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极刑之上的刑罚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除了各大庙会，就要数位于南二环的菜市口了。
其实，菜市口的热闹和繁华要比这早得多，可远溯至明代，这里本是当时北京城内最大的蔬菜市场，并因此而得名。只不过明代时叫做“菜市街”，清代才改称为“菜市口”。所谓菜市口，并不仅指一个路口，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印制的《清北京城图》上标注的菜市口，位于宣外大街与广内大街交汇的路南，东起神仙胡同，西至北半截胡同，是一个区域的泛称。
菜市口的繁华源于其在北京城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明清两代，南方各地的商贾、货物要想抵达京城，除了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之外，还有一条旱路—沿太行山东麓，走北京城西南的芦沟桥跨越永定河，从广安门进城。而菜市口恰恰就位于进城后不多远的宣武门外大街和广安门内大街的交汇处。经菜市口向北可入宣武门，向东直行便是正阳门，于是这里变成了集散货物、分流交通的要冲。甚至各省用于接待本省人士赴京考试、经商的地方会所诸如湖广会馆、潮州会馆、南海会馆都聚集于此。
然而菜市口的闻名于天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繁华喧闹，更多被后人提及的，是它的另一个用途——大清刑场。
血腥恐怖的刑场，难道不应该选择荒郊野外的僻静之地么？清王朝为何会将闹市做为刑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定都北京的元、明二朝，都把刑场设在了哪里。
元代的刑场设在城北的柴市口，大体位置相当于现在东城区的交道口，紧邻皇城、大都路总管府、警巡院、倒钞库、万宁寺与中心阁。其中大都路总管府相当于明清两朝的顺天府，万宁寺是皇家寺院，中心阁则为大都的中心，是重要的城市标志。而柴市口正西边的什刹海，就是元代大运河的北端，即大都的漕运码头，几乎是当时城中最繁华喧闹之地。1283年，一位由状元而步步升至南宋丞相的汉人在这里被斩首，成为南宋士人消亡的一种标志，他就是文天祥。
到了明代，刑场改设在西四牌楼，也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在这里有两个著名的人物被处以极刑——凌迟。他们就是刘瑾和袁崇焕。这两人一奸一忠；一个是宫中宦官，个是守边将领；一个祸国殃民，一个保家卫国。由于满清的反间计和时人对袁崇焕的误解，两人被凌迟时都受到了百姓一样残酷地对待——相争食其肉。
如此看来，元、明两代的刑场，都设在了城中的繁华之处。清王朝只是延续了这种传统。答案已然呼之欲出，以闹市为刑场的原因，无非是把刑场设定为一个舞台，一个展示极刑让更多人围观的舞台。对于一个看重名声清白的人情社会，这种将极刑“示众”的做法，无疑是比死亡本身还残酷的一种惩罚。因为这样的惩罚，并不以死亡作为终结。
同时，在民智未开，又缺乏有效教化途径的古代，杀人示众以血腥直观的方式刺激了百姓的视听，最大程度地达到了行刑以威慑百姓的作用，成为当时“法制教育”的一种主要手段。
清代一朝，死后惨遭示众最久的，恐怕要数雍正年间因牵扯进年羹尧案而被判斩刑的汪景祺。当时雍正皇帝在对汪景祺的处理意见上，朱批了“立斩枭示”四个字。这个“示”字便指明了不光要砍头，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这颗头颅在菜市口挂了多久？一直悬挂到雍正驾崩，直到乾隆朝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说实在有碍观瞻，这才将早已风化的头骨择地掩埋。
通往死亡之路
上个世纪末，拓宽广安大街的同时，由菜市口丁字街向南开辟出一条连接二环的宽敞马路，原来的丁字路口，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菜市口胡同也随之晋级为“菜市口大街”。可清代时，汇集于菜市口的三条胡同都不及十米宽，碰上“刑人”的日子，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场面可想而知。清代小说家和邦额就曾记述过，有一次正逢秋天路过菜市口，“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的喧腾场面。
