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除了遷都及各種漢化政策，還著手進行了另外一項意義深遠的改革，雖然這項改革在以往不算什麼，但是在北魏，還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公務員開始領工資了。
一、北魏公務員制度的展開
這與北魏開國的歷史有莫大的關聯。北魏原名為代，國都在北京的西北部、今天的內蒙古境內。當中原王朝強盛的時候，草原民族可能還會略有收斂，但是當中原無主、神器鼎移之時，往往是草原群雄一展身手之際。
拓跋珪把這種軍隊式的作風帶到了官僚隊伍中，於是在北魏當時實行的制度是稟給和班賜。前者相當於軍隊的軍餉，可以保證官員基本的生活，大部分收入則是依靠打仗前後皇帝的賞賜，也就是班賜，總體上有些類似於如今銷售人員的"底薪加提成"。
在這種制度的激勵下，拓跋珪大展拳腳，把周圍一圈虎視眈眈的國家和部落打跑的打跑，滅掉的滅掉，後來又在參合陂打敗了逐鹿中原最大的對手——前燕。劇本如同三國時代的袁曹之戰一樣，參合陂之戰後不久，前燕開國皇帝慕容垂病死，可憐老皇帝慕容垂一世英武，生了慕容麟和慕容寶這兩個天資有限又不能同心協力的不肖子。就這樣北魏最終成了北中國的統治者，邊界也大體上安定了下來。
但是，沒有打仗班賜自然也少了，而官員不領俸祿的規矩卻一直沒人說要廢除。於是，拓跋珪以來歷代北魏皇帝所任命的將軍、尚書乃至於王公伯侯，都一直都處於只有職權、不領錢的狀態中。其吏治可想而知，中央的官員還稍微好一些，因為經常能見到天子，得到班賜的機會也比地方官吏多很多，但各地的刺史、縣令則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民吃民了，可謂"濁貨為官，政存苟且"。
二、文武百官各有俸祿
到了孝文帝這一朝，隨著遷都和漢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孝文帝決定在朝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大魏的臣僚們，自從道武皇帝開國到現在，祖制授官不給祿，讓你們的祖輩、父輩都光榮地無償為國效力了一百多年！你們看守的是我拓跋家的天下，如何能讓你們如此受苦？我決定，從即日起，文武百官各有俸祿，按季度發放，好叫天下都知道我大魏國從來不薄待為國出力的人！而那些國家的蠹蟲，我也定當嚴懲不貸！"
此令一下，從中央到地方，不同的官員心思也天差地別。相對比較老實的官員自然喜出望外，覺得以後身家有了著落；而聚斂有術的官員則因為懼怕孝文帝最後的那句話而悶悶不樂。當然按照慣例，佔據大多數的還是中間派，在左右觀望準備隨機應變。
根據新出臺的班祿令，郡守這個等級甚至都可以獲得一年一百六十匹絹的高薪，這也正式宣佈北魏開始進入高薪養廉的時代。
有坐轎子的，就有抬轎子的。俸祿制度實行之後，一個叫做高閭的文臣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篇文章來盛讚孝文帝的德政："君班其祿，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儼然已到以德"胡"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事實上，俸祿一發，北魏的吏治確實有了立竿見影的好轉。這個功勞應該歸誰呢？如果大家相信高閭所說的，那自然是感謝孝文帝道德水平高深，把文武百官都感動了，但是顯然，這樣的解釋經濟學家們是不相信的。
在200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和卡爾·夏皮羅合作的一篇文章裡，他們提出了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效率工資。
三、新制度帶來的成果
用斯蒂格利茨的眼光來看，每個北魏的官員不管嘴上說得好聽與否，都有貪腐的傾向，因為金錢和寶物具有絕對的誘惑，當然貪腐在歷朝歷代都是有代價的。
如果做得太過分而觸犯了皇帝，或者被政敵揪住不放成為把柄，都可能成為自己被解職乃至下獄的理由。為了更加形象化，我們假定有這麼一個小官員，他如果不貪，一年能拿到一匹絹的基本稟給，而如果貪腐，則可以拿到相當於一百匹絹的收入，與此同時，造成了八十匹絹的社會損失。同時，孝文帝也會委派一部分人做監察。但是，在當時的時代，對監察機構我們沒有太多的信心，假定這個官員被發現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而一旦被發現，官員會被停職抄家，經受相當於三百匹絹的損失。
那麼如果這位官員選擇貪腐，不被發現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乘以貪腐的收入一百匹，那麼貪腐的期望收益就是八十匹絹；而被發現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乘以三百匹的損失，那麼貪腐給這位官員所帶來的損失是六十匹絹。也就是說，選擇貪腐的淨收益為二十匹絹，而國家在稟給制下只能給他提供一匹絹，顯而易見，這個官員最終選擇做一個貪官還是做一個清官，就要看他的良心是不是能值自己收入的二十倍了，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孝文帝的班祿令一下，這位官員發現自己的薪水是一年十六匹絹。同時孝文帝通過自己的努力狠抓監察工作，也花費了很多絹匹來僱人手給激勵，終於將發現貪腐的概率提高到百分之四十，那麼貪腐給這位官員帶來的損失現在變成一百二十匹絹了，而因為成功貪腐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四十，那麼貪腐的收益也相應變成了六十匹絹。
此消彼長之下，貪腐帶來的淨收益就要變成負數了。那麼，與穩穩當當拿十六匹絹的工資相比，貪腐既擔驚受怕又遭受民怨，而淨收益也降低了，於是，這個官員就很可能選擇老老實實幹活做個清官了。
表面上看，高薪養廉的高薪是取之於民的，等於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是如果貪腐給人民帶來的損害很大，如同上面的例子所說，等於八十匹絹的話，那麼從這八十匹絹裡面加收十六匹絹作為俸祿發放給官吏，以及再從中拿一部分對監督機構進行激勵以提高效率，那總體社會福利還是增加的，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孝文帝的新制度實行之後，北魏的風氣煥然一新。官吏們對老百姓的盤剝和荼毒，較前代有了很大的減輕。
孝文帝對工資制度的改革，其實也說明了一個道理：高薪誠然未必能養廉，但是低薪確實會讓廉潔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尤其當監察制度的改革成效不大且耗費大量社會資源的時候，"高薪養廉"反而可能是一個更經濟也更有效的選擇。
在經濟學家看來，一切決策都可以用收益—成本來核算，這與汙染管理一樣：消滅汙染這個口號喊得很好，但是真要徹底消滅汙染，恐怕全人類都會回到茹毛飲血的時代了；消滅貪汙的口號同樣很誘人，但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權力會天然地帶來租金，消滅腐敗從制度上講也是極其艱難的。所以，與其追求杜絕腐敗，不如對腐敗進行控制，儘量減少腐敗的影響，從而最大化社會福利。
經濟的指揮棒就是如此神奇。後來北魏經濟困難，魏孝莊帝時朝廷停發了百官的俸祿，沒過多久，天下又恢復到了孝文帝之前的樣子——"文武在位，罕有廉潔"。如此，效率工資的理論又再次得到了驗證。
參考文獻：
《魏書·列傳·卷四十二》
《魏書高閭傳》
《北宋為何設置轉運使?宋太祖本想"削藩",卻締造了行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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