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白之後，
終於有一群中國人敢再仗劍天涯
李白是中國個人浪漫主義的一個巔峰，自從李白騎鯨捉月去後，中國文化中的這一脈斷絕。
杜甫的國家敘事，李商隱的錦瑟綺懷，白居易的長篇鉅著，都少了一分浪漫瀟灑，似乎只有李白，是那麼獨特，仗劍天涯，任俠使性，讓中國人看到另一種人生。
之後宋明理學，滿清文字獄，中國人思想被戴上重重鐐銬枷鎖，而李白所代表的文化氣質，經此斷絕。
誰曾想到，1200年後，中國香港，一位隨著時代變幻流落至此的北京青年，終於再拾起李白的長劍，一舞劍器動四方，將中國文化中的任俠瀟灑氣質續上，此人，便是開創了中國武俠電影的導演——胡金銓。
你會說，一個拍武俠片的商業導演，出品的都是些迎合大眾口味的電影，怎麼能和中國詩仙李白的氣質相比？我肯定是在胡說八道吸引眼球了。
但我自有道理。武俠電影作為中國唯一的本土類型片，它究竟代表著怎樣一種文化呢？是打打殺殺的感官刺激？還是梁山好漢自行審判的劫富濟貧？
儘管上面這些元素都是武俠片裡有的，但武俠片的意義絕非如此。武俠片最關鍵的精神，是在不自由的世界裡堅持一種自由的活法。
我們想想看，真正意義上的俠客，都是些什麼樣的人？李白的形象，現在都是詩仙，可是李白在四十三歲的時候才被皇帝召見，當了翰林供奉。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仗劍天涯的俠客，四處求學遊歷，精通劍術，任俠使性。
這與他的身世有關，他出生商人家庭，雖然有些錢，但商人子弟不允許參加科舉。他的上升通道，被巨大的枷鎖困住，他是不自由的，他有才華，但是傳統的上升通道連門都不給他進。
可是，有著這麼多枷鎖限制的李白，卻活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瀟灑最自由的人格。
所謂高力士脫靴，楊貴妃磨墨，天子呼來不上船這樣的典故，自然只是傳說，但是這些傳說不加上別人身上，而加在李白身上，說明李白在人們心中就是一個可以靠氣勢讓權貴禮讓三分的人，這方面氣質拿捏的死死的。
李白就這樣在不自由的世界裡，堅持著自由活法的大俠。
李白之後，中國平民再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尊敬，中國文化裡也再不見這樣的自由氣質。後世小說中彷彿見到了一點傳承，比如《水滸傳》裡的好漢，《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可好漢最終想的是招安，孫悟空最後也戴上了緊箍咒，終歸還是不自由。
只有1000多年後，在底層文人之間興起的武俠小說，俠客們在一個架空世界裡自由自在的生活，堪稱繼承李白自由氣質的奇葩。
2、
第一個把中國武俠片帶向世界的人
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武俠電影，是1928年上映的《火燒紅蓮寺》，改編自中國第一位武俠小說名家平江不肖生的小說《江湖奇俠傳》。儘管上映時萬人空巷，但是武俠片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被國民黨政府查禁。
此後武俠電影絕跡於中國大陸，一些武俠電影人才紛紛流落到香港、臺灣地區，而胡金銓便是開創武俠片新風格，把這種中國特色的類型片帶向世界的第一人。
1932年，胡金銓出生於北京一個官僚家庭，祖父曾做過山西巡撫，父親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49年，江山鼎革，父輩受難，父親被關進了熱河改造營，幾年後死去。剛剛上到高二的胡金銓，因為時代背景，不得不輟學流落到香港，在香港，沒有人認他的大陸文憑，他想要報考大學遭到拒絕。
無奈之下，胡金銓只好去工廠當學徒來維持生計。此後，他做過多份工作，都是在社會底層討口飯吃，因為脾氣倔強，經常丟掉工作。