当时在菜市口受斩刑，民间称之为“出红差”或者“出大差”。所谓“红差”，比较形象，指的就是流血毙命。而“大差”则较为隐晦，大意是说您这趟差出得时间特别久，久到永远都回不来了。清代京城等待处死的犯人，有大半是关押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帽儿胡同一带的顺天府监狱。从这里将犯人押解到菜市口有段不近的路程，道路两旁做生意的、路过的、寻常住家，都会侧目围观，指指点点。在这条通往死亡的漫漫长路上有两个必经之地，一为甘石桥，二为宣武门。这两处地方也因此被戏称为“赶尸桥和“死门”。只可惜当时的“甘石桥”如今只保留了地名，位于今天的西单商场附近，而那座栏杆石桥早已无迹可寻。宣武门也在1966年修缮地铁时被夷为平地，转而辟为宣武门东、西大街。
不过按照清朝律法的程序，想要把犯人送到菜市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经过层层审讯与批示。
为了体现皇帝体恤百姓的仁爱之心和万民之主的无上地位，全国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从地方逐级上传，由皇帝亲自审核。通常皇帝会将案件转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会审。会审结果再次上报，皇帝做出“批红”：一般死刑犯被判“绞监候”或“斩监候”，即收监后被判以绞刑或死刑。因为在农历八月的秋审，他们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据《光绪会典》记载，经过秋审的案件，可分为情实、缓决、可矜（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承养祀（情节较重，但父母年老或身为独子）四种情况。即使在这次秋审中再次领获死刑的犯人，仍然保有最后一次“翻牌”的机会，那就是每年霜降前的朝审。
朝审当日，天刚蒙蒙亮，所有死刑犯都会被从牢中提出，走西长安门进入皇城，被带到刑部朝房前的空地，面朝西逐个跪下，等候三法司官员边翻阅案卷，边做最后的案情核实。这个候审的场所，就位于现在中山公园南门到天安门城楼西墙这一带的地段上。朝审结束后，名册上姓名旁边被画了勾的，就表示该犯死期已到，称为“勾决没有画勾的，叫做“勾免”，说明这个犯人可以多活上一年。这些“勾免”的犯人会从西三门被带回西郊民巷的刑部大牢。死囚的亲属们往往会事先拿着麻线穿好的山里红，早早候在西三门外，趁机把山里红挂在幸获缓刑的亲友身上，并大喊“您大喜啦”，这叫做“朝审挂红”，是庆祝亲友又能多得年阳寿。据说，当时年年缓刑，前后拖了二十余年，最终老死狱中的也大有人在。
在清朝初期，统治者们大都能够严格践行繁杂的司法程序。为了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刑法的力度也比较轻缓，除了大奸大恶，动摇国本的贼臣乱党，被判以极刑的囚犯非常少见。
不同命运的科考大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菜市口曾经上演了一场绝无仅有的民杀“官”的闹剧。
那一天，菜市口像往常一样车水马龙，来自各地的菜贩、商贾、还有刚刚参加了科举考试滞留在京城的举子们聚集于此。忽然，在片喧杂声中，一群书生模样的人，鸣锣击鼓，声势浩大地从一条胡同拐到了菜市口药店鹤年堂前面的空场上。这里正是每年秋后，朝廷问斩钦犯的地方。只见为首的书生“哐框”几声锣响，把众人聚在了一起，场中央放着两具草人，上面的纸条分别写着汪霖”、“姚士磊”——本次贡院科场主考官与副主考官的名号。
“科考不公，主考官收受贿赂，与行贿者串通一气，作弊造假，要求严惩主考官，还我等公道！”此时，围观的百姓已经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堵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凑上前看个热闹。一番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之后，只见一个身板结实的书生举起一把大刀，直接斩下了两具草人的脑袋。其他的二三十名考生也就势围了上来，对草人一阵拳打脚踢后，方肯碎“尸”而散。
这件“斩草人案”缘起当年一场无疾而终的科举舞弊案。当时的贡院科场主考官汪霖，与监卷御史丁棠发是同乡好友。据说两人在考试过程中，假意搜查考生卷子，以造成考场混乱，给贿赂者创造作弊的时机。
按照规定，发榜几日之后，落榜考生可以领回落卷，不中的卷子也要附有批语，写明不中原因，以示公正。但这次落榜的考生领出落卷一看，竟然大多没有被批阅，于是认定此前的谣言不假，此次科场考试定有作弊行为，而后便上演了这出闹剧。
考官们是否曾经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纵然有这种可能性，但也尚未水落石出。此时，考生们这种杀“官”泄愤的行为，无疑是犯了以下犯上，亵渎朝廷命官的罪名。这件事一时间在朝野被传得沸沸扬扬，也成了市井百姓的谈资。
