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施行门阀政治的王朝，在东晋，以士族门阀为核心的门阀集团，一直把持着东晋的最高权力。江东的士族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拨，一拨是从北方逃难到江东的北方士族，还有一拨是江东本土的江东士族。东晋也是建立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合作的基础上的，然而东晋建立后，执政的都是北方士族，而江东士族则遭到冷落，特别是颍川庾氏执政以后，门阀政治逐渐巩固和稳固，江东士族逐渐被边缘化，沦为门阀政治的配角。
江东士族为东晋的建立，立下过大功。在东晋初期，江东士族也是门阀政治的重要参与者，然而随着政局的发展，江东士族遭遇排挤、冷落，基本上丧失了门阀政治的参与权。江东士族，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
江东士族为东晋的建立立下大功
江东士族大体上可以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士族，代表是吴郡四姓：顾氏、陆氏、朱氏、张氏；另一类是武力强宗，代表是义兴周氏。就影响力而言，文化士族高于武力强宗，也是江东士族的代表。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琅琊王司马睿奉命出镇江东。当时江东地区并不太平，当时在江东有三支势力，而且各自的目标完全不一样。一是以江东士族为代表的本土派，他们企图建立一个类似东吴那样能保护江东士族利益的割据政权；二是以琅琊王司马睿为代表的西晋流亡政府，他们企图在江东另起炉灶，建立起另一个司马氏政权，以维护司马氏在江东的统治；三是以石冰、陈敏为代表的外部势力，他们企图趁浑水摸鱼，借西晋末年乱世之机会，控制江东地区。
这三支势力，其中有两个是外来的，一个是本地的。实力最弱的是外部势力，真正能能影响江东局势的是西晋流亡政府和江东本土派。但是西晋流亡政府和江东本土派也有各自的弱点，西晋流亡政府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力很弱，江东地区并不拥护他们。江东本土派虽然坐地利之便，而且久居江东，影响力巨大。但是江东本土派内部缺少一个领军式的人物，并领导江东士族建立起类似东吴那样的格局政权。江东本土派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事，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以当时的情势，江东本土派能联合的，只能是司马睿。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联合江东各大士族，率领江东士族的宗族武装，连续发动了三次征讨行动，稳定江东局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定江南。周玘领导的三定江南行动，为司马睿立足江东铺平了道路，为东晋的建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奠定了东晋立国江东的基础，为东晋的建立立下大功。
除了义兴周氏这个武力强宗，包括吴郡四姓和贺氏、纪氏在内的文化士族，对东晋的建立，功劳颇多。义兴周氏以武功闻名，打仗平叛是一把好手，但是缺乏文化底蕴，社会影响力也不及文化士族，缺乏稳定人心的能力。而真正有能力稳定人心的是文化士族，当时司马睿初来江东，急需民心归附，特别是江东本地人的支持。能对江东人心造成重大影响的，只有江东的文化士族，如果江东文化士族归附并支持司马睿，那么其他人和势力也一定会效仿之，这对司马睿而言，简直是太重要了。
司马睿最倚重的幕僚王导，出身北方士族琅琊王氏，他深知不管是司马睿还是北方士族，要想在江东立足，就必须取得江东士族特别是文化士族的支持。
于是王导以司马睿特使的身份，拜访当时江东文化士族的领袖人物顾荣、贺循，经过一番长谈之后，顾荣、贺循亲自拜见了司马睿，表达了司马睿的支持。
（司马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
以顾荣、贺循为代表的江东文化士族，归附司马睿，其中的愿意是不言而喻的。顾荣、贺循带动了整个文化士族司马睿，这也意味着江东主流政治势力都支持司马睿。这对异乡人身份的司马睿而言，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无论是武力强宗，还是文化士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江东士族，在助建东晋这件事上，确实是立下过很大功劳的。
东晋建立后，北方士族主导门阀政治，并压制江东士族，使得江东士族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在登基仪式上，司马睿甚至拉着王导的手，邀请王导共坐龙椅，被王导婉拒。足见司马睿对王敦的器重。以王导和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是东晋开国的首席功臣，自然得到重用。
王导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又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王敦官拜大将军，加侍中、江州牧，后迁为荆州刺史。
而同样立下大功的江东士族，除了纪瞻因为劝谏司马睿称帝之功而被授予侍中、尚书这样比较重要的官职之外，其他人则基本上被安排在不怎么重要的位子上。贺循先后任军谘祭酒、太常。顾荣在东晋建立前就病死了，而他生前担任的职务不过是军司，加散骑常侍。这些都是些闲职。