青年胡金銓
1951年，19歲的胡金銓誤打誤撞進入了香港電影行業，從最基層的打雜開始做起，此後，他在香港電影圈打拼十餘年，1966年，拍出了個人第一部武俠電影《大醉俠》，第二年又拍出了開創中國武俠片新局面的《龍門客棧》。
《龍門客棧》的出現，直到今天依然影響著中國武俠片的格局。
胡金銓之前的武俠片，可謂“怪力亂神”，什麼“隱形遁跡、空中飛行、口吐飛劍、掌心發雷”，簡直如同雜耍一般，難登大雅之堂。
胡金銓影片中俠客們的打鬥，也是一招一式都有交待，每一道力量都有源頭，每一次出招都有來回，高手們的對決，更是充滿了韻味。猶如日本導演黑澤明拍的武士電影，一招一式都是道的體現。
由於是道具出身，胡金銓的電影風格還有一個現在看起來不可能的習慣，就是對道具的考究。他甚至可以為了一塊舊布的質感，不用做舊的手法，而是直接讓這塊布放著自然變舊，在花了幾年建起一個場景後，會故意放火燒掉一些建築，來營造真實的感覺。
1971年，他花三年時間拍攝了《俠女》。在當時流水線作業的香港影壇，能夠給他三年時間來拍一部武俠片，是很難得的。
對於品質的精雕細琢，終於有了回報，《俠女》獲得了28屆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胡金銓一下子成了國際知名導演，而中國的武俠片也第一次走向了世界。
《俠女》中最為著名的橋段，就是那場竹林大戰，後來多位華人導演都有致敬這個橋段的作品。比如李安的《臥虎藏龍》和張藝謀的十面埋伏。
3、
武俠中的自由，
究竟是怎樣的自由？
武俠片和武俠小說雙劍合璧形成的武俠文化，在華人世界影響極大。
金庸小說鼎盛時期，有“凡有華人處，都讀金庸書”的傳說。而武俠電影，更是憑藉著光影藝術走進了每一位華人的生活。
看武俠，主要是過癮。
中國自古有遊俠的傳統，有拔刀相助的傳統。可是現實中，這些仗劍天涯的俠客，要麼就是被官府查禁，要麼就是向生活妥協。《水滸傳》裡的阮小七，花名“活閻羅”，年輕時何等英雄，可是老了以後，不斷妥協，以至於被鄉紳欺凌，最後忍無可忍殺了惡霸全家。
辛棄疾文武雙全，曾經帶著幾百人殺入敵軍大營，取叛賊首級，可是老了還是“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人是活在現實裡的，英雄一世，卻逃不過飢寒窮三個字，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千百年來，只有李白一人。
武俠世界裡，並沒有現實的煩惱。俠客們個個都是李白，都是千金散盡還復來，都是仗義疏財走天涯，即便是有著深厚歷史背景的胡金銓和電影，金庸的小說，俠客們也極少為現實瑣事牽絆，政府和江湖，是兩個互相管不著的世界。
這樣的自由是從古至今任何一個國家和時代所未有過的，對於華人來說，更是心馳神往。
但如果光是過癮，就會演變成各種“怪力亂神”的江湖雜耍和特技堆砌，武俠也變沒了靈魂。胡金銓影片中的俠客，總是孤獨的行走在蒼茫的天地之中，如同行走的中國畫卷。
在他的代表作《空山靈雨》裡，更是把境界上升到了哲學層次。
這部電影裡用了大量佛教典故，比如和尚們在眾裸女戲水的池邊講經說法，比如把世人覺得最珍貴的寶物燒掉等等，充滿了禪意。
胡金銓把中國文化的精髓注入到武俠之中，武俠片便有了靈魂。而自從胡金銓之後，儘管許多華人導演都向他致敬，但還是難以學到他的韻味。
現在的武俠片成為了民族英雄主義的道具，黃飛鴻、李小龍、葉問，都是一個弱小民族受到欺辱時奮起反抗的英雄，觀眾們在銀幕上一次次痛打外國人的橋段裡獲得了廉價的民族主義快感。
在這一點上，胡金銓和李白何其相似，自由人格和瀟灑氣質失傳，只剩下沉重的“國仇家恨”，被玩笑似的一次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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