有趣的是，康熙帝在关于这件“荒唐事的奏折上，只批复了三个字—“知道了”，既未深究科考案的真相，也不曾降罪于聚众闹事的考生，草草地息事宁人了事。这样的结果是出于利益权衡也罢，出于一位明君的仁慈之心也罢，却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缩影。
几世之后，菜市口依旧在繁华中迎来送往，而清廷却日益内优外困，这种情势也在定罪量刑上体现出来。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一大早，4辆囚车就从刑部大牢直抵菜市口。虽然犯人只有4名，押解的官兵却足足有近百名，声势之浩大，连在菜市口看惯了刑人的老人儿，也没见过这般排场。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这4名犯人到达刑场后由西向东依次排开，然后就不见了下文，也没有监斩官前来执刑。
与喧闹纷杂的菜市口截然不同的是，此时颐和园勤政殿内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咸丰皇帝正在这里召集众大臣商审一件科举舞弊大案的最终处理意见，而此案的4名主犯——罗鸿绎、李鹤龄、浦安和柏葰，此刻就跪在菜市口刑场等候发落。
案件还要从前一年的全国乡试谈起。这一年的乡试如往常一样，在八月八日开考，随后于九月十六日发榜。可是在皇帝眼皮底下的顺天府乡试中举的名单上却出现了平龄的名字。
平龄是当时有名的旗人票友儿，平时无心读书，只爱登台演戏。但他这回不但中举，还进了前十名，这无疑引起了士子们的质疑。随后，便有御史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指出“平龄朱墨不符”。
原来为了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亲笔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统一由指定人员用朱笔照抄后再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经被做了手脚，而“戊午科场案”也就此立案。
十月二十四日，此次乡试的全部试卷在圆明园朝房重新勘察，这一查不要紧，300份试卷中居然有50余份出现问题。甚至其中一份试卷上的错别字就达300多个。咸丰帝闻讯大怒，下令严查。
随着案情的深入，主考官桕葰直接卷人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原来，其中一名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转而请求柏葰调换罗的试卷使其中举。柏葰最终推诿不过，碍于面子，只得安排罗鸿绎中举，但是名次并不理想，排在370名外。按照清律，科场获罪，一律判处死刑，这4人无一能够幸免。
柏葰当时身兼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与军机处领班大臣，可谓位极人臣，加上他其实并未在此案中获利，只在罗鸿绎拜访老师时，收到了16两的谢师礼。所以直至行刑前，咸丰帝对于如何处理柏葰，还一直举棋不定，也因而召开了这次勤政殿的会议。
圣意不明，谁也不敢贸然表态，唯独柏葰的政治宿敌，时任刑部尚书的肃顺在会议上力陈其罪行，提出无论他是否收受贿赂，但辜负皇上圣恩，藐视国家法律是实，坚决要判处柏葰在内的4名主犯死刑。根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皇帝纵然百般不忍，也只能言道，“情虽可原，法难宽宥”。
在清朝，极少有正一品大员被公开处斩，像和珅这样罪大恶极的贪官也仅是被赐自尽。同样是科场舞弊，与斩草人案时隔100多年的“戊午科场案”，在菜市口斩下的却是血淋淋的人头。对于刑法《周礼》有所载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两起科场案的不同结果，正是清初与清末不同国家情势的表现。
令九泉之下的柏葰稍感欣慰的是，菜市口很快就等来了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肃顺。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辞世，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辛酉事变，肃顺在密云被捕拿，随后被加以“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各国”等罪名，判处斩首。
按清朝律法，肃顺作为旗人，理应在内务府或宗人府处死。但慈禧眼中难容肃顺，所以将他送到菜市口斩首，以示羞辱，这也正是乱刑重罚在肃顺身上的体现。随着肃顺人头落地，喷流如注的鲜血染红了菜市口的土地，清王朝拉开了风雨飘摇的序幕，菜市口迎来了它杀戮的巅峰时刻。