周玘也同样是在东晋建立前就病死了，他有三定江南的大功，却被外放到吴兴担任太守。周玘在吴兴太守任内，因为对北方士族把持朝政非常不满，甚至密谋造反。可惜还没行动，他就先病死了。
可以看得出，东晋朝廷重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而对江东士族却是外热内冷，表面礼遇江东士族，实际上很排斥。
一方面，朝廷表现出对江东士族“求贤若渴”的态度，除了礼遇以顾氏、陆氏、纪氏为代表的江东士族，还对他们推荐的江东人才也尽量录用。另一方面，朝廷又不把江东士族放在重要的位置，只用来装点门面。朝廷信任的，还是北方士族，而北方士族一直处于权力中枢。
以三公和顾命大臣为例，终东晋一朝，三公和顾命大臣的位子，一直由北方士族牢牢控制着。除了陆晔、陆玩之外，再无江东士族担任三公和顾命大臣。
在权力分配方面，北方士族是主导者，江东士族是参与者。在东晋权力架构中，北方士族始终对江东士族形成明显压制。江东士族即便能担任一些重要的官职，也要接受北方士族的领导。
陆玩在担任尚书令期间，当时王导任录尚书事，职权在陆玩之上。陆玩任尚书令八年，这期间一直不敢得罪王导，大事小情都让王导决断，陆玩自己无所作为。
在北方士族主导东晋权力的情况下，江东士族即便能参与到门阀政治中，也总被北方士族所抑制。琅琊王氏执政期间，江东士族一直屈居北方士族之下，无法和北方士族平起平坐。
司马氏皇族和北方士族关系紧密，他们看重北方士族，而江东士族难获其信任，在政治上难有作为
司马睿早年未出镇江东之前，其封国在琅琊郡，而当地首屈一指的士族就是王氏，司马睿和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关系非常好，司马睿身边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势力圈。司马睿过江后，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在军事上依靠王敦。
尽管司马睿来江东之时，急需江东士族的支持，他也为了取得江东士族的支持，做了很多面子工程，但这都是做给时人看的，他内心还是最看重北方士族的，毕竟北方士族和他有深厚的渊源，而且也是和他一起来江东的。司马睿初到江东时，把江东当作异乡，有种寄人篱下的感慨。他对江东士族的真实态度，可想而知。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世说新语》
及至后来司马睿站稳脚跟，并且建立了东晋王朝以后，已经沦为傀儡的司马睿在心里上，还认同北方士族的。琅琊王氏执掌东晋后，司马睿不甘心做傀儡皇帝，意欲重振皇权，于是王敦果断出身压制皇权的反抗，由此引发了王敦之乱。尽管王敦之乱是司马氏皇族和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和江东士族没有太大关系。但在东晋初期，江东士族仍然在东晋政坛扮演重要角色，江东士族很难置身事外。
在王敦之乱中，江东士族遭受了沉重打击。武力强宗义兴周氏被灭族，文化士族中的顾氏、张氏等士族门阀里的重要人物许多都在战乱中遇害。
王敦之乱平息后，琅琊王氏和司马氏皇族关系破裂，晋明帝提拔颍川庾氏以抵制琅琊王氏，由此让颍川庾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第二个执掌东晋的士族门阀。
和琅琊王氏一样，颍川庾氏也是北方士族出身。为什么晋明帝不愿意借江东士族之力来制约琅琊王氏，而非要重用颍川庾氏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是关键是司马氏皇族信任和依赖的是北方士族，即便和北方士族有了矛盾，司马氏皇族也不会引入江东士族的力量介入其中。毕竟司马氏皇族和北方士族都来自北方，关系密切。司马氏皇族当然是愿意重用北方士族，而不是江东士族了。
尽管司马氏皇族在东晋权力架构中，不是主导力量，但毕竟是皇权象征，仍然有一定的政治实力。得不到司马氏皇族信任的江东士族，自然很难在政坛发挥作用。
江东士族实力不济，无法主导门阀政治，只能接受北方士族的领导
由于江东士族实力明显比如北方士族，终东晋一朝，江东士族始终活在北方士族的阴影之下。北方士族具有驾驭江东士族的实力和能力，江东士族不得不臣服于北方士族，接受北方士族的领导，自然也需要接受由北方士族主导门阀政治的事实。
实力不济的背后，是江东士族人才匮乏的体现。北方士族人才济济，从王导到庾亮，从桓温到谢安，都是能独当一面、支撑东晋王朝的杰出人才。江东士族则没有这样的优秀人才，特别是东晋中后期以后，江东士族人才逐渐呈凋零之势，在东晋政坛愈发暗淡无光。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些北方士族先后执掌东晋，而江东士族却逐渐沦为门阀政治的配角和看客。桓温北伐和谋逆，谢安、谢玄指挥淝水之战。这些关乎东晋存亡的重大事件中，已经看不到江东士族的身影了，全部都是北方士族参与其中。
实力强劲的北方士族撑起了东晋的一片天，也是影响东晋命运前途的主导力量，实力不足的江东士族，并没有和北方士族平起平坐、共享政治权力的实力和能力，接受北方士族的领导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东晋初期，江东士族还有不少人活跃在东晋政坛，发挥重要作用。及至东晋中后期，随着江东士族人才凋零，其作用和地位一步步衰退。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已然成了无足轻重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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