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的天京事變及其後的石達開出走，是太平天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此後的太平天國不僅陷入了“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的困境，更為嚴重的是出現了朝政混亂，士氣低落，人心渙散，將領離心的局面。清軍乘此有利時機，從東西兩線向太平軍反撲。
天京內亂後，清廷趁機三面進逼
西線，曾國藩率領湘軍相繼攻陷了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武漢、九江，包圍了天京城的門戶、安徽省首府——安慶。東線，清軍集合綠營兵分別紮寨於鎮江、揚州，重建了江北、江南大營，再度包圍了天京。相比於順江而下、穩紮穩打的湘軍，江北、江南大營無疑威脅更大。
到1858年3月，江南大營的清軍先後攻陷了溧水、句容、鎮江、瓜州、秣陵關等地；江北大營也相繼攻克浦口、江浦，在這兩面夾擊之下，天京城的形勢變得更加危急。為了應對這一緊張局面，1858年9月太平天國軍事上的兩個後起之秀陳玉成、李秀成，聯手出擊，在浦口大敗綠營兵主力，攻破江北大營，並收復了揚州、六合等地。
先攻杭州調動清軍，然後攻破江南大營
天京的壓力雖然有所減輕，但江南大營仍是心腹大患。而且江南大營經過守將和春、張國樑多年經營，已經築起了長長的高牆，工事堅固、兵力雄厚。為了攻破這裡，陳玉成、李秀成等決定採用“圍魏救趙”的策略:“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師自救，必獲捷報也。”
1860年2月，李秀成率軍由皖南直趨浙江，並冒充清軍旗幟衣號，進襲杭州，並於3月19日攻佔之。杭州是浙江首府，更是江南大營糧餉的來源。因此，江南大營緊急出動1萬多精銳前往救授。李秀成見調虎離山、分軍江南大營的目的達到，便在城中遍插旗幟以為疑兵，於24日連夜撤離杭州，由小路急返天京。5月初，陳玉成、李秀成等五路大軍10餘萬人齊集天京城外，猛攻江南大營，將其徹底摧毀，併成功擊潰了城內的3萬餘守軍，天京之圍遂解。
太平軍進軍武漢、蘇浙，欲再救安慶
可惜，當太平軍故技重施，想用同樣的“圍魏救趙”之計解安慶之圍時，卻沒有起到絲毫作用。1860年9月，太平軍各路將領齊聚天京，提出了進軍湖北、蘇浙，迫使清軍撤安慶之圍的戰略決策。1861年3月，太平軍一路進軍湖北，勢如破竹，很快攻下了黃州府等地，此時武漢空虛，兵不滿3千，遠在前線的湖北巡撫胡林翼急得吐血，不住埋怨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顧家”。當時的湖北可是湘軍軍餉的重要來源，各部將領紛紛要求回師救援。
同時，另一路天平軍向東出發，1個半月內攻城略地，佔據蘇南和浙江許多州縣，開闢了蘇浙根據地，嚴重威脅清廷在江南的財賦之區。清廷為此心急如焚，連番下旨嚴令曾國藩進軍江南，並令其署理兩江總督，即刻趕赴蘇州就任，確保江南半壁。但曾國藩對於清廷的旨意或拖延應付，或置之不理，一門心思緊緊咬住安慶不放。
曾國藩不為所動，一心攻克安慶扭轉被動局面
公元1860年8月，清廷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節制水陸各軍，令其迅速進軍蘇浙。但曾國藩卻始終不為所動，拒不應命，一門心思千方百計圍攻安慶，“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與之爭得失”。最終，隨著安慶的失陷，天京門戶洞開，陳玉成、李秀成等各路太平軍在東西兩面的努力全部功虧一簣，只能放棄已經拿下的廣闊地盤，撤軍返回救援天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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