滥杀之后的谢幕
菜市口不再仅限于是一个斩杀“问题百姓”的刑场，越来越多在政治斗争中惨败的官员，相继殒命于菜市口，而这里也更多地上演了“斩立决”的戏码。
所谓“斩立决”即不再等到秋审后问斩，而是直接执行死刑。按照清初名臣姚文然所述，立决本不可轻用，只有“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容于天地之间”的滔天大罪，才可被处以斩立决。但对于这个行驶在下坡路上的帝国，“斩立决”早已被视作了控制其下滑速度的急刹车，而对于好事的看客而言，菜市口上演的刑人大戏，则是一天比一天“精彩”。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问斩的戊戌六君子。
坐在囚车之中的6个钦犯，虽说是因为戊戌变法而获罪，但其实并不是标准意义的改革派。比如刘光第原是刑部官员，立场在维新与守旧之间；杨锐虽然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与康多有不合，甚至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则是“以弟代兄罪”；林旭、谭嗣同与杨深秀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以上这6人除了康广仁，都位列四品，虽然他们在变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是变法的核心人物，而且这6人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被“不讯而诛”。显然此时的菜市口已然沦为了慈禧太后铲除异己的屠场。
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唐照青，亲眼目睹了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的经过，并在《戊戌纪事八十韵》中追忆道：“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呋。谭子气为降，余怒冲冠发。二杨默无言，俯仰但蹙额。”而刘光第则至死呼冤，大声诘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身上的镣铐随他的义愤哐哐作响。据说刘光第被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道冲出。刽子手都说：“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
当时的广东会馆就位于菜市口胡同的84号，但康广仁就义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和林旭的尸体也是几日后才被人收殓。十四年后（1912年），作为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官员，鲁迅迁至北京。他初到北京的住所就是位于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内，并且一住就是7年多。家喻户晓的《狂人日记》和《药》都是诞生于此。或许鲁迅笔下的狂人痴语与革命党死后众人争抢血馒头的情景，都缘自菜市口刑场。
然而对于菜市口而言，六君子慷慨就义，仅仅是拉开了一个滥杀时代的序幕。在随后的庚子年（1900年），菜市口作为刑场的繁忙第一次掩盖过了闹市的繁华。白莲教、义和团、主战派、主和派，他们的生命都如鸿毛一样，轮番地飘落在菜市口的土地之上，用鲜血为清王朝写下了最后的脚注。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个王朝终结了。民国三年（1914年）11月27日，民国政府颁行了《惩治盗匪法》其中第6条规定，“死刑得用枪毙”。这句读起来略显生涩的法律条文，标志着斩刑从此废除，更为人道主义的枪决成为死刑唯形式。死刑的具体执行方式也不再被作为对囚犯的一种惩罚和羞辱—每个生命在最后的时刻都得到了起码的尊重与保护，围观被明令禁止了。
民国政府的刑场，终于没有设在繁华闹市，而是从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到了当时空旷的天桥南大道西面的先农坛二道门外。
一个荒谬的时代，一群曾经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和舞台下的看客，都与曾通过血影刀光反射清王朝历史的菜市口一样，慢慢淡出了历史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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