇。
考官們是否曾經收受賄賂，徇私舞弊？縱然有這種可能性，但也尚未水落石出。此時，考生們這種殺“官”洩憤的行為，無疑是犯了以下犯上，褻瀆朝廷命官的罪名。這件事一時間在朝野被傳得沸沸揚揚，也成了市井百姓的談資。
有趣的是，康熙帝在關於這件“荒唐事的奏摺上，只批覆了三個字—“知道了”，既未深究科考案的真相，也不曾降罪於聚眾鬧事的考生，草草地息事寧人了事。這樣的結果是出於利益權衡也罷，出於一位明君的仁慈之心也罷，卻也是那個時代不可複製的縮影。
幾世之後，菜市口依舊在繁華中迎來送往，而清廷卻日益內優外困，這種情勢也在定罪量刑上體現出來。
咸豐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一大早，4輛囚車就從刑部大牢直抵菜市口。雖然犯人只有4名，押解的官兵卻足足有近百名，聲勢之浩大，連在菜市口看慣了刑人的老人兒，也沒見過這般排場。更讓人捉摸不透的是，這4名犯人到達刑場後由西向東依次排開，然後就不見了下文，也沒有監斬官前來執刑。
與喧鬧紛雜的菜市口截然不同的是，此時頤和園勤政殿內鴉雀無聲，一片死寂。咸豐皇帝正在這裡召集眾大臣商審一件科舉舞弊大案的最終處理意見，而此案的4名主犯——羅鴻繹、李鶴齡、浦安和柏葰，此刻就跪在菜市口刑場等候發落。
案件還要從前一年的全國鄉試談起。這一年的鄉試如往常一樣，在八月八日開考，隨後於九月十六日發榜。可是在皇帝眼皮底下的順天府鄉試中舉的名單上卻出現了平齡的名字。
平齡是當時有名的旗人票友兒，平時無心讀書，只愛登臺演戲。但他這回不但中舉，還進了前十名，這無疑引起了士子們的質疑。隨後，便有御史參劾此次鄉試有舞弊行為，指出“平齡朱墨不符”。
原來為了防止考官認出考生筆跡，清代科舉考試規定考生親筆所寫的試卷用墨筆，然後統一由指定人員用硃筆照抄後再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著平齡的試卷已經被做了手腳，而“戊午科場案”也就此立案。
十月二十四日，此次鄉試的全部試卷在圓明園朝房重新勘察，這一查不要緊，300份試卷中居然有50餘份出現問題。甚至其中一份試卷上的錯別字就達300多個。咸豐帝聞訊大怒，下令嚴查。
隨著案情的深入，主考官桕葰直接卷人舞弊的證據浮出水面。原來，其中一名考生羅鴻繹，通過同鄉兵部侍郎李鶴齡的關係，結識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轉而請求柏葰調換羅的試卷使其中舉。柏葰最終推諉不過，礙於面子，只得安排羅鴻繹中舉，但是名次並不理想，排在370名外。按照清律，科場獲罪，一律判處死刑，這4人無一能夠倖免。
柏葰當時身兼正一品文淵閣大學士與軍機處領班大臣，可謂位極人臣，加上他其實並未在此案中獲利，只在羅鴻繹拜訪老師時，收到了16兩的謝師禮。所以直至行刑前，咸豐帝對於如何處理柏葰，還一直舉棋不定，也因而召開了這次勤政殿的會議。
聖意不明，誰也不敢貿然表態，唯獨柏葰的政治宿敵，時任刑部尚書的肅順在會議上力陳其罪行，提出無論他是否收受賄賂，但辜負皇上聖恩，藐視國家法律是實，堅決要判處柏葰在內的4名主犯死刑。根據《清文宗實錄》記載，咸豐皇帝縱然百般不忍，也只能言道，“情雖可原，法難寬宥”。
在清朝，極少有正一品大員被公開處斬，像和珅這樣罪大惡極的貪官也僅是被賜自盡。同樣是科場舞弊，與斬草人案時隔100多年的“戊午科場案”，在菜市口斬下的卻是血淋淋的人頭。對於刑法《周禮》有所載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兩起科場案的不同結果，正是清初與清末不同國家情勢的表現。
令九泉之下的柏葰稍感欣慰的是，菜市口很快就等來了在政治鬥爭中失勢的肅順。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在熱河行宮辭世，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欣發動辛酉事變，肅順在密雲被捕拿，隨後被加以“不能盡心和議，以致失信各國”等罪名，判處斬首。
按清朝律法，肅順作為旗人，理應在內務府或宗人府處死。但慈禧眼中難容肅順，所以將他送到菜市口斬首，以示羞辱，這也正是亂刑重罰在肅順身上的體現。隨著肅順人頭落地，噴流如注的鮮血染紅了菜市口的土地，清王朝拉開了風雨飄搖的序幕，菜市口迎來了它殺戮的巔峰時刻。
濫殺之後的謝幕
菜市口不再僅限於是一個斬殺“問題百姓”的刑場，越來越多在政治鬥爭中慘敗的官員，相繼殞命於菜市口，而這裡也更多地上演了“斬立決”的戲碼。
所謂“斬立決”即不再等到秋審後問斬，而是直接執行死刑。按照清初名臣姚文然所述，立決本不可輕用，只有“窮兇極惡，不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的滔天大罪，才可被處以斬立決。但對於這個行駛在下坡路上的帝國，“斬立決”早已被視作了控制其下滑速度的急剎車，而對於好事的看客而言，菜市口上演的刑人大戲，則是一天比一天“精彩”。比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問斬的戊戌六君子。
坐在囚車之中的6個欽犯，雖說是因為戊戌變法而獲罪，但其實並不是標準意義的改革派。比如劉光第原是刑部官員，立場在維新與守舊之間；楊銳雖然與康有為相交，但變法主張與康多有不合，甚至聲稱要對新法“稍加裁抑”；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則是“以弟代兄罪”；林旭、譚嗣同與楊深秀的情況也大抵如此。以上這6人除了康廣仁，都位列四品，雖然他們在變法中處於重要的地位，但並不是變法的核心人物，而且這6人都是沒有經過任何審判就被“不訊而誅”。顯然此時的菜市口已然淪為了慈禧太后剷除異己的屠場。
當時在刑部任職的唐照青，親眼目睹了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頭的經過，並在《戊戌紀事八十韻》中追憶道：“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呋。譚子氣為降，餘怒衝冠發。二楊默無言，俯仰但蹙額。”而劉光第則至死呼冤，大聲詰問：“祖制雖強盜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身上的鐐銬隨他的義憤哐哐作響。據說劉光第被殺後，點血俱無，但覺有白氣道衝出。劊子手都說：“是實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氣上衝，其神上升於天也。”
當時的廣東會館就位於菜市口衚衕的84號，但康廣仁就義後，“粵人竟莫敢過問。”譚嗣同和林旭的屍體也是幾日後才被人收殮。十四年後（1912年），作為當時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官員，魯迅遷至北京。他初到北京的住所就是位於菜市口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內，並且一住就是7年多。家喻戶曉的《狂人日記》和《藥》都是誕生於此。或許魯迅筆下的狂人痴語與革命黨死後眾人爭搶血饅頭的情景，都緣自菜市口刑場。
然而對於菜市口而言，六君子慷慨就義，僅僅是拉開了一個濫殺時代的序幕。在隨後的庚子年（1900年），菜市口作為刑場的繁忙第一次掩蓋過了鬧市的繁華。白蓮教、義和團、主戰派、主和派，他們的生命都如鴻毛一樣，輪番地飄落在菜市口的土地之上，用鮮血為清王朝寫下了最後的腳註。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宣佈退位，個王朝終結了。民國三年（1914年）11月27日，民國政府頒行了《懲治盜匪法》其中第6條規定，“死刑得用槍斃”。這句讀起來略顯生澀的法律條文，標誌著斬刑從此廢除，更為人道主義的槍決成為死刑唯形式。死刑的具體執行方式也不再被作為對囚犯的一種懲罰和羞辱—每個生命在最後的時刻都得到了起碼的尊重與保護，圍觀被明令禁止了。
民國政府的刑場，終於沒有設在繁華鬧市，而是從人口稠密的菜市口，遷到了當時空曠的天橋南大道西面的先農壇二道門外。
一個荒謬的時代，一群曾經出現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員和舞臺下的看客，都與曾通過血影刀光反射清王朝歷史的菜市口一樣，慢慢淡出了歷史